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公寓里传来小碎步的声音，很久之后妈妈才把门打开。

        乔伊用法文说：“妈，晚安。”

        我只是瞪着她。

        她很瘦、头发很白、身躯很驼，而且跟我上次见到的她相比，看来简直老了一百岁。她的左脚上了一层又长又重的石膏，人靠在一具助步器上面。她的手用力握着助步器，血管与肌腱在她的嶙峋瘦骨上清晰可见。她发抖着，皮肤几乎是半透明的，只有那一双眼睛能让我想起往日的母亲——一双湛蓝而快乐、充满愉悦的眼睛。

        她说：“乔伊、李奇。”

        她总是叫我的姓，没有人记得原因何在，也许是我自己从小开始这样叫的，也许是她延续这种叫法。很多家庭都有这种习惯。

        她说：“儿子们，看看你们多帅！”她慢条斯理地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脸上流露出快乐的微笑。

        我们向前拥抱她，觉得她又冷又虚弱，好像快撑不住似的，连助步器都比她重。

        我说：“怎么啦？”

        她说：“进来再讲，当自己家里。”

        助步器让她的步伐变成不灵活的小碎步，步履蹒跚地走回走廊上。她又累又喘，我跟着她走进去，乔伊把门关上，跟在我后面。走廊又高又窄，走进去后有一个木头地板的客厅，里面的沙发与墙面都是白的，还摆着一些有框的镜子。妈妈走到沙发前慢慢靠背坐下，好像整个人陷进去一样。我又问她：“怎么啦？”她没有回答，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

        乔伊与我肩并肩坐下。

        我说：“妳得告诉我们。”

        乔伊说：“毕竟我们大老远跑了一趟。”

        她说：“我以为你们只是来看我。”

        我说：“不是，妳也知道我们不只是来看妳。”

        她盯着墙面看，说：“没什么事。”

        “妳看起来不像没事。”

        “嗯，只是祸不单行。”

        “怎么说？”

        她说：“我很倒楣。”

        “怎么个倒楣法？”

        她说：“我被车撞断了脚。”

        “在哪里？什么时候？”

        她说：“两周前，就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当时在下雨，我撑着雨伞，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走出去后司机看到了我，踩了煞车，但是轮胎打滑，我被车撞个正着。车速很慢，像慢动作似的，但是我被吓到了，无法动弹。我感觉到车子撞上我的膝盖，虽然力道很轻，像是在上面亲一下，但我的骨头断裂了，痛得要死。”

        我的脑海浮现博德堡脱衣酒吧外面停车场上那个家伙，在充满油渍的泥地上满地打滚。

        乔伊问她：“妳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她不回答。

        他又问：“但是妳会复元，对吧？”

        她说：“当然，这是小伤。”

        乔伊看着我。

        我说：“还有什么问题？”

        她一直看着墙壁，又挥挥手想回避问题。

        乔伊问：“还有什么问题？”

        她看看我又看看他。

        她说：“我照了X光。他们说我的年纪很大了，骨折的老女人容易罹患肺炎。因为我们必须躺着不动，肺部容易积水感染。”

        “还有呢？”

        我说：“妳得了肺炎吗？”

        “没有。”

        “那妳得了什么病？”

        “照X光的时候被他们发现的。”

        “发现什么？”

        “癌症。”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说：“但是妳早就知道了。”

        她像往日一样对我微笑着。

        她说：“没错，小乖。我已经知道了。”

        “多久了？”

        她说：“一年了。”

        没有人说话。

        乔伊说：“什么癌？”

        “现在已经扩散出去了。”

        “可以治疗吗？”

        她只是摇头。

        “当时治疗来得及吗？”

        她说：“我不知道。我没问。”

        “有哪些病征？”

        “胃痛、没有食欲。”

        “然后癌细胞就扩散了？”

        “现在我到处都在痛，因为癌细胞已经深及骨头，还有我的脚也痛。”

        “妳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她耸耸肩——顽固的典型法国女人。她说：“有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妳不去看医生？”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她说：“我累了。”

        乔伊说：“累什么？对生活感到疲累吗？”

