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雯医生接听了我的电话，毫不迟疑地认出了我。这印证了塔利所说，她的确在等我的电话，而且期待和我见面。

        “明天下午我得上课，”她用生硬的英语说道，听起来似乎很长时间不曾练习了，“不过你可以上午过来，我八点到办公室。”

        “我八点十五分过去，你来得及准备吗？”

        “当然。你在巴黎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她的音量不禁让我担心会被其他人听到。

        “我对法国法医制度的运作很感兴趣。”我顺水推舟。

        “有时候运作得并不理想，”她答道，“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里昂站附近，靠近哈贝码头站。如果你自己开车，可以把车停在后门，就是供尸体进入的门。当然也可以从前门进来。”

        正在查看电话留言的塔利抬起头来。

        “谢了。”我挂断电话时他说。

        “你觉得马里诺会去哪里？”我越来越感到不安。马里诺单独行动时一定又会惹上麻烦。

        “他可去的地方太多了。”塔利答道。

        到达楼下大厅时，我们发现马里诺正闷头坐在一棵棕榈盆栽旁。看来他似乎在穿过太多道门后迷了路，于是就坐电梯下到了一楼，也没要求警卫协助。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这般任性的模样了。回巴黎的途中他更是乖戾暴躁，我忍无可忍地换了座位背对着他，先闭上眼睛打了个盹，又去餐车买了罐百事可乐，没有问他是否需要。我还买了香烟，也没与他分享。

        走进酒店大厅时，我终于投降了。

        “你想喝一杯吗？”我说。

        “我想回房间。”

        “你到底怎么了？”

        “我倒想问问你是怎么了。”他立刻反驳。

        “马里诺，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去吧台休息一下，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莫名卷入的这笔糊涂账。”

        “接着我要做的就是回房间。还有，这笔糊涂账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让他单独进了电梯，望着他顽固的面孔消失在关闭的铜门后。接着我沿铺着地毯的蜿蜒楼梯拾级而上，同时发现抽烟已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多么坏的影响。我锁上房门，不期然映入眼帘的某样东西让冰冷的恐惧紧紧擭住了我的心。我走向传真机，望着费城首席法医范斯·哈斯顿发来的传真，无力地跌坐在床沿上，全身僵麻。

        整个城市灯火通明，金万利酒厂的巨大招牌高悬在空中，底下的和平咖啡馆人潮熙攘。我撕下传真，两手颤抖，像得了重病似的脉搏狂跳。我从小冰箱里拿出三瓶苏格兰威士忌，一口气全倒在杯中，没有加冰。我不在乎第二天是否会头痛欲裂，反正这已无法避免。哈斯顿医生的传真附了简短的前言。

        凯，我一直在想你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提出这个要求。我知道那会在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如果还有问题请告诉我。随时为你效劳。

        我读着最原始的法医调查报告，读着对本顿的尸体——在焚毁的商店一角发现的那具残骸——的描述，像是患了紧张性精神症般任由时间在毫无知觉中流逝。那些字句有如风中的尘埃从眼前飘过。焦尸的手腕和双手只剩碎骨，头骨层层剥落，胸腹的肌肉也完全被烧焦。

        头部的枪伤在头骨留下一处直径半英寸的弹孔，头骨裂缝呈斜角。子弹从右耳后方射入，伤口呈放射状，撞击并且阻塞在右颞骨岩部。

        上颚骨中央有一条细微的裂缝，我一向喜欢他门牙之间的这条小细缝。这让他的笑容更加亲切可爱，因为他的其他方面都无可挑剔。此外他的牙齿堪称完美，因为他那追求完美的新英格兰家庭让他戴了牙套。

        ……身上日晒留下的泳裤印痕。他独自去了希尔顿海德岛，因为我被召唤到了犯罪现场。真希望我当时作出相反的决定，陪他一起去。真希望我当时拒绝跑去那一连串可怖凶杀案的现场，而结果证明他是那一连串凶案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像是伪造的，不可能是伪造的。只有我和他知道他的左膝有一道两英寸的疤痕，那是他在北卡罗来纳的黑山——我们第一次做爱的地方——被玻璃割伤的。那道疤痕仿佛是这段婚外情的烙印，奇怪的是，屋顶的隔热材料正好落在上面，将其保存下来。

        这道疮痕一直是罪孽的象征，如今更让他的死成为对我最严酷的惩罚。报告中所述种种我都见过。一幕幕影像的冲击让我瘫软在地，失声痛哭，不断喃喃念着他的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意识到有人敲门。

