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行李打包好，离开来访军官房舍，临行前再去跟史温打个招呼。他放了个消息给我。他说：“我应该逮捕你们两个。”
我说：“为什么？”
“你们不假离营，威拉要追捕你们。”
“啊？他跟全世界的基地发布通缉吗？”
史温摇头说：“只有这个基地，他们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发现你的车，威拉问了运输大队的人，所以知道你来这里。”
“你什么时候接到电传的？”
“一小时前。”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两小时前。”
“我们要去哪里？”
“不知道，因为你没说，我以为你们要回基地。”
我说：“谢了。”
“最好不要跟我说你真的要去哪里。”
我说：“巴黎，去办私事。”
“怎么啦？”
“我也不太确定。”
“要我帮你叫出租车吗？”
“太棒了。”
十分钟后我们坐上另一辆奔驰出租车，循原路回机场。
如果要从法兰克福飞到巴黎，我们可以选择汉莎航空或者法航的飞机。结果我选了法航，因为他们的咖啡应该比较好喝，而且我想如果威拉要查民航机，应该会从汉莎航空查起，因为他是这种不懂变通的笨蛋。
我们用两张伪造的旅行凭证换了十点班机的两个经济舱座位，在候机室等待，虽然我们身上穿着战斗装，但并不显眼，因为机场里到处是穿着制服的美军。我看到好几个两两一组的十二军团宪兵，但不需要担心，因为他们只是跟警察在做例行查缉行动。他们不是来抓我们的，我觉得威拉的那张电传会在史温的桌上再摆个一、两个小时。
我们准时登机，把袋子摆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柜里，扣上安全带后坐好。飞机上还有十几个美军，因为巴黎一直是驻德美军最喜欢的度假天堂。雾还是很多，但不会糟到耽误班机。我们准时起飞，机身飞越一片灰蒙蒙的城市上空，朝西南方前进。飞机正下方是一片片粉色田野还有森林，接着我们攀升到云层上面，看到了太阳，就再也看不到地面了。
这是一趟很短的航程，我才喝到第二杯咖啡，飞机就开始往下降了。桑玛喝的是果汁，她看起来有点紧张、有点兴奋，也有点担心。我猜她没去过巴黎，同时也没有“不假离营”的经验。我看得出这件事对她有所影响。“不假离营”是个很复杂的因素，我大可不要这样做的，但威拉追捕我也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显然是他一定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现在我猜我们已经上了全世界美军的“追缉”名单里了，也就是说我们正遭受“全面通缉”。
早上十一点半我们在戴高乐国际机场降落，从空桥离开飞机。机场里人山人海，出租车排班处一团混乱，跟我上次与乔伊一起来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放弃搭出租车，走到接驳巴士站，排队后上了小巴士，里面塞满了人，非常不舒服。但是巴黎比法兰克福温暖，和煦的太阳高挂空中，我知道我们可以看到风光明媚的巴黎。
我说：“来过吗？”
桑玛说：“没有。”
我说：“前面二十公里没看头。真正好看的要等到我们上了环快。”
“什么？”
“环状高速公路，就是我们说的环城公路，好看的东西从进入环快后才有。”
“你妈住在巴黎？”
我点头说：“住在城里最棒的一条路上，那是使馆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
“我们要直接过去吗？”
我说：“明天再去，今天纯粹当个旅客就好。”
“为什么？”
“我要等我哥来巴黎，我不能自己去，我们俩要一起出现。”
她不发一语，只是望着我。巴士发动后开离街边石旁，沿路她都看着窗外。我可以从她反射在窗上的脸庞看出她同意我说的，到了“环快”后景色比较美。
我们在剧院广场下车，站在人行道上，让其余旅客从我们身边挤过。我想我们第一件该做的事，应该是找间旅馆，把行李安顿好。
我们从和平街往南走，经过凡登广场，到了杜乐丽花园。接着我们右转，直接走到香榭丽舍大道。在和煦的冬阳下，一个懒洋洋的日子里，如果想找个地方跟美女一起闲晃，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可能有，但当时我想不出来。我们左转走进马波夫街，到了与乔治五世大道交会处，对面就是乔治五世饭店。
“这里可以吗？”
桑玛说：“他们会让我们投宿吗？”
“进去才知道。”
我们走到对街，一个戴着大礼帽的家伙帮我们开门，接待柜台的女孩在翻领上别了几支小国旗，分别代表她会说的各国语言。我说法文让她很高兴，所以当我用两张旅行凭证要跟她换两个房间时，她二话不说，马上把钥匙给我们，好像我是用信用卡或金条付帐似的。乔治五世饭店，一定是这种地方：没什么事情他们没见识过，就算有，他们也不愿承认。
那女孩给我们的房间都是朝南，而且都可以看到一部分艾菲尔铁塔。其中一个房间的装潢是淡蓝色系，里面除了有个休憩区，还有个超大浴室。另一个房间要从走道往下再走三个房间，里面的装潢是深黄色系，房外的茱丽叶式阳台上装着铁栏杆。
我说：“给妳挑。”
她说：“我要有阳台那间。”
我们把行李安顿好，洗完澡，十五分钟后在大厅碰面。我打算吃午餐，但桑玛有别的构想。
她说：“我想买衣服，旅客不会穿战斗装。”
我说：“我穿。”
她说：“所以你要突破一下，好好享受。我们该去哪里买？”
我耸耸肩。巴黎这地方每走二十码就会经过至少三家服装店，但不管你是买一件衣服还是裤子，每件都会花掉你一个月的薪水。