        她微笑说：“不是，乔伊。累了就是累了。我是说，那么晚，我该睡觉了。我们明天再聊。我们现在别争这个，我答应你们，明天再聊。”

        我们一定得让她上床睡觉，别无选择，因为她是这世界上最顽固的女人。我们在她的厨房里找东西吃——显然她为了我们而去采购一番，冰箱里面净是一些没有胃口的女人不会想吃的东西。我们吃了法式馅饼和起司，坐在桌边喝咖啡。隔着五楼看着下面的哈普街，街头杳无人迹，一片寂静。

        乔伊问我：“你觉得呢？”

        我说：“我觉得她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我们可以逼她接受治疗吗？”

        “太迟了。只是浪费时间，而且我们也不能逼她做任何事。如果是她不想做的事，谁曾经能逼她去做？”

        “她为什么不想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

        他只是看着我。

        我说：“她是个认命的人。”

        “她才六十岁而已。”

        我点点头。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岁，我离家时她四十八岁，我二十八岁时她看起来还比我年轻。上次看到她，是一年半前，当时我要从德国到中东，中途在巴黎待了两天。她当时身体棒、气色好，距离我爸去世才要满两年，而且跟很多人一样，那两年日子对她来讲是稍纵即逝。她看起来好像还有很长一段的人生旅程要走。

        乔伊说：“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

        “如果她肯说就好了。”

        我说：“人生总有不如意。”

        乔伊只是点点头。

        客房里她已经铺好全新的干净床单与毛巾，床头柜上的骨瓷花瓶里摆着鲜花。这个弥漫着香味的小房间里挤着两张一样的床，我想像着她用助步器在床边挣扎走着，吃力拿着鸭绒垫子，折出棉被的被角，把一切弄得服服帖帖。

        乔伊跟我没有聊天。我把制服挂在衣橱里，在浴室梳洗。我告诉自己明天七点要起床，然后上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个小时才睡着。

        我准时在七点起床，乔伊已经醒了。也许他根本就没睡，也许他的生活过得比我还规律，也许是因为时差调不过来。淋浴后我从帆布行李袋里面拿出迷彩裤跟t恤穿上。来到厨房后发现乔伊已经煮好咖啡。

        他说：“妈还在睡，可能是因为吃药。”

        我说：“我去买早餐。”

        我穿上外套，走一条街，到那家我知道位于圣多明尼克街上的面包店。我买了可颂跟巧克力面包，拿着油纸袋回家。回去后妈妈还是在她房里。

        乔伊说：“她这是自杀，我们不能任由她这样。”

        我不发一语。

        他说：“怎样？如果她掏枪指着头要自杀，你也不会阻止她吗？”

        我耸耸肩说：“她早就把枪掏出来了，一年前就扣下了扳机。我们太晚了，这是她设计好的。”

        “为什么？”

        “这得等她告诉我们。”

        我们谈了几乎一整天，从早餐开始她亲口告诉我们，把整件事一点一滴透露出来。我们从早餐开始讲，她从房间出来时，已经淋浴过，也打扮了一番，就一个拿着助步器、断了一只脚的末期癌症病人而言，她可以说看起来很体面了。她为我们煮新鲜咖啡，把我买的可颂摆在上好的骨瓷器皿上，一丝不苟地为我们服务。她掌控一切的那副模样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往日——我和乔伊缩水成为以前的瘦小模样，她又变成了一家之主。扮演军人老婆与妈妈的角色是很吃力的，有些人做得来，有些人没办法。她总可以办到，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她总让我们有家的感觉，照料一切。

        她说：“我出生的地方距离这里只有三百公尺，就在波斯给街上。从窗边我可以看到伤兵医院和巴黎军事学院。德国人占据巴黎时，我只有十岁，我还以为当时是世界末日，他们离开时我已经十四岁，可以说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

        乔伊与我不发一语。

        她说：“从他们离开那天开始，每天我都好像中乐透一样。我跟你们的爸爸相识、生了你们，又环游世界。我觉得好像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我没去过的。”