        “谁？”我嘶哑着嗓子问。

        “你怎么了？”马里诺在门外大嚷。

        我虚弱地爬起，给他开门，险些失去平衡。

        “我敲了起码有五分钟……”他说，“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转身走到窗口。

        “医生，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声音透着恐惧，“出了什么事？”

        他向我走来，双手按住我的肩膀。相识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

        “告诉我，床上那一大堆解剖图表是什么东西。露西没事吧？”

        “别管我。”我说。

        “你得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走开。”

        他抽开双手，我肩头顿觉一阵凉意。隔阂在我们之间渐渐产生。我听见他走到房间那头，拿起传真纸。一阵沉默。

        “你在干什么？想把自己逼疯吗？你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他的声音传来，随着痛楚和惊恐的加剧越来越响，“为什么？你疯了吗？”

        我转身向他冲去，抓起传真纸摔到他的脸上。解剖图表、毒物检测报告、残留物报告、死亡证明、脚趾挂牌、齿列记录、胃部残留物报告的复印件像枯死的落叶飘散在地板上。

        “因为你硬是要说那些，”我向他吼道，“你硬是要用那张该死的大嘴巴说他没死！现在终于确定了，对吧？你自己看个够吧，马里诺。”

        我坐在床上，两手揉着眼睛和鼻子。

        “看清楚，以后再也别提这件事，”我说，“再也别跟我说那些该死的话，再也别说什么他还活着。你敢这么做就试试看。”

        电话响起。他冲过去接听。

        “什么？”他脱口而出，“哦，是吗？”他停顿片刻，“他们说得没错。我们这里正他妈的乱成一团，你们敢派警卫上来，我就叫他们立刻滚回去，因为我是个警察，而且正他妈的一肚子火！”

        他砰地放下电话，坐在我身旁的床沿上，红了眼眶。

        “现在该怎么办，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呢，嗯？”

        “他要我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就是要我们像这样争吵、哭泣、彼此憎恨，”我喃喃道，眼泪滚落脸颊，“他知道我们会互相指责，朝对方发脾气，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发泄情绪的方式。”

        “是啊，他分析了我们的心理，”马里诺说，“我想他分析得没错，好像早就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他了解我，”我说，“啊，老天，他真的了解我。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善于处理这种事。我不哭，我不能哭！父亲去世时我就没哭，因为一哭就有感觉，而感觉这种东西实在沉重得难以承受。我在努力让自己的心变得枯竭，就像咔啦作响的干豆荚，将所有情感挤压成坚硬的小小一团……我撑不住了，马里诺。我熬不下去了，也许被革职了反而更好，或者干脆辞职。”

        “不会的。”他说。

        见我没有回应，他点了根烟，在房里来回踱步。

        “要吃点晚餐什么的吗？”

        “我只想睡一觉。”我说。

        “暂时离开这个房间也许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马里诺。”

        我吃了安眠药让自己陷入昏睡，第二天清晨头昏脑涨地强迫自己起床。在浴室镜子里我看见一双浮肿疲倦的眼睛，赶紧用冷水泼脸并换了衣服，在七点半时叫了辆出租车，这次没有国际刑警的帮忙。

        法医学院这栋三层红砖和斑驳石灰石建筑位于巴黎东区，和塞纳河之间仅仅隔着高速公路。这个早晨，河水呈美丽的蜂蜜色。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前门下车。我走过一个长满櫻草花、三色堇、雏菊、野花和老树的美丽小花园。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石凳上拥吻，一个遛狗散步的老人似乎对不远处的学院铁栅窗户和黑色铁门渗出的死亡气息浑然不觉。

        露丝·史雯一向以管理这个不寻常的机构闻名。不少女接待员负责招呼访客，来客一进大门便立刻有人上前亲切地问候、带路。此时，一位女接待员向我走来，带领我通过一条瓷砖走廊。许多调查员正坐在两旁的蓝色椅子上等候，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约略得知，似乎有个人在前天晚上跳楼丧生。

        我跟随这位安静的接待员经过一座玻璃污旧的小教堂。教堂里摆着一具打开的白色棺木，一对夫妇正趴在棺木里的男孩身上哭泣。这里处理尸体的方式和我们不太相同。在美国不会有时间和经费去安排接待员、教堂和告别仪式，每天都不断有枪击案的死者被送来，没有人会替这些死者奔走呼号。