我说：“我们可以试试邦玛榭（BonMarchd）。”
“什么？”
我说：“一家百货公司，法文的意思就是他们卖便宜货。”
“百货公司说自己很便宜？”
我说：“我最喜欢这种地方。”
“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说：“撒玛丽丹百货公司（Samaritaine）。在塞纳河边，靠近新桥，楼顶有个观景露台。”
“我们去那里吧。”
我们沿着塞纳河走了很久才到，一路走到西堤岛顶端，花了我们一小时，因为我们不断停下来看东西。我们经过罗浮宫，也好好欣赏了河堤边用绿色摊架做生意的小摊子。
桑玛说：“什么是Pont Neuf”
我说：“新桥。”
她看着前方那座桥古老的石造结构。
我说：“这是巴黎最老的一座桥。”
“那为什么要叫它新桥？”
“因为它也曾经是座新的桥。”
我们走进温暖的百货公司。它跟其他百货公司没两样，化妆品也在一楼，空气里弥漫着香味。桑玛走在前面，我们先到二楼女装部，我坐在一张很舒服的椅子上，让她四处看看。她去了半个多小时，回来时身上穿着一套全新的衣服。她穿着黑鞋、黑色直统长裙、一件灰白相间的布莱顿毛衣以及一件灰色羊毛夹克，还戴着一顶画家常戴的贝雷帽。她身上的行头像是花了她一百万，原来穿的战斗装与靴子都在她手上印有“撒玛丽丹”字样的袋子里。
她说：“该你了。”她带我到男装部。唯 一件裤管内侧接缝处有九十五公分的裤子，是件仿美国样式的蓝色阿尔及利亚制牛仔裤，所以我买衣服时只能配合它。我买了件淡蓝色运动衫，还有一件黑色棉质飞行夹克，穿的还是陆军靴子，因为用它搭配牛仔裤不算太差，跟夹克则是很配。
桑玛说：“买顶贝雷帽。”所以我就买了——那是一顶有皮革帽檐的黑色贝雷帽，因为美元汇率很高，所以买起来很划算。我把迷彩装也放进袋子里，还在镜子前照了一下，把帽子调到一个很潇洒的角度才离开。
桑玛不发一语。
我说：“吃午餐去。”
我们到九楼的咖啡餐厅去吃饭。坐在露台上太冷，但我们坐在窗边，景致也跟露台上一样棒。往东我们可以看到圣母院，往南最远可以看到蒙帕纳斯塔。在太阳的照射下，巴黎这个城市真的棒极了。
桑玛说：“威拉怎么找到我们的车？而且，美国这么大，他居然知道要去哪里找。”
我说：“他根本没有找，是有人告诉他的。”
“谁？”
我说：“瓦索或库莫。在十二军团基地时，史温的士官在电话上提到我的名字。所以当他们把马歇尔弄出来的时候，也打电话到岩溪镇给威拉，跟他说我跑来德国骚扰他们。他们责骂他为什么准许我出国，并且叫他把我召回。”
“他们不能干涉特调组调查员的行动。”
“因为威拉，他们没什么不可以。我刚刚想通了，他们就是老朋友。史温等于已经说了出来了，只是我没马上想通。威拉以前在军情局的时候就跟装甲兵创建了关系。为了得到苏联坦克的那些狗屁数据，这些年来他都跟谁打交道？就是装甲部队，这就是关联，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在意克拉玛的事。他不是担心整个陆军会出糗，他只是担心装甲部队出糗而已。”
“因为他是他们的人。”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昨晚瓦索与库莫会逃掉。其实他们不是要逃，只是帮威拉争取时间与机会，让他来对付我们。”
“威拉知道旅行凭证不是他签的。”
我点头说：“那当然。”
“所以这下我们糟了，我们不假离营，而且伪造签名。”
“没事的。”
“怎么讲？”
“等我们把案子办完就没事了。”
“你觉得我们可以破案？”
我没回答。
晚餐后我们越过塞纳河，绕远路回饭店。穿着便衣，手拿撒玛丽丹的袋子，我们看来就像游客，只差没有手拿相机。我们在圣日尔曼大道上浏览商店橱窗，欣赏卢森堡花园。我们还看到了伤兵医院与巴黎军事学院，然后我们往北走到波斯给街上，此刻距离我妈的公寓后面已经只有五十码距离，这点我没告诉桑玛，如果她知道，一定会劝我去一趟。我们又跨越塞纳河，这次是从阿尔玛桥，接着我们在纽约街上的小餐馆喝咖啡，然后漫步越过小山丘回饭店。
桑玛说：“睡个午觉，然后吃晚餐。”
很高兴能小睡一下，因为我很累。躺在那装潢成淡蓝色系的房间里，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
两小时后，桑玛用内线电话把我叫醒，她想知道我对餐厅熟不熟。巴黎到处都是餐厅，但我的穿着活像个白痴，口袋里又只有三十块，所以我挑了维贺内街上一个我知道的餐厅。我知道我可以穿着牛仔裤跟运动衫去那里而不遭人白眼，也不必花大钱，而且用走的就到，可以省下出租车钱。
我们在大厅见面，桑玛的状况看来还是很好。不管是下午或傍晚，她身上的裙子跟夹克都很适合，但她没戴贝雷帽，我还是戴着。我们跨越山丘，朝香榭丽舍大道前进，走到一半时，桑玛做了件怪事，她主动牵我的手。当时天色已经变暗，我们身边都是散步的情侣，我猜她觉得这样很自然，我也觉得很自在。一分钟后我才发现她牵了我的手，或者说，一分钟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她也一样。最后她变得很不安，抬头看我后又把手放开。
她说：“抱歉。”
我说：“别这样说。感觉很好。”
她说：“我刚刚没想这么多。”
我们继续往下走，转进维贺内街，找到那家餐厅。因为是一月，当时才刚刚傍晚，老板很快就帮我找到一张桌子。桌子在角落，上面有花跟点燃的蜡烛。一边考虑要吃什么时，我们要了水，还点了一壶红酒。
桑玛说：“你就像住在这里一样。”
我说：“没那种感觉，我在哪里都没有家的感觉。”
“你的法文讲得很好。”
“我的英文也讲得很好，但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北卡是我的家。”
