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办公楼里有个规定——任何证物,小到一张指纹卡,都必须用走廊尽头的货运电梯运送。我沿这条走廊走向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两位清洁人员推着手推车从一旁经过。
“早上好,梅尔,碧翠丝,你们好。”我微笑着向她们打招呼。
她们的目光落在我面前轮床上的床单和毛巾覆盖的手术盘上,不用问也知道里面放着她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她们待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每当看见我拿着纸袋或推着什么,便能猜出八九分。
“又来了。”梅尔说。
“果然又来了。”碧翠丝附和道。
我按了电梯钮。
“圣诞节打算去哪儿玩呢,斯卡佩塔医生?”
我的表情透露出,我不太热衷谈论这个话题。
“你可能会忙得没空过圣诞节。”梅尔连忙说。
两人显得十分尴尬,与其他人想到本顿时的反应相同。
“我知道每年这时候总是特别忙,”梅尔生硬地转换了个话题,“街上一堆酒鬼,凶杀案增加,大小麻烦不断。”
大约再过两周就是圣诞节了,节日当天由费尔丁值班。我已数不清有多少个圣诞节是佩戴着传呼机度过的。
“还有被火烧死的。”
“发生在这个季节的不幸,总是让人感触很深,”电梯门打开时,我对她们说,“这就很有意义了。”
“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这我不清楚,记得那场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
电梯门关闭,我升往专为感兴趣的民众和政界人士参观我们工作而设的二楼。这里的所有实验室都有着玻璃墙壁,起初,那些习惯在隐秘的厚墙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也觉得十分怪异、不自在,但如今已习以为常。鉴定人员顾自测试扳机拉力、血渍、指纹和纤维,对玻璃墙外的人视若无睹,包括正推着轮床经过的我。
尼尔斯·范德的领地相当宽敞,摆得满满的工作台上堆着稀有的仪器,各式奇特的应急装置四处散置着。许多有着玻璃门的木柜靠墙排列,范德把它们用作胶熏室:物证被衣柜里的晾衣绳和衣夹固定,接受盘中散发出的超级胶水烟雾熏染。
以前,科研人员和警方几乎无法成功检验出塑料袋、绝缘胶带和皮革等平滑材质上的指纹,后来才偶然发现超级胶水的热雾会附着在凹凸纹路上,能实现与传统粉剂一样的效果,使指纹的白色纹路浮现出来。房间一角立着另一个被称作“赛维二代”的胶熏室,用以采集较大物体上的指纹,例如霰弹枪、步枪、汽车保险杠甚或整具尸体。
蒸气房则用来采集经茚三酮处理的纸张、木板等非平滑物体表面的指纹。但范德偶尔也会使用见效更快的家庭电烫斗,听说还有一两次把证物烤焦了。具有真空吸管、可以吸取药品包装袋上的烟尘和残留物的尼德曼灯随意堆放着。
范德的实验室还包括专为简称为AFIS的指纹自动辨识系统所设的房间,以及进行数字影音强化作业的暗房。他也负责管理照相实验室,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多卷底片由那里的冲印机处理。我花了点时间才终于在影像实验室找到了他,一些天才警察用来翻印轮胎、鞋印等石膏模的比萨盒子整齐地叠放在房间一角,墙边则倚着一扇被人踢坏的门板。
范德正坐在电脑前,比对着屏幕画面上的鞋印。我把轮床留在了门外。
“你真了不起,亲力亲为啊。”我说。
他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永远不知聚焦在何处,实验袍也一如往常,沾染了茚三酮的紫斑,上衣口袋被放在里面的签字笔墨水染得血红。
“这鞋印很有意思。”他拍拍屏幕站了起来,“你知道皮革鞋底会很滑吗?于是有些人买了新鞋,就用刀把鞋底刮一刮,刮得粗糙点,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不想在走红毯时滑一跤。”
我跟着他出了实验室,对这些趣闻不太提得起兴致。
“但他遭窃了,丢了鞋子、衣服等等之类的。两天后他的一个女邻居遭到强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这些怪异的鞋印。那个小区原本就经常发生盗窃案。”
我们走进多波域电源系统实验室。
“结果是这个孩子干的,十三岁。”范德摇着头开了灯,“真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了。想想我十三岁的时候,最大的罪状是用BB枪打小鸟。”
他把卢玛探照仪装在三脚架上。
“在我看来这罪状已经不轻了。”我对他说。
我把衣服平摊在化学通风橱内灯罩下方的白纸上,他将卢玛探照仪插上电源,风扇开始运转。一分钟后,他开启光源灯泡并把亮度调到最高,接着把一副护目镜搁在我手边,在输出镜头上装上四百五十纳米的蓝色光学滤镜。我们戴上护目镜,打开开关,卢玛探照仪射出的蓝色光线照亮地板。范德的影子晃动着,许多染色剂的瓶罐上浮现出“亮黄”、“荧绿”和“红蜂”等字样。光束里的尘埃有如璀璨的星尘般弥漫整个房间。
“你知道,最近有些警察局里的笨蛋也去弄了卢玛探照仪,开始分析起犯罪现场了,”范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他们用红蜂染色,又把指纹放在黑色背景上,因此我拍照时必须开着卢玛探照仪,好让那该死的指纹恢复成白色。”
他开始照射集装箱里找到的塑料垃圾桶,很快便发现有淡淡的指纹浮现出来。他用红蜂染剂染色,带电的红色粉尘飘散在黑暗中。
“好的开始,”我说,“加油,尼尔斯。”
范德把三脚架移近死者的黑色牛仔裤,外翻的右侧口袋呈现出暗红色。我戴着手套戳了一下,又发现几抹闪着珍珠光泽的橙色。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红色。”范德说。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照射所有衣物,包括鞋子和腰带,均无荧光显现。
“这两种红色的性质不同,”我打开灯,范德说道,“虽然都发出荧光,但我只把垃圾桶染色了。”
我抓起电话打往停尸间。接听的是费尔丁。
“我需要死者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应该正放在托盘上风干。”
“就是那几枚外国硬币、一把雪茄剪和一个打火机?”
