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那是在他的右臂骨折愈合之后不久，他到拐峁医院作爱克司光检查。我们把一切准备好，等待着他的到来。他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洪亮的嗓音，爽朗的笑声，立刻使整个窑洞充满了生气。当时，我们的这架爱克司光机是延安唯一的一架，在操作过程中常常要出一点小故障。因此，耽搁的时间比较长。周恩来同志一面耐心地等待着，一面和我们亲切地谈话。他从这一架爱克司光机谈起，问到我们医院各方面的情况。他问得那么仔细，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时答复不出来。当时他特别着重地说，“科学工作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以后我经常看到他对工作那样严格，那样细致，就经常联想到他的这一句话。

        大约是过了一年以后，因为他感冒了，傅连璋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见到我们，对他自己的病只简单谈了几句，而对我们医院的工作，谈了很多，特别问了药品缺乏的情况。看过病之后，我们准备给他开些药。他拒绝了。他说：“我这点病，不吃药也会好的嘛。药品这么紧张，给我开药干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住在重庆。有时候他为了和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讨大事，回到延安。可是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他总还要过问各部门的工作。卫生部门，特别是我们那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是经常关心的。我们那时一听到周副主席回到延安了，就忙着连夜准备汇报材料。因为不定哪一天，他会把卫生部或者医院的负责同志叫去，或者借着到医院看望病人的机会，了解医院的情况。

        他检查我们的工作，非常严，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他每到医院一次，总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一次大的推动。使我们惊奇的是：我们自己常年发现不到的问题他会一眼看到。他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向我们逐步深入地提出问题，直到我们张口结舌，难以回答。

        二

        医院给他送去的材料，他都看得非常认真，考虑得非常仔细。

        大概是1944年冬的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同志要我同他一起去见恩来同志，说恩来同志有关于小儿科的事情要问。恩来同志一见我们就说，他很快就要起身回重庆去，想了解一下陕甘宁边区最多见而又最严重的小儿传染病是什么。我说，有两个病对小孩子的威胁最大，一个是黑热病，另一个是百日咳，由百日咳引起肺炎的很不少，死亡率很高。我还说，托儿所里也发生过这两种病。他随即拿出一份药品器械单，放在自己的面前。那是最近他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的单子，准备设法取得外面的援助。他问我们，治疗这两种病的药品开进去没有。我说，治黑热病的药已经开进去了，至于百日咳，现在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我们开了治疗肺炎的药。接着他问了这两种病的病因和病状，特别对于黑热病，问得非常详细。然后他要我们把单子里治疗黑热病的药指给他，他随即用毛笔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记号。

        “你们应该多做卫生宣传，”他说，“让人们都懂得一些预防这些病的知识。托儿所，你们要去给保育员上课，要去检查。”

        他又问了问关于其他药品的情况。我们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说：“我请你们来，主要是为了提醒你们，药单子里有没有遗漏。我听说这里小孩子的疾病是不少的。”

        三

        从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一直到一年以后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反攻为止，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一直留在陕北，一面与进攻陕北的敌人周旋，一面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行军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吃睡在一起。

        行军的时候，毛主席骑马走在最前面，第二个是恩来同志。每当遇到艰险的地方，恩来同志总是骑马赶到前面去，让毛主席慢走，他亲自和警卫同志一起把前面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才看着毛主席走过去。有一次在行军中遇到一场大雨，大家把衣服都淋湿了，赶到住地，天色已经很黑，大家围着炉灶烤衣服。恩来同志看着毛主席换好衣服坐到热炕上之后，自己才去换衣服。

        恩来同志不仅协助毛主席指挥作战，领导全局，而且亲自过问各项具体工作。他经常关心伤员的治疗和转移的情况，如果发现谁对伤员处理不当，他就给以严厉的批评，并且亲自检查，一直到处理妥善为止。我当时跟随党中央担任卫生工作。有一次我开了一张药品器材单，准备到野战军卫生部去领。恩来同志看了这个单子之后，问我：“我们这里经常有多少人看病？”我说不多。恩来同志说：“那你要这么多的东西干什么？药品器材主要供给作战部队，供给伤员。你在这里工作，只要有一个药包，行军夹起来一走，就可以了。”他并且指示我，以后从野战军取药，一定要经过他批准。