“但总有你偏好的地方。”
我点头说：“这里还不错。”
“想过未来吗？”
“妳的口气听起来很像我哥，他要我做规划。”
“一切都将改变。”
我说：“有部队，就需要宪兵。”
“不假离营的宪兵吗？”
我说：“我们只需要破案就好，不管是克拉玛夫人、卡邦或者布鲁贝克，只要破一个就好。我们有三次机会。”
她不发一语。
我说：“放心。这四十八小时内我们把一切抛开，好好享受。担心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要浪费这趟巴黎之旅。”
她点点头，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试着忘记这一切。烛光中她的眼睛就像会说话似的，她的眼睛告诉我，她眼前有一堆麻烦，但她暂时把那些事抛诸脑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我说：“喝酒，好好享受。”
我的手摆在桌上，她伸手捏捏我的手，举起酒杯。
她说：“北卡就在那里，不会跑掉的。”
我们从菜单中价格固定的部分各点了三道菜，吃了三小时。为了避开工作上的话题，反而只讲私事。她问我的家庭状况，我跟她说了点乔伊的事，我妈的部分则是几句话带过。她也跟我聊她的家人与兄弟姊妹，而且她的堂亲与表亲实在多到我记不住。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看着她映照着烛光的脸，她那乌木般黝黑的肤色混着一种古铜色调，眼睛则是炭黑色，下腭像瓷器一样细致。一个这么娇小又温柔的人，怎么会来当兵？但接下来我想起，她有一项连我也没有的专长：她是个狙击手。她说：“我会跟你妈碰面吗？”
我说：“如果妳想看她，是可以。但她病得很重。”
“不只摔断脚？”
我说：“她有癌症。”
“情况很糟吗？”
“末期了。”
桑玛点头说：“我猜应该是这样，上次你来这里又回去后，心情就一直不好。”
“是吗？”
“一定会对你有影响的。”
换我点头说：“影响程度超过我的预期。”
“你喜欢她吗？”
“我很喜欢她。但妳也知道，没有人能长生不老，照理讲，这种事不该让人意外。”
“也许我该避开，我跟你们去也许不恰当。应该只有你跟乔伊去就好了。”
“她喜欢认识朋友。”
“也许她会觉得不太好。”
“再看看吧，也许她想出门吃午餐。”
“她的样子看起来怎样？”
我说：“糟透了。”
“那她应该不想跟不认识的人见面。”
我们静静坐了一阵子，服务生把帐单拿来。我们点点身上的现金，各付各的，还给了不少小费。回饭店的路上我们一直牵着手，这样似乎很自然——我们两个都是身边有一堆麻烦的人，有些麻烦是一起面对，有些则是自己的。戴着大礼帽那家伙又帮我们开门，跟我们ponne nuit ，就是法文的晚安。上了电梯后我们站在一起，但没有并肩，当我们出电梯时桑玛必须往左走，我是往右走。这是个尴尬时刻，我们不发一语，我可以看出她想跟我过来，我也很清楚自己有多想跟她一起过去，脑海里已经浮现她房里的景象：黄色的墙壁，还有香水味。我想像在床上帮她脱掉新毛衣，拉下她新裙子的拉链，听见它掉在地板上的声音，我还猜那件裙子会有丝质衬里，所以会发出沙沙沙的声音。
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我们都已经不假离营了，还有什么更糟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但至少能让我们觉得比较舒服安心。
她说：“明早约几点？”
我说：“我得早一点，六点就要到机场了。”
“我陪你去。”
“谢了。”
她说：“我喜欢陪你。”
她说：“那我们四点就得起床。”
我说：“嗯，大概四点。”
我们还是站着不动。
她说：“那就晚安啰。”
我说：“好好睡一觉。”
我往右转，没有回头看，我听见她开门，我先关门后她才把门关上。
十一点了。我上床但睡不着，只是躺在那里看了一小时天花板。城市的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那黄色的灯光看起来雾雾冷冷的。我可以看见艾菲尔铁塔的闪光灯闪烁着，断断续续发出金色光芒，节奏不快不慢。随着灯光闪烁，灰泥天花板上的雕纹时隐时现。远处的街道上我听见煞车声、小狗叫声、楼下寂寥的脚步声，以及远处的喇叭声。接下来整个城市陷入一片寂静，沉默大举来袭，但我却觉得好像有无数警笛在我身边逼近呼啸着。我抬起手腕看表，已是午夜了，我把手又放在床上，突然间心头被一阵寂寞占据，害我几乎喘不过气。
我打开灯，滚到床头电话边，看着数字键下方有个说明牌写着：如果要拨内线电话，请按3再加上房间号码。我照做之后，她在第一声就把电话接起来。
我说：“睡了吗？”
她说：“没有。”
“要我陪妳吗？”
她说：“嗯。”
我穿上牛仔裤与运动衫，赤脚从走廊走过去敲门，她从门后伸手出来把我拉进去。她身上的衣裙都还在，把我按在门上用力吻我，我则是吻她吻得更激烈。门在我们身后往后甩关好，我听见油压闭门设备发出嘶嘶声，门闩喀嗒一声关上。我们往床边前进。
她穿着深红色内衣，大概是丝或缎子做的，身上跟房里到处是香水味。她长得娇小又细致，但是动作又快又强烈。她的房里一样有城里的灯光从窗户射进来，现在我感觉到灯光是温暖的，给了我能量。艾菲尔铁塔的灯光一样投射在她的天花板上，我们俩的节奏跟灯光闪烁的节奏一样，不快不慢，无法停息。事后我们像两把汤匙一样躺平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力气放尽，气喘吁吁，靠在一起但一语不发，好像两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睡了一小时，醒来时还是维持睡前的姿势，我强烈感觉到自己有得有失，但那感觉一时间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桑玛还在睡，她缩在我的怀里，闻起来很香很温暖，让人感觉她全身柔软温和，却又很坚强。她的头靠在我的左臂上，我的右臂搂着她的腰。我握着她那半开半阖的手。