“没错。”
我们再度熄灭灯光,完成所有衣物表面的照射,发现了更多奇怪的浅色毛发。
“是他的头发吗?”范德看我将镊子伸入那冰蓝色的光线,轻轻夹起那些发丝放进信封。
“他的头发是深色的,而且很粗,”我答道,“不,这不可能是他的。”
“很像猫毛。那种被我列入黑名单的长毛猫,安哥拉猫?喜马拉雅猫?”
“挺罕见的。养这种猫的人不多。”我说。
“我太太特别爱猫,”范德说,“她养过一只叫做小栗的猫。那只该死的猫总喜欢咬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往往就与这差不多。”
“我想这很可能就是猫毛。”我猜测道。
“太细了,不像狗毛,你觉得呢?”
“不过和斯开岛梗又长又直的光亮长毛也有点像。”
“淡黄色?”
“也可能是黄褐色,也许是下层绒毛?我不知道。”
“说不定这家伙在养殖或研究什么动物,”范德推测着,“不是也有长毛兔吗?”
“有人吗?”费尔丁开门打招呼,端着托盘进来。我们打开灯。
“有一种安哥拉兔,”我说,“毛可以拿来织毛衣。”
“看来你最近在努力健身啊!”范德对费尔丁说。
“你是说我以前像是不运动?”费尔丁答道。
范德一脸困惑,似乎从未发现费尔丁是个健身狂人。
“我们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某种残留物,”我告诉费尔丁,“就是装有钱币的那个口袋。”
费尔丁掀开托盘上的毛巾。“我认得英镑和德国马克,”他说,“另外这两枚铜币就不认识了。”
“我想应该是比利时法郎。”我说,“至于这些纸钞,我也不清楚。”
托盘上整齐排列着几张等待风干的纸钞。
“上面好像印有寺庙还是什么?是阿联酋迪拉姆还是阿拉伯币?”
“我会请罗丝查一下。”
“怎么会有人随身携带着四种货币?”费尔丁说。
“也许曾经在短期内进出许多国家吧,”我猜测着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我们还是尽快分析这些残留物吧。”
我们戴上护目镜,范德再次关灯。好几张纸钞上呈现出同样的亮橙色痕迹。我们照射了每张纸钞的正反两面,发现满是斑点污渍,一枚隐藏的指纹在一张面值一百的迪拉姆纸钞的左上角依稀浮现。
“真是好心有好报啊。”费尔丁说。
“运气真好,”范德满意地微笑道,“太好了!我马上处理。我会把它交给特情局的朋友,让他用摩非、指痕、尼可非、纹恩……随便什么数据库进行比对,那里有多达四五千万个指纹记录。”
再没有比发现有助于捕获凶手的蛛丝马迹更能让范德兴奋的了。
“联邦调查局的全国数据库还向其他相关机构开放吗?”费尔丁问。
“调查局的所有指纹档案特情局基本都有,但像往常一样,调查局会重起炉灶,花一大笔钱建立自己的专属数据库,并选择不同的供货商,以独立于其他单位之外。今天晚上我有个饭局。”
范德把卢玛探照仪对准钉在砧板上那腐烂发黑的皮肉,立刻有两个黄色的亮点呈现出来,钉头大小,水平、对称,无法擦掉。
“我相当确定这就是纹身。”我说。
“是啊,”范德赞同道,“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用其他方法检测也一样。”
在森冷的蓝光照射下,死者背部的皮肤显得黯淡脏污。
“这一块的颜色怎么这么深?”范德用戴着手套的指头圈出一块和我手掌大小相仿的区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费尔丁说。
“真想不通颜色为什么会这么深。”范德思索着说。
“也许这个纹身用的是黑色或棕色颜料。”我推测。
“把这交给菲尔处理吧,”范德说,“几点了?真希望伊迪丝没有答应今晚的聚餐。我得走了,斯卡佩塔医生,这里交给你了。该死,真要命。每次伊迪丝说要庆祝什么时我就头疼。”
“哎,少来了,大人物,”费尔丁说,“你自己才是个派对狂呢。”
“我真的感觉我酒量变小了。”
“这样也好,尼尔斯。”我说。
我走进影像强化室,发现菲尔·拉普安特正心情不佳。这间屋子是科研人员对各种明暗不等的嫌犯面部照片进行处理、调整和对比的地方,但看起来更像制片室而非实验室。拉普安特是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专业而坚定,只是尚未学会如何在案件陷入胶着时寻求突破。
“该死。”他说着用手指抓了抓浓密的红发,对着二十四英寸的屏幕眯起眼睛。
“我也实在不喜欢给你找这种麻烦。”我说。
他不耐烦地敲着键盘,在便利店的录像带画面上又加了一层灰阶。画面中那个戴着墨镜、套着发网的家伙依旧模糊,但头部喷出血雾的店员倒是愈显清晰。