        史雯医生正在验尸间里工作。这个房间的门牌就悬挂在电动门上方。一进入房间，我立刻感到焦虑不安。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根本不知道该谈什么。露丝·史雯正把一片肺脏样本放在秤上，绿色长袍上溅满了血迹，连眼镜也未能幸免。我知道这位死者应该就是跳楼的那位，他的面孔一团脏污，两脚张开，胫骨向上刺入大腿。

        “请等我一分钟。”史雯医生对我说。

        同时进行检验的还有另外两起案件，医生们身着白袍，黑板上写着名字和案件编号。斯特莱克电锯正在切割头骨，水槽里的水哗啦奔流。史雯医生动作敏捷且精力充沛，面容姣好，身材健壮，年龄比我略长。我记得在日内瓦那场研讨会上她并不多话。

        史雯医生用尸布盖住尚未完成解剖的死者，摘下手套，大步向我走来，一边从背后把袍子解开。

        “你好吗？”她说。

        “不好说。”我说。

        也许我的回答让她感到奇怪，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请跟我来，在我清洗时我们说说话，然后喝杯咖啡。”

        她带我进入一间小更衣室，把手套扔进洗衣篮。我们都用消毒肥皂洗了手，她把脸也用力擦洗一番，然后用蓝色粗布毛巾擦干。

        “史雯医生，”我说，“我这次前来不是为了联络感情，也不是为了参观你们的法医体制如何运作。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她注视着我答道，“我不太擅长应付访客。”她微微一笑：“没错，我们在日内瓦见过面，但并没有深入交往。真的很可惜。那里的女性本来就不多。”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穿过一条长廊。

        “你打来电话时我就明白了，因为是我把你找来的。”她补充道。

        “你这么说让我相当惶恐，”我说，“好像怕我不够紧张似的。”

        “我们有着一致的追求。如果掉换一下角色，我也会来拜访你的，你知道吗？我会说，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让更多女人这样惨死。现在他甚至跑到美国，跑到里士满行凶。他是头野兽，这个狼人。”

        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那里没有窗户，所有角落都堆满文件、期刊、报纸和备忘录。她拿起电话拨了分机，要人送咖啡进来。

        “请尽量放松一点。我把东西挪开些，可实在没地方摆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的办公桌前。

        “我在日内瓦时感觉格格不入，”她说着关上房门，思绪显然回到了那段记忆，“部分因为法国的制度。这里的法医病理医生是完全孤立的，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上的事，有时这也并非坏事，因为我喜欢独立工作。”

        她点了根香烟。

        “我负责检查伤口，案情则由警方书写，只要他们愿意。如果案件重大，我就直接找法官讨论，结果也许能如我所愿，也许不能。有时我会提出疑问，但没有实验室会进行证物检验，你明白吗？”

        “这么看来，”我说，“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死因。”

        她点点头。“每个案子都一样，我只是依法官授权确认死因，仅此而已。”

        “你并不参与调查。”

        “不是你采用的方式，也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她说着吐出一阵烟雾，“要知道，法国式正义的问题在于，法官是不受约束的。我只能向那位指派我的法官直接呈报，而只有司法部长有权把某个法官的案子移交给其他法官。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根本无能为力。法官可以任意处置我的报告。如果我说某件案子是谋杀，而他不同意，我也毫无办法。这不是我的职责。法律规定如此。”

        “他可以随意修改你的报告？”我诧异地问。

        “当然。我完全是孤军奋战。我猜你也一样吧。”

        我不愿去想自己有多么孤单。

        “我非常清楚，要是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话题，后果一定不妙，尤其对你——”我刚开口她便抬手制止了我。房门开了，那位为我带路的年轻女子端来了咖啡、奶精和糖。史雯医生向她道谢并且说了些我听不懂的法语。女子点了点头，然后静静离开，顺手关上了房门。

        “我请她替我挡掉所有电话。”史雯医生解释道，“我必须事先让你明白，指派我的那位法官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可他遭受了一些压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来自比司法部长更有权势的人。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几起案子全都没有实验室参与，所以才派你前来。”

        “派我前来？我以为是你把我找来的。”

        “你的咖啡要加什么？”史雯医生问。

        “谁告诉你我是被派来的？”

        “当然，你是被派来分享我的秘密的，而我也非常乐意与你分享。要加糖和奶精吗？”