我转头看着天花板上时隐时现的雕纹，听见大约一哩外，就在凯旋门另一侧隐约传来摩托车的噪音，还有远方的狗吠声。除此之外，城里一片寂静，两百万人都在沉睡。乔伊还在飞机上，可能在接近冰岛上空的大圈航在线。我没办法想像我妈现在怎样，于是闭上双眼，试着再睡一下。
我在四点自动醒来，像是有闹钟似的。桑玛还在睡，我把被她压住的手臂稍微转一下，抽出来，走下床后踮着脚走到洗手间。我把裤子穿上，套上运动衫，把桑玛吻醒。
我说：“中尉，该起床干活了。”
她把手臂高高举起伸直，把背弓起来，棉被滑到她的腰际。
她说：“早安。”
她说：“我爱巴黎，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我也是。”
我说：“半小时后大厅见。”
我回自己房间，打电话叫人送咖啡过来。咖啡还没送到我就已经刮完胡子，冲完了澡。我在门口接托盘时身上只围了条浴巾，然后我穿上干净的战斗服，喝第一杯咖啡后看看表。巴黎时间早上四点二十，等于美东时间晚上十点二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而美国西岸则是晚间七点二十，对一个常加班的家伙来讲应该还算挺早，可能还坐在办公桌前。我看了一下电话上的指示牌，拨9之后打外线，然后按下我唯一会永远记住的电话号码：维吉尼亚州岩溪镇一一〇特调组的总机号码。才响一声就有总机人员接电话。
我说：“我是李奇。我需要尔汶堡宪兵运行官的电话。”
“报告，威拉上校命令你必须立刻回来。”
“我会尽快回去，但现在我就需要那个电话号码。”
“报告，您现在在哪里？”
我说：“在澳洲雪梨的一家妓院，给我电话号码。”
他把电话号码给我，我自己重复一次后又按9，拨打那个号码，结果法兰兹的士官在第二声就接了起来。
我说：“我要找法兰兹。”
接着话筒传来喀嗒一声，接着完全没有声音传来，我等了好久才等到法兰兹。
我说：“我需要你帮个忙。”
“什么忙？”
“有个十二军团的家伙叫马歇尔的在你那边，你认识吗？”
“不认识。”
“我需要你把他一直留在那里，等我亲自过去。这非常重要。”
“如果要把人留住，唯一的方式就是逮捕他们。”
“跟他说我从柏林打电话过去你那边，只要他觉得我还在德国，他就会继续待在加州。”
“为什么？”
“因为有人命令他要待在那里。”
“他认识你吗？”
“他知道我这个人，但我们不认识对方。”
“那我就尴尬了。难道我可以直接跟他说，嘿，有个你不认识的家伙叫李奇，他叫我告诉你，说他被困在柏林。”
我说：“那就小心点。告诉他我要你帮我问他个问题，因为我没办法亲自过去。”
“什么问题？”
“问他克拉玛出殡那天的事，他去了阿灵顿吗？那天葬礼结束后他做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不用载他的两个上司去北卡？他们有向他解释为何要自己开车吗？”
“这是四个问题。”
“我不管你问什么，只要让他觉得你是替我发问，因为我不会去加州。”
“我怎么回你电话？”
我看看话机，然后把乔治五世饭店的电话号码给他。
他说：“你在法国，不是德国。”
我说：“不要让马歇尔知道，我等一下会回饭店。”
“你什么时候来加州？”
“我希望在四十八小时内到。”
他说：“好，还有其他事吗？”
我说：“有。打电话到博德堡，叫我的中士帮我查一下瓦索将军与库莫上校的背景。特别是我想知道他们俩是不是其中有一人与维吉尼亚州一个叫做史派瑞维尔的小地方有关系。可能是在那里出生、长大，或者在那里有亲戚，或者有任何关联，因此可能熟知那里卖各种东西的地方。要她一直到我跟她联系前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问了这件事。”
他又说一次：“好。就这样吗？”
我说：“还有。叫她打电话给绿谷镇的克拉克警探，他之前曾派人去街上问除夕夜的事，要他把询问结果传真过去。这样讲她就知道了。”
法兰兹说：“真高兴她听得懂。”
他顿了一下，把这件事也写下来。
他说：“就这样吗？”
我说：“暂时就这样。”
我把电话挂断，到楼下大厅，桑玛已经在那里等五分钟了。她的速度比我快，不过话说回来，她不必刮胡子，也不必打电话或喝咖啡。她跟我一样又穿上战斗装，我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把靴子弄干净的，或者是她找人帮忙清理靴子，她脚上的靴子亮晶晶的。
我没钱可以搭出租车去机场，所以我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回剧院广场搭巴士。车上的人没有之前那么挤，但搭巴士还是一样不舒服。沉睡中的城市在我们眼前匆匆闪过，接着巴士开上“环快”，然后慢慢穿越一片阴郁的郊区。
我们刚好在六点前抵达戴高乐国际机场。机场里人山人海，我想是因为时差的关系，随时都有人会飞来巴黎，而且早上六点的机场可能比下午还要繁忙。到处都是人，有人搭上汽车与巴士，有人则在下车，从美国东岸飞过来或正打算飞回去的旅客们拿着行李，挣扎地走着。看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动。