        我们还是不发一语。

        她说：“我是法国人，你们是美国人，差异实在太大了。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不断地问：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马上弥补这个伤害。但是法国人知道人有生老病死，这不是一种伤害，自古以来人类就是这样。这件事迟早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们不懂吗？如果人都不死，这世界会拥挤成什么模样？”

        乔伊说：“问题在于妳什么时候会死。”

        妈点点头，说：“没错，时候到了，就该死了。”

        “这样太悲观了。”

        “乔伊，你错了。这是很实际的，人没有必要白花力气。当然，小病是一定可以医好的。如果你出了一点小意外，伤口可以愈合。但是有些病魔是我们对抗不了的，不要认为我没有好好思考过这整件事。我看了很多书，跟朋友谈过，等到出现那些症状之后再来治疗，成功率是很低的。五年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机率。谁需要这样的赌注？而且还要经过一堆很累人的治疗。”

        问题在于妳什么时候会死。我们整个早上来来回回谈的就是乔伊丢出来的这个重要问题。我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但结论都没变：有些病魔是我们对抗不了的。不过这一点也只是假设性的，如果真要讨论，应该在一年前就好好谈。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乔伊跟我吃了午餐，妈没吃。我打算让乔伊开口问下一个问题：我们迟迟没能开口。最后他还是问了。三十二岁的乔伊·李奇，身高六呎六吋，体重两百二十磅，西点军校毕业生，在财政部里呼风唤雨，把掌心摆在桌上，双眼凝视着他的母亲。

        他问：“妈，妳不会想念我们吗？”

        她说：“你这问题根本不成立。我人都死了，哪还会想念什么？应该是你们会想念我，就像你们想念爸爸，还有我想念他，还有我想念我的爸妈、祖父母一样。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想念亡者。”

        我们不发一语。

        她说：“你们问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你们想问，我怎么可以弃你们而去？你们想问，我不再关心你们的事了吗？难道我不想看你们在生活里会遇到什么事吗？我对你们两个失去兴趣了吗？”

        我们还是不发一语。

        她说：“我了解，我真的了解，我扪心自问同样的问题。这就好像被逼着走出那一部你们主演的电影，你们乐在其中。这是让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因为我永远不会知道结局是什么。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俩最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很讨厌这样，但是接着我了解——显然我迟早都得离开我眼前这部电影。我是说，没有人长生不死，我绝对不可能知道你们的结局是什么。即使我再怎样健康，我也不会知道你们最后的遭遇。我想通了这件事之后，这场病对我来讲就没什么大不了了。我总得死，不管是在哪一天，我都还是有很多事想知道的。”

        我们坐着沉默了一阵子。

        乔伊问：“还有多久？”

        她说：“不久。”

        我们不发一语。

        她说：“你们不再需要我了。你们都长大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这种事天经地义，没什么不好。而且这就是生命，你们让我安心走吧。”

        到了晚上六点我们把该讲的都讲完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没话可讲。然后妈在她的椅子里坐直起来。

        她说：“我们去吃晚餐吧。我们去王子先生街的波丽朵餐厅吃饭。”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叫司机开到奥德翁剧院，接着用步行的。她身上裹着外套，我们搀扶着她，她的动作又慢又笨拙，但我想她很喜欢那空气。位于第六区的王子先生街穿越了一个由圣日尔曼大街与圣米榭大街交会而形成的区域。它可能是全城里最典型的巴黎街道：又窄又乱，有点不入流，街道两侧都是灰浆材质的房屋墙面，街上人来人往。波丽朵是老字号了，三教九流的人都会来这里吃饭，不管是饕客、间谍、画家、逃犯、警察或者大盗，都是这里的顾客。

        我们点了同样的三道菜：热山羊奶酪、梅子炖猪肉，外加一道叫做“白夫人”的甜点，还点了一瓶很好的红酒。但是妈不吃也不喝，只是看着我们。从她的脸看得出她很痛，乔伊和我像是做反射动作似的吃着东西。她跟我们聊着，但话题仅限于过去，气氛一点也不悲伤。往日的好时光好像历历在目，她一直笑着，用拇指摩擦着乔伊前额的伤疤，怪我把他弄伤，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也会照例把袖子卷起来，让她看乔伊为了报仇，用凿子把我弄伤的地方，她也一样怪他。她聊起以前在那些遥远而森严的基地里，不管夏天、冬天，我们都会举办的那些生日派对。她谈起怎样跟父亲在韩国相识、在荷兰结婚，还说起他那个人有多没情趣，两人在一起三十三年却只送过两束花给她——分别在乔伊跟我结婚时。