        “黑咖啡。”

        “里士满那名女子遇害时，有人告诉我，只要我愿意和你谈，他们就派你过来。”

        “这么说，并不是你主动要求我来的？”

        “我不可能提出这种请求，因为我从不认为这种请求会获得许可。”

        我想起私人飞机、协和客机和其他一切。

        “能给我一根烟吗？”我说。

        “抱歉没有问你。我不知道你也抽烟。”

        “我不抽，这只是过渡时期。大概持续一年了。一般情况下我不抽烟。你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吗？”

        “某个影响力足够大、能将你立刻派往此地的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我想到了罗德参议员。

        “狼人犯下的案子把我累坏了，已经有八名女子遇害了。”她说着垂下眼睑，眼神茫然而充满痛楚。

        “我能做些什么呢，史雯医生？”

        “没有证据显示她们遭到强暴，”她说，“也没有鸡奸现象。我采集了咬痕部位的唾液。这些齿痕非常奇怪，没有臼齿的痕迹，咬合面与细小牙齿之间都有很大空隙。我还采集了一些毛发之类的物证。我们从第—个案子说起吧，怪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依照正常程序，法官指示我把所有证物交给实验室。可几星期、几个月过去，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反馈给我。从此我学乖了，凡是凶嫌为狼人的案子，我再也不作任何要求。”

        她沉默半晌，思绪飞到了别处。

        “请千万当心，斯卡佩塔医生。他会找上你的，就像当初找上我一样。我称得上是幸存者。”

        我惊愕得无法言语。

        “我丈夫是圆顶餐厅的主厨，通常晚上都不在家，幸好老天眷顾，几周前这怪物找上我家时我丈夫正好生病在家休息。那天下着大雨，他说他的车出了点问题，想借用一下电话报警。我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提供帮助，还想看看他有没有受伤，非常替他担心。这是我的弱点，”她继续说，“我想每个医生都多少有点救世主情结吧，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困难，无论对方是什么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正是看准了这点。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知道我会让他进门。我确实准备请他进门了，可保罗听见了声音，说他想知道谁在外面。那个人立刻跑掉了，我没能看清他的长相。当时屋里的灯坏了，因为他把灯泡拿了下来，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你报警了吗？”

        “只告诉了一个我信任的警探。”

        “为什么？”

        “小心点总是没错。”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个凶手？”

        她啜着咖啡。咖啡早已凉了，她又替我们分别添了些热的。

        “我感觉得到。我记得当时闻到了某种潮湿的动物的气味，现在想来，也许是我的想象。我感觉得到那种邪恶，感觉得到他眼中的色欲，而且他始终不肯露出脸孔。我一直没看清他的脸，只在开门时借着一点光线瞥见了他的眼睛。”

        “什么样的动物气味？”我问。

        “跟人体的气味不一样。是一种臭味，就像一条很久没洗澡的狗的气味。我记得是这样的。可一切发生得太快，我现在也不敢确定了。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字条。在这里，我拿给你看。”

        她起身打开一个金属档案柜的抽屉。文件夹紧紧地塞在里面，她费了好大劲儿才抽了出来。文件夹没贴标签，里面是一张沾血的褐色小纸片，装在透明的塑料证物袋里。

        “Pas la police。Va va，va va。Pas de probleme，tout va bien。Le Loup-Garou，”她念道，“意思是说，别报警。没事。没问题，一切都好。狼人。”

        熟悉的手写字体非常工整，带着些稚气。

        “这张纸很像是从购物袋上撕下来的，”她说，“我无法证明这是他写的，可是除了他还会有谁？我也不知道这上面的血是谁的，你知道，我无法进行任何测试。只有我丈夫知道我收到这东西。”

        “为什么是你？”我问，“他为什么会找上你？”

        “我只能猜测，或许因为他在犯罪现场见过我。他喜欢旁观。作案后就躲在暗处，看着我们这些人在现场忙碌。他非常聪明非常机灵。我甚至认为他非常清楚他杀害的那些人被送到这里来后我们会如何处理。”我将纸片映着灯光细看，试图找出是否有书写时垫在下面的物体留下的印痕，但一无所获。

        “我看到这张纸条时，忽然觉得司法败坏好像只是家常便饭，完全不值一提。”史雯医生说，“狼人知道，把这张字条交给警方或实验室完全是做无用功。他在提醒我，甚至警告我，别自寻烦恼，奇怪的是，我感觉他也在告诉我，他就此罢手了。”