透过显示班机时刻的屏幕，我得知乔伊的班机已经着陆，于是绕到海关外的入境大门前，在一 大群准备接人的群众里找到位置站好。我猜乔伊会是头几个出来的旅客之一，因为他会快步走出飞机，而且他不用提领行李，不会耽误时间。
我看到前一班飞机几个脱队的旅客正走出来，他们大多是因为有小孩而被耽误的家庭，或是必须等待大型行李的人。人群里有些人转头看他们，直到发现不是自己要接的人后又把头别开。我花了点时间看着大家做这动作——这是个很有趣的肢体运动。从姿势的些微改变就可以看出人们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还有欢迎或失望。身体半边往内转，然后又转开朝向别地方。有时候甚至身体连转都没转，只是把身体的重量改放在另一只脚，然后又放回原来的脚上。
上一班飞机拖到最后才出来的人跟乔伊那班飞机先出来的人混在一起。有些出差的人快步移动着，他们吃力地拿着手提箱与行李推车。还有穿着高跟鞋、戴着墨镜的年轻女子，身上都是名牌服饰。是模特儿吗？还是女演员？应召女郎？还有美、法两国的政府官员，从他们的外表就看得出来——一脸聪明的样子，看起来很严肃，大多戴着眼镜，但是他们的西装、鞋子、外套都不是最贵的。可能是低级外交官，因为飞机是从华府过来的。
乔伊大概是第十二个出来的人。他身上那件大衣我之前看过，但西装与领带都跟之前不一样。他看起来很帅，走得很快，拿着一个黑色皮革制简易行李袋。他比其他人都要高一个头，走出门后他停下脚步，在人群里寻找我的脸。
桑玛说：“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我说：“不过我人比较好。”
他立刻就看到我了，因为我也比其他任何人都高一个头。我指着一个没那么多人移动的地方，他从人群中穿出，往那里移动。我们绕过去找他。
他说：“桑玛中尉，幸会。”
我没看到他看着桑玛的夹克上写着“美国陆军 / 桑玛”的名牌，也没看到他去瞄她衣领上代表官阶的那两条杠。一定是我们之前聊过后，他就把她的名字与官阶记下了。
我问他：“你还好吗？”
他说：“很累。”
“想吃早餐吗？”
“到城里吃吧。”
等着坐出租车的人潮排了一哩长，我们只好放弃，还是去搭接驳车。轮到我们上车时，前一班已经满了，所以十分钟后我们是下一班车头几个上车的。等车时乔伊问桑玛觉得这趟巴黎之旅如何，她把我们做了哪些事一 一跟他分享，唯一省略的是我们午夜之后的韵事。我站在街边石上，背对着车道，往东看着航厦屋顶上的天空，已是破晓时刻了，另一个晴天即将来临。那天是一月十日，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后天气最好的一天。
上巴士后我们挑了三个行李架对面的位置，桑玛坐在中间，乔伊坐她前面，我坐她后面。位置又小又不舒服，是坚硬的塑胶材质，双腿没有伸展的空间。乔伊的膝盖硬塞在两个椅子中间，他的头随着巴士的前进一起左右摇晃。我没尽到“迎宾”的责任，因为在他经历了大西洋上空的航程后，我还让他坐巴士，我有点内疚。但我跟他一样身材高大，坐在巴士上一样不舒服，我也睡得不多，最重要的是身上没钱。但我猜他宁愿赶快进城，而不愿在出租车招呼站等上一小时。
上了“环快”，豪斯曼男爵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后，他的精神变得比较好。太阳已经出来很久，整个城市闪耀着蜂蜜色的金黄光芒，四处的咖啡馆开始忙了起来，到处都是手里拿着法国面包与报纸的人，大家都踏着整齐的步伐。根据法律规定，巴黎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十五小时，所以剩下的一百三十三小时都被他们拿来享乐闲晃，这种生活方式光用看的就很过瘾。
我们在熟悉的剧院广场下车，往南朝我们前一周才走过的那条路前进，从协和桥跨过塞纳河后，我们在奥赛码头往西走，然后往南走进哈普街。我们走到大学街上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时，桑玛停了下来。
她说：“我去看巴黎铁塔，你们俩去探望妈妈吧。”
乔伊看着我，像是问我：她知道了吗？我点点头像是对他说：她知道。
他说：“谢了，中尉。我们去看看她怎么了，如果她肯，也许妳可以来跟我们共进午餐。”
她说：“打电话到饭店给我。”
我说：“妳知道怎么走？”
她转身指向大学街北边说：“跨过那座桥后越过小丘，就在左边。一直走就是了。”
我露出微笑。她的方向感真好。乔伊看起来有点困惑，他看了她指的方向，知道那里有什么。
我说：“不行吗？”
“陆军帮你出钱？”
我说：“多少吧。”
“真爽。”
桑玛踮起脚跟亲我的脸颊，然后跟乔伊握手。我们站在那里让微弱的阳光洒在肩头，看着她朝铁塔底部走去，已经有一小群旅客跟她朝同一方向走过去，贩卖纪念品的人也开始把货品摆出来。我们站在远方看着他们，看着桑玛愈走愈远，身影也愈来愈小。
乔伊说：“她很棒，哪里认识的？”
“博德堡。”
“你查出为什么会被调去那里了吗？”
“有点头绪了。”
“希望如此，你已经去那里两周了。”
“记得威拉那家伙吗？我曾经问过你的。他跟装甲兵打过交道，对不对？”
乔伊点头说：“我很确定他都直接向他们报告。他的东西是他们的情报来源。”
“你记得是什么人吗？”
“装甲兵的人吗？没有，我从来没注意过威拉，因为他的东西不是最主要的业务，只是细枝末节。”
“听过一个叫马歇尔的家伙吗？”
乔伊说：“不记得了。”
我没说话。乔伊转身沿着大学街往南看，拉拉衣领，把大衣包得更紧，抬头面对太阳。
他说：“走吧。”
“你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她是什么时候？”
“前天，本来该轮你打的。”