“加强影像的瞬间很清楚,但立刻就消失,”拉普安特叹了口气,抱怨道,“我做梦都能梦到这家伙。”
“实在难以相信,”我盯着屏幕说,“这家伙看起来竟这么轻松,好像把人杀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管他呢,活该你倒霉。”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拉普安特伸展着腰部,“无缘无故就把人干掉了。这点我一直想不通。”
“也许几年后你就会明白了。”我说。
“我不想变得愤世嫉俗,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说变得愤世嫉俗,而是终于能够理解,并非一切事情都要有个理由。”我对他说。
他出神地望着电脑屏幕上派尔·甘特生前被捕捉到的最后一幕。此人最终躺在了我的验尸台上。
“让我瞧瞧你带了什么来。”拉普安特说着掀开手术托盘上覆盖的毛巾。
甘特年仅二十三岁,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遇害时正在加班,想多赚点钱买串项链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
“这一定是集装箱里那位死者的。你认为是纹身吗?”
甘特被枪击之前大小便失禁。
“斯卡佩塔医生?”
他的牛仔裤和柜台后面的椅垫都被尿液浸湿了。我望向窗外,看到两名警察正在停车场里极力阻止他那情绪失控的妻子冲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
她拼命地尖叫、挣扎,露出了嘴里装的矫正牙套。
“三十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喃喃道。
拉普安特将画面保存后关闭。
“什么?”他问。
“收款机里的钱。”我回答。
拉普安特拉动椅子,打开抽屉拿出几个彩色滤镜,然后到处翻找手套。此时电话响起,他连忙跑去接听。
“稍等,”他把话筒递给我,“找你的。”
是罗丝。
“我咨询了克莱斯塔银行外汇部门的一位办事员,”她说,“你问的迪拉姆,目前与美元的兑换汇率是九点三比一。因此两千迪拉姆大约是二百一十五美元。”
“谢了,罗丝。”
“还有一件事或许你会感兴趣,”她继续说,“我国是禁止携带阿联酋迪拉姆出入境的。”
“我感觉这家伙一定不会遵纪守法,”我说,“你能再试着联系一下弗朗西斯科探员吗?”
“没问题。”
我忽然意识到,露西不肯见我恐怕不仅因为烟酒枪械管制局的规章,还因为她自己也拒绝,不由得心生恐惧。我想见她,不顾一切地想见她。我挂断电话,举起托盘里的软木砧板。拉普安特在强光下打量着我。
“我对此不太乐观。”他对我说。
“不在梦里见到就好,”我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能尽力了。”
表皮呈现出矿石或沼泽般的墨绿色,皮下组织则比腌肉更加干瘪暗沉。我们把砧板固定在与影像屏幕连接的高分辨率照相机镜头下。
“不行,”拉普安特说,“反光太强烈了。”
他改用斜光,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在镜头上替换各种颜色的滤镜。蓝色的不够理想,黄色的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成红色滤镜时,带有珍珠光泽的斑点再度浮出。经拉普安特放大后发现,这些斑点几乎呈正圆形,不禁让我想起满月,以及有着邪恶黄眼珠的狼人。
“大概不可能更清楚了,就用这个吧。”拉普安特失望地说。
他把影像存进硬盘,开始进行解析,用软件呈现出肉眼无法分辨的两百多个灰阶。
拉普安特操作着键盘和鼠标,不断打开又关闭多个窗口,调整对比度、亮度,缩放影像,消除被他称作垃圾的背景噪点。毛细孔逐步在眼前显现出来,接着是纹身的针孔,许多黑色的波浪在黑暗中浮现出来,像是动物皮毛或者羽毛。宛如雏菊花辦的黑色线条逐渐呈现出爪子的形状。
“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拉普安特。
“我想这已经是最好的效果了。”他焦躁地说道。
“哪里可以找到纹身专家?”
“为何不先问问你认识的历史专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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