        “这我可不敢肯定。”我说。

        “他似乎很需要朋友。这只孤单的野兽需要朋友。我想他在想象中也许把我当成了朋友，因为我见过他却侥幸活了下来。但谁能猜得透像他那种人的心呢？”

        她离开办公桌，打开另一个档案柜的抽屉，取出一个普通鞋盒，撕下胶带，打开盒盖。里头是八个有孔小纸盒和一大叠小型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贴着案件编号和日期标签。

        “很可惜那些咬痕都没有制造印模，”她说，“可如果这么做，我必须去找牙医，而这不可能获得准许。但我用棉棒蘸取了体液采样，也许会有点帮助，也许不会。”

        “在金兰谋杀案中，他试图除去咬痕，”我对她说，“因此我们无法制造印模，就算拍照存证也没什么用处。”

        “这我并不惊讶。他知道现在没人可以保护他了。他已经——该怎么说，侵入你的地盘？我得告诉你，利用他的齿模逮到他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他长着奇怪的尖牙，十分稀疏，类似动物的牙齿。”

        我专注聆听着。

        “我在所有尸体上都采集到了毛发，”她接着说，“类似猫毛。我在想他会不会养了安哥拉猫之类的宠物。”

        我俯身向前。“类似猫毛？”我说，“你保存了吗？”

        她撕开一个信封，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把镊子伸进信封，拉出几根毛发放在吸墨台上。毛发细软，几乎要飘起来。

        “看见了吧？长度相同，九到十厘米，淡金色。非常纤细，就像婴儿的头发。”

        “史雯医生，这不是猫毛，是人类的毛发。在集装箱里那具无名男尸的衣服上发现了这种毛发，在金兰的尸体上同样发现了。”

        她瞪大了眼睛。

        “你送检的第一个案子的证物里，也包括这些毛发吗？”我问。

        “是啊。”

        “没有任何回音？”

        “据我所知，实验室一直没有检测我送去的东西。”

        “哦，我敢说他们一定做了测试，”我说，“我敢说他们一定知道这些毛发属于人类，因为据长度判断不可能是婴儿头发。他们也知道那些咬痕意味着什么，说不定都有了DNA测试结果。”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DNA测试结果，用我给你看的这些棉棒采样去做。”她显得兴奋而又不安。

        我不在乎。这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了，那些毛发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处，”她喃喃道，“毛茸茸的，没有色素沉着。每一根都非常相似，不是吗……”

        我不知她在说些什么，一心只想着卡斯帕尔·豪泽尔的故事。他在地牢里度过生命中的最初十六年，只因为巴登的查尔斯王子要确保他不会和自己争夺王位继承权。

        “……我想没有发根很难取得DNA……”史雯医生说。

        十六岁时他被人发现倒在路边，身上插着一封信，苍白得像条洞穴鱼，野兽似的不懂言语。人们把他当成怪物。没有别人的引导，他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初学写字的人的笔迹，呆板、方正。”我大声说道，“一个受到严密监护的人，从没接触过外人，没进过学校，全靠家庭教育，甚至自学。”

        史雯医生不再出声。

        “只有家庭能从一个人出生时就把他隐藏起来。只有一个拥有权势的大家族能够绕过法律系统，让他们的畸形儿连续杀戮而不受制裁，以免令家族难堪，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史雯医生静静聆听着。我的每句话都极大颠覆了她历来相信的一切，同时在她心中引发了更大的恐惧。

        “尚多内家族非常明白这些毛发、奇特的齿痕代表的意义，”我说，“他也清楚。他当然清楚，而且怀疑你也知道，尽管实验室什么都没向你透露，史雯医生。我认为他去找你是因为你在那些受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他的真面目。你看见了他最为耻辱的一面，或者说他以为你看见了。”

        “耻辱……”

        “我觉得他留下那张字条，不是为了向你保证不会再次作案，”我继续说，“而是在嘲讽你，告诉你他可以为所欲为且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他一定会一犯再犯，绝对不会失手。”

        “可他似乎已经离开这里了。”史雯医生说。

        “很显然，他的计划因某种原因被迫中断了。”

        “还有，他以为我看见了他耻辱的一面？我一直没有仔细看过他啊。”

        “我们可以从他对那些受害者施加的暴行中看出。那些毛发不是他的头发，”我说，“而是从他身上掉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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