我们动身后沿着街道并肩往下走，把脚步调整到跟身边的人一样轻松。
我说：“想先吃早餐吗？我不想吵醒她。”
“护士会帮我们开门。”
我们经过邮局，有辆车的车身一半开上了人行道，看来好像出了车祸。车子的一边挡泥板已经撞坏，轮胎爆掉一个，我们为了绕过它而走到马路上，然后看到四十码外有辆黑色车子跟另一辆并排停在路上。
我们瞪着那辆车。
乔伊说：“Un corbillard·”
灵车。
我们瞪着它，试着判断它停在哪栋楼房外，试着估算距离，但因为它就在正前方，实在很难看得出来。我抬头看着一整排楼房屋顶，先看到一面一八九〇年代风格的石灰岩墙面，是栋七层楼房。紧邻在旁的是我妈那栋较为简朴的六层楼房，然后我把目光垂直往下移动到街上，结果看到那辆灵车——它就停在我妈的楼房前面。
我们拔腿奔跑。
有个戴黑色丝帽的人站在人行道上，我妈那栋楼的临街大门开着，我们瞥了那男人一眼，然后走进天井，门房站在她的房间走廊上。她手里拿着手帕，眼眶含泪，没注意到我们。我们搭电梯到五楼，气人的是这电梯实在很慢。
我妈的房门开着。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穿黑衣的人在里面，我们进去后他们退开，不发一语，那位大眼女孩从厨房出来，她的脸色惨白，看到我们时停下脚步。乔伊说：“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昨晚。她走得很安详。”
那几个穿大衣的人猜出我们的身分，慢慢退到走廊上。他们很安静，完全没出声，乔伊脚步不稳地走向沙发坐下，我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地站在屋子中间。
我又说了一次：“什么时候？”
那女孩说：“午夜，她在睡梦中。”
我闭上眼睛，一分钟后又打开，她站着不动，看着我。
我说：“妳跟她在一起吗？”
她点点头，“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有医生在场吗？”
“她叫医生离开。”
“怎么了？”
“她说她好多了，十一点就上床睡觉，睡了一小时后就这样停止呼吸。”
我抬头看天花板说：“她很痛苦吗？”
“最后才不痛的。”
“但她说她好多了。”
“大概是回光返照，我以前也看过。”
我看看她，然后把头别开。
那女孩说：“你们想看看她吗？”
我说：“乔伊。”他摇摇头，还是坐在沙发上。我朝着卧室走去，床边摆了个有丝绒垫子的高架，上面有一具白丝镶边棺材，里面还是空的。妈妈的尸身还在床上，她身边的床单整理过了，她的头下垫着不是很高的枕头，双手摆在棉被外，交叉放在胸口。她的双眼已经阖起，我几乎认不出她。桑玛问过我：看到死尸你会难过吗？
那时候我说：不会。
为什么不会？
我不知道。
我没看过父亲的尸体，他死时我不在他身边。他是因为心脏出问题死的，荣民医院已经尽力救治他，但也可以说一开始他就难逃一死。我在葬礼当天飞回来，当夜就走了。
我心想：葬礼。
乔伊会理。
我在妈妈床边待了整整五分钟，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没有流泪。然后我转身走回客厅，刚刚那些人又回来——他们是croque-morts，意思是“抬棺的人”。有个老人跟乔伊一起坐在沙发上，他的坐姿很僵硬，身边有两根走路用的拐杖。他有一头稀疏的灰发，身穿深黑色西装，扣眼上别着一条小绶带。那条绶带，有可能是枚“英勇十字勋章”或是“抗战勋章”，他那瘦骨嶙峋的膝上平摆着一个小硬纸盒，盒子用一条已经褪色的绳子绑着。
乔伊说：“这位是拉摩尼耶先生，爸妈的朋友。”
那位老人抓起拐杖，挣扎着起身要跟我握手，但我挥手要他坐下，我自己靠过去。他可能有七十五或八十岁，是个干瘦的老人，但就一个法国人来讲，算是相当高的。
他说：“你是她嘴里说的那个李奇。”
我点点头，说：“就是我。我不记得看过你。”
“我们没见过面，但我跟你妈是老朋友了。”
“谢谢你来这一趟。”
他说：“我也谢谢你赶过来。”
我心想：真感动。
我说：“盒子里装着什么？”
那位老人说：“她不想放在家里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东西在她死后应该让她的儿子知道。”
他像是把那个盒子当成圣物，交给我后如释重负。我把东西拿过来，用手臂夹着，感觉起来不轻也不重。我猜里面有本书，或是老旧的皮革封面日记本，还有其他东西。
我说：“乔伊，我们去吃早餐吧。”
我们漫无目的地快速走着，转进圣多明尼克街后在要接上博览会街时经过两间咖啡馆。我们迎着阳光跨越波斯给街，然后随意转进尚·尼古街。乔伊在一家烟草店停下来买烟，如果我有那个心情，我一定会露出微笑——这条街的街名是根据那个发现尼古丁的家伙命名的。
我们在人行道上一起抽烟，然后进入看到的第一家咖啡馆。走也走够了，该是说说话的时候了。乔伊说：“你不该等我的，你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我说：“昨天午夜，我感应到有事发生。”
“你本来可以跟她在一起的。”
“说什么都太晚了。”
“我不会在意。”
“但她会在意。”
“一周前我们就该留下来。”
“乔伊，她不希望我们留下来，那不是她的计划。她是重隐私的人，她虽然是我们的妈，但她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个体。”
他不发一语。服务生把咖啡端上来，又给了一小篮可颂。他似乎感受到我们的情绪，所以慢慢把东西放下就退开了。
我说：“你能安排葬礼吗？”
他点头说：“我会安排在四天后，你能留下吗？”