        陕北有些土窑洞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外窑放劳动工具和腌菜缸，里窑住人。毛主席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常常一起在里窑工作到深夜，那腌菜的气味充满了里外窑。全国解放以后，恩来同志经常想念陕北的这一段战争生活，想念陕北的老百姓。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还记得陕北腌菜的味道吗？解放战争时期，我和毛主席在老乡家的里窑，外面是腌菜缸。起先闻着腌菜的味道，有点不习惯，后来不仅习惯了，而且很喜欢。到现在我一想起那个腌菜的味道，就好象又到了陕北。”

        四

        在转战陕北期间，恩来同志给大家做过好几次报告。

        党中央是在1947年9月22日行军到葭县神泉堡的，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正是我军开始全面大反攻的时候。9月28日下午，恩来同志做了一个形势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一年来的过程。我们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接着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了这个报告。当时我是用铅笔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报告的，一直保留到现在。每当翻看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都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记得他在一个打谷场上做这个报告，一直讲到将近黄昏。

        10月14日，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弼时同志、定一同志在神泉堡附近的阎家峁接见了警卫团的新战士。4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恩来同志讲的是土地改革。他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没有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就不会这样快地取得胜利。

        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有几个同志在走过枣树的时候，摘了几个枣子。恩来同志知道了，立刻召集全体随行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他说：“毛主席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你们摘了群众的枣子。不要认为这是小问题。如果我今天不提醒你们注意，明天你们就会侵犯群众更多的利益。”

        1948年春天，我们在陕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三八节”。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女同志是很少的。恩来同志召集男女同志一起开了一个纪念会。先是几个女同志讲了话。最后是恩来同志讲话，他说：“今是妇女的节日，可是我要专对男同志讲几句话。”接着他就讲，男同志必须在家庭观念上、夫妇关系上，破除旧思想，做到真正尊重女同志，关心女同志。

        五

        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毛主席的发动下，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动手，发展起来的。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的，是我们的周总理。这个运动开始于1952年，起因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总理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情况，每一个月做一次书面小结送给他，每两个月做一次全面的书面总结送给毛主席。给毛主席的报告，他都亲自看过，里面提到的数字，他都亲自核对。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952年12月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评比大会。周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出，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之外，还要加一条方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那次会上，他还用勤俭建国的精神教育了大家。本来我们在当年3月间，做了一个开展卫生运动的全年经费预算，送上去之后，总理没有批准，要我们重新做预算，用钱要精打细算。到5月间，我们重新报了一个预算，总理还没有批准，并且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大手大脚，随便开支。一直到8月，总理了解了我们实际开支之后，才把预算批下来。在 12月的大会上，总理说：“你们春天做的预算，我秋天才批，也许你们会埋怨我，说我办事这样慢。可是现在你们会明白，如果我春天就按你们的预算批了，你们大手大脚一花，会浪费国家多少钱。我就是这样，先要你们做好工作，然后才批你们的预算。”

        六

        周总理为了革命事业，总是争分夺秒地在工作。他关心别的同志，从不考虑自己。1954年，总理率领代表团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同志任副团长。总理听说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好，他要我陪同李克农同志先去莫斯科，休息一下。而他自己，一直到动身离开北京之前，还连夜工作。在莫斯科会齐之后，他要李克农同志多停留两天，李克农同志不同意，他们才一起动身。

        总理一直睡眠很少。我们劝他休息，他说他可以利用坐飞机的时间休息。其实，他上了飞机之后，只不过睡了一小会，就又工作起来。

        那次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中间总理去过一次印度，活动是非常紧张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住处是在郊外临时租的一所房子，住得非常拥挤。总理又办公又睡觉的那一间，正是在人们上楼之后必经之路的地方。总理忙了一夜，只能在清早睡一会觉。为了防备上楼的人走错，一下子走进总理的房间，打扰他休息，卫士常常把两盆花放在他的房门前面挡住。有些同志多次建议，再另外找一个地方，让他住得宽敞些，睡觉不至受到打扰，他一直没有同意。