        乔伊问：“一年前妳为什么不说？”

        她说：“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会跟妳争。”

        她点点头，说：“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决定。”

        我们喝完咖啡后，乔伊和我抽了烟，服务生带了帐单过来，我们要他帮忙叫出租车。回到哈普街的路上，我们不发一语。我们没再说什么就上床睡了。

        新年的第四天我起了个大早，听到乔伊在厨房里讲法文。进去后我发现他跟一个活泼的年轻女人在一起。她留着一头整齐短发，有一双明亮大眼。她说她是我妈的特别护士，这项服务是由国家的老年保险给付提供的。她说她一般都是每天来，但是昨天因为我妈的要求才没来，因为我妈希望能有一天与自己的儿子独处。我问她每一天都来多久，她说那要看她需要的时间来决定，最高的给付时数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而且她说她很快就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照顾了。

        那位大眼女孩离开后，我回到卧室，冲澡后把行李打包。乔伊进来后看着我打包。

        他说：“你要走了？”

        “你知道的，我们都该走了。”

        “我们该留下。”

        “我们来过了，因为她希望我们来。现在她希望我们走了。”

        “你觉得是这样？”

        我点头说：“昨晚在波丽朵餐厅，算是向我们道别。现在她希望我们让她静静地走。”

        “你忍心？”

        “她想要这样，我们有义务成全她。”

        我又去圣多明尼克街买了些早餐，我们三个用最典型的法式吃法，用三大杯咖啡配早餐。妈把自己打扮成最美的样子，举止像个体态完美的年轻女士，只是暂时因为脚断了而行动不便。我难以想像她要靠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办到，但我猜她就是想在我们心中留下这样的模样。我们一边倒着咖啡，一边把东西递来递去，大家都很客气。这是非常讲求礼节的一餐，好像回到了往日时光，像家人相聚的仪式一样。

        接着她又进行另一项仪式。她做了一件从我们小时候知道“自己”是什么之后，就开始做过成千上万次的事。她挣扎着从椅子站起身，走过来从后面把手摆在乔伊的肩膀上，然后弯腰亲了他的脸颊。

        她问他：“你不需要做什么事？”

        他没回答。他从没回答过，而且我们默不作声也是这项仪式的一部分。

        “你不需要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乔伊。只要解决其中一部分就好了，这样世界就会正常运转了。”

        她又亲亲他的脸颊，然后把一只手留在椅子后面，另一只手伸出用力，把自己移动到我身后。我可以听到她的喘气声，还没把手摆在我肩上就先亲了我，然后像以前一样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两边打量着我的宽阔肩膀，心头惊叹着她一个娇小女子生的小孩怎么会长成这样一个巨人。

        她说：“从小你的力气就等于两个一般的男生。”

        然后她问了一个跟我相关的问题。

        她问我：“你要怎么运用这样的力气？”

        我没回答，从来没有。

        她说：“你得做对的事情。”

        然后她又弯腰亲了我的脸颊一下。

        我心里想着：这是最后一次吗？

        二十分钟后我们离开，离开前在门边用力拥抱了很久，说我们爱她，她也说她爱我们，永远爱我们。我们让她站在那里，坐着那一台小电梯下楼，开始走一大段路程回到剧院广场去坐机场的接驳巴士。我们热泪盈眶，两人不发一语。我的奖章对戴高乐机场报到柜台的女孩起不了作用，她把我们的位置排在飞机的后端。航程大概过了一半后我拿起《世界报》，看到诺瑞嘉在巴拿马市被抓到的新闻。一周前我的人生就是为了那一项任务而活的，现在我几乎把它遗忘。我把报纸放下，试着想往后的日子，试着记起自己应该往何处去，还有我到了那里后应该做什么。我想不太起来，而且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如果当时我知道，早该留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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