我说：“不行，但我会再回来。”
他说：“好，我会待一个星期左右，还得把她的遗嘱找出来。我们可能得把她的房子卖掉，还是你想留下？”
我摇头说：“我不想，你呢？”
“我想我不可能住在这里。”
我说：“如果我自己去，那是不对的。”
乔伊不发一语。
“上次我们很开心，那就是她想要的，那就是她为什么做那些安排，为什么说要去波丽朵餐厅。她根本就没吃东西。”
他只是耸耸肩，我们沉默地喝着咖啡，我试着吃个可颂，味道过得去，但我没胃口。于是又把它放回篮里。
乔伊说：“生命真是奇怪的一回事，一个人在世上六十年，拥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知识与感觉，然后离开人世，好像一切都是一场空。”
“我们会记得她。”
“不，我们只记得她的一部分，她跟我们分享的那一部分，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的只有她自己知道。因此，就现在来说，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是不存在的。”
我们又各抽了一根烟，静静坐着，然后慢慢并肩走回去，心里有点平静，有点无力。
回到妈妈的住处后，棺材已经装上灵车。棺材在电梯里一定被摆成直立的，门房在人行道上，跟那位别着绶带的老人站在一起。他用拐杖撑着，护士也在，自己在一旁站着。抬灵柩的那些人紧握着手，把手放在胸前，头看地上。
护士说：“他们要把她带到depot mortuaire去。”
葬仪社。
乔伊说：“嗯。”
我没留下。我和护士与门房道别，和那位老人握手，然后我对乔伊点点头，头也不回地沿着街道往北走。我从阿尔玛桥越过塞纳河，从乔治五世大道走回饭店，搭电梯回房后我发现老人给我们的纸盒还在我手上。我随手把它摆在床上，站着不动，完全不确定接下来自己要做什么。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声响起，我还是站在那里。是法兰兹从尔汶堡打来的，一开始他讲了名字两次，我才想起他是谁。
他说：“我跟马歇尔讲过话了。”
“谁？”
“十二军团那家伙。”
我不发一语。
“你还好吧？”
我说：“抱歉，我没事。你跟马歇尔谈过了。”
“克拉玛的葬礼，他也在场。他开车带瓦索与库莫过去，然后又回去。他宣称当天其他时间他没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整个下午他都必须在国防部参加重要会议。”
“但是呢？”
“我不相信他，他是个跑腿的。不管有没有会议，如果瓦索与库莫要他开车，他就得开车。”
“然后呢？”
“然后我怕被你修理，所以我又帮你查了。”
“查出来的结果呢？”
“他一定是在厕所里跟自己开会，因为没人看到他。”
“那他在做什么？”
“不知道，但他一定在做某件事，因为他回答我的语气实在太轻松。我的意思是，谁记得六天前开过什么会？可是这家伙却直接说出自己在开会。”
“你说我在德国？”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
“你跟他说我还待在那里？”
“他似乎觉得你一定不会立刻去加州。”
我说：“这些家伙都是威拉的老朋友。他对他们承诺，他说会让我没办法去烦他们。他把一一〇特调组当作装甲部队的下属单位。”
“因为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查了一下瓦索与库莫的背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两个曾经跟史派瑞维尔有何瓜葛。”
我沉默片刻，然后说：“他们都结婚了？”
法兰兹：“结婚。嗯，他们都娶妻生子了。但都是当地女孩，没有姻亲在史派瑞维尔。”
我说：“好。”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我要去加州。”
放下电话后我从走廊走到桑玛的房间，敲门后等着。她来开门，她刚刚观光回来。
我说：“她昨晚去世了。”
桑玛说：“我知道了，你哥刚从她的公寓打电话给我，他要我确认你没事。”
我说：“我还好。”
“我很遗憾。”
我耸耸肩说：“照理讲，这种事不应该让人意外。”
“什么时候？”
“昨天午夜，她就这样走了。”
“我很难过。你昨天该去看她的，不该跟我在一起。我们不该去买那些蠢衣服。”
“我上星期看过她了，而且大家都很开心，上星期可以说是完美的最后相聚。”
“如果是我，我会争取任何能多陪她的时间。”
我说：“这种事可以说都是机缘，如果我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可是她却在傍晚去世，我会希望自己一直待到傍晚。如果我昨天傍晚去了一趟，现在我还不是会后悔自己没一直待到午夜？”
“你昨天午夜跟我在一起，这点也让我很难过。”
我说：“别这样讲。我妈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毕竟她是个法国人。如果她知道那件事是我的选择，她也会支持我。”
“你只是不想让我难过。”
“好吧。那我可以这样讲，我想她不是那么开放的人，但不管什么事，只要能让我们快乐，她都会支持。”
“她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才走的吗？”
我摇头说：“她希望我们不要在她身边，这样她才可以放心地走。”
桑玛没有说话。
我说：“该走了，我们搭晚班飞机回去。”
“去加州？”
我说：“先回东岸，有些事我要查一下。”
她说：“什么事？”