        1955年，总理到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出发的十几天前，他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拆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我们当时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的精神非常好，仍然是每天睡眠很少。有一天夜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住地的院里谈话。已经夜深，陈毅同志劝总理休息。总理说自己的身体很好，随即转过头来指着陈毅同志问我：“他的血压高吗？”并且问了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我告诉他，全团的同志都很好。他高兴地说：“希望你没事做就好了。”

        总理和陈毅同志多次一起出国。陈毅同志对总理非常关心，非常尊重，总是把代表团内的事安排得好好的，让总理可以全副精力对外。总理同样对陈毅同志非常关心，非常尊重。1961年在缅甸，在主人举行的一次便宴上，总理请陈毅同志讲话祝酒。陈毅同志讲过话之后，总理又请他朗诵他写的那一首诗《赠缅甸友人》。陈毅同志很谦虚，连忙摆手笑着说：“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总理说，“我代你朗诵！”随即念了那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一首诗是陈毅同志早在1957年写的。后来缅甸的音乐家把这一首诗谱成了歌曲。

        1956年，总理曾由贺龙同志陪同，访问了东南亚6个国家。在印度访问期间，贺龙同志得了感冒。总理到外面参观的时候，特意要我留下照顾贺龙同志。他参观回来之后，立刻到贺龙同志的住室，了解病情，并且把参观时看到的有兴趣的事，讲给贺龙同志。下午，我给贺龙同志测了体温。

        “体温多少？”贺龙同志问我。

        “还有点高。”

        贺龙同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总理问时，你就说我已经退了烧，完全好了。免得他老是记挂着。”

        七

        总理在每次出国访问之前，总是反复地提醒代表团全体同志，不要犯大国主义。他对大家说：“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不要犯大国主义。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在这个问题上，我讲了几次了，现在还要讲，今后还要讲。”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对于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非常尊重，交往中用的一字一句，都很注意。1957年去尼泊尔，走到一个地方，在招待会上，主人赠送给总理一个木制的释迦牟尼像。总理讲了一段热情友好的话，表示感谢。翻译同志在用英语翻译的时候，把一个物称的关系代名词（which）用在释迦牟尼像上，总理当时很快地用了一个人称的关系代名词（whom），做了纠正。事后，总理对同志们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总理在国外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常常和群众亲切地交谈。他曾经多次对随行记者们说：“你们照相要多照群众，多照群众的活动，不要光照我们这几个人的活动。”

        1961年1月8日，总理到缅甸的古都曼德勒访问。在晚宴上，总理举起一杯桔子水，向缅甸人民致敬。他说：“这一杯桔子水，是用掸邦的桔子，伊洛瓦底江的水，经过缅甸人民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建议大家共饮一杯！”

        总理每次出国，对代表团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过亲切的接触。哪怕是一百多人的代表团，也是一样，他总要到大家的住室走走。总理是和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欢乐在一起的。我特别记得，1961年，总理带领着大家从国外回来，在昆明度过了一个春节。那天下午，在住地的院子里，总理和大家一起说笑，一起唱歌。在好几个人表演了节目之后，总理击掌打着拍子，领着大家合唱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八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号召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提出，把加强食品卫生做为卫生运动的重点，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做一次大检查。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周总理办公室收到一份简报，内容是反映一个饭店在工作人员中间发生了食物中毒，经过治疗，已趋平复。值班秘书因为当时周总理身体不好，而且在繁忙一天之后才入睡不久，所以没有把这份简报立即送给他看。过了几个小时，当周总理醒来之后，看到这份简报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说：“象这样的简报，我不睡觉也要看的。”于是，他立即提笔在上面批了较长的一段话，强调指出：对食品卫生的各项要求，要“件件落实，日日检查”。

        “件件落实，日日检查”，这是周总理一生工作作风的一个体现，也是他给予我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遗教。这八个字岂只专对食品卫生工作而言。

        亿万人民多么愿意经常听到总理讲话的声音啊。

        可是在1974年中间，我们的总理因为身患重病，很少在大的集会上讲话了。

        当年的国庆节前夕，那是多么值得人们永久怀念的一晚！总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他用他的依然是那么洪亮的声音，致了祝酒词。

        参加宴会的全体同志们都感到热血沸腾起来，用长时间的鼓掌表示了对总理健康的关心！

        同志们都以为总理已经开始恢复健康，都在奔走相告。

        哪里知道，总理仍然在重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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