我没告诉她。她一定会笑出来的，但当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跟她一起笑。
桑玛打包了行李，到我房间来找我。我坐在床上，用手拨弄着拉摩尼耶先生给我的那个纸盒上的绳子。
她说：“那是什么？”
“有个老人带过来的，他说这东西应该被当成我妈的遗物。”
“里面装了什么？”
“我不知道。”
“那就打开看看。”
我把东西从床单上推过去，跟她说：“妳帮我开。”
盒上那个绳结已经历史悠久，打得很紧，我看着她用小巧整齐的手试着把它打开，她那些干净的指甲在光线中反射着光芒。她把绳子拿下后打开盖子——这个纸盒很浅，它那又厚又硬的材质是现在已经看不到的。里面有三件东西：第一件是个更小的盒子，像珠宝盒一样。那是个纸盒，纸盒表面贴了一层有浮水印的深蓝色纸张。此外还有一本书跟一把起司切割器。那切割器很简单，只是一条铁线，两端都有把手，把手是老旧的深色木头。在法国，你可以在任何杂货店里看到类似的东西，不过这个切割器的铁线被换过了，用来切起司可能太粗了点，那条铁线像是钢琴的琴弦。铁线已经卷曲腐蚀，好像已经被保存了很久。
桑玛说：“这是什么？”
我说：“像是用来运行绞刑的绳子。”
她说：“是法文书，我看不懂。”
她把书递给我。那是本印刷的书，书封用很薄的防尘纸套包着。它不是小说，内页角落因为年久而变脏变色，整本书闻起来有股霉味，书名跟铁路有关。我打开看看，发现在书名页之后有一张法国一九三〇年代的铁路系统图。第一章讲的是北部的铁路路线全部汇集在巴黎，然后又往南散布，可以说是“条条铁路通巴黎”。这对我来讲相当合理，如果跟它的超大首都相较，法国本身的面积相对来说显得不大。大部分国家都会做这种安排，把首都当成蜘蛛网中心。
我翻阅整本书到最后，防尘封套后折口上有作者的照片——照片中人是年轻了四十岁的拉摩尼耶，我一眼就看得出来。照片下方的介绍表示他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战役中失去了双腿，我想起他在我妈家里沙发上的僵硬坐姿，还有他的拐杖。他一定是装了木制义肢，本来我以为他有一对瘦骨嶙峋的膝盖，应该也是复杂的机械设备。介绍中继续提到他创立了Le Chemin de Fer humain ，也就是“人力铁路”。他还接受戴高乐总统颁发“抗战勋章”，接受英国颁发“乔治十字勋章”以及接受美国颁发“特殊贡献勋章”。
桑玛说：“里面写了些什么？”
我说：“我好像刚刚认识了一个抗战英雄。”
“这跟你妈有关系吗？”
“也许她跟这位拉摩尼耶是老情人。”
“结果他想对你跟乔伊讲这件事？吹嘘自己有多厉害？这时候还做这种事，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
我又多读了点。跟大多数法文书一样，这本书也是用一种叫“过去简单式”的奇怪时态写成的，这种时态只有书写时候会用到，不是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很难读懂。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不是很吸引人，它的篇幅全被用来说明从北边南下巴黎的旅客必须在“北站”下车，如果想继续南下，他们必须徒步或坐车，或搭乘地铁、巴士等交通工具，越过巴黎市区到奥斯特列兹车站或里昂车站等其他车站搭火车南下。
我说：“这本书的主题是所谓的人力铁路，不过我看到现在，觉得它跟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我把书交给桑玛，让她继续翻阅。
她翻到第一张空白页给我看，上面用蓝墨水整齐地写着一行已经褪色的字：送给毕翠斯，皮耶敬上。
桑玛问我：“你妈就是毕翠斯吗？”
我说：“不是，她的名字叫约瑟芬，结婚前是约瑟芬·穆提耶，结婚后改为约瑟芬·李奇。”
她把书还给我，说：“我想我看过人力铁路的事迹，跟二次大战有关。人力铁路是用来解救那些在比利时与荷兰上空跳伞逃生的轰炸机机员。当地的抗战组织营救他们，利用秘密网络把他们安全护送到西班牙边界。然后他们可以回家继续参战，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那些受过训练的机员是珍贵的人力资源，而且也让人们免了战俘营的牢狱之灾。”
我说：“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联盟国政府要颁发勋章给他。”
我把书摆床上，想起要打包的事。我想我会把百货公司买的牛仔裤、运动衫与夹克都丢掉，因为我不需要也不想穿它们。然后我又看到那本书，书里有几页边缘跟其余内页不一样，我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些用半色调摄影术拍出来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在摄影棚里摆姿势拍出的照片，复制成一页六张的半身照片。其他则是秘密行动照片。照片里有些联军飞行员待在用蜡烛照明的地下石窖里，有些则是乡间小路上一小群行踪鬼祟的人身穿借来的农夫衣服，有些则是庇里牛斯山向导走在白雪皑皑的高地上。其中有张行动的照片是两个男人中间夹着一个年轻女孩。那个女孩是个刚刚度过童年的少女，笑脸盈盈地拉着两个人的手，带他们沿着城里的街道往下走，那城市我几乎可以确定是巴黎。照片下方的说明写着：运行任务中的毕翠斯。毕翠斯看起来只有十三岁左右。
我非常确定毕翠斯就是我妈。
我翻回那几页半身照中找到她，那大概是在学校拍的，里面的她大概是十六岁，照片说明写着：一九四七年的毕翠斯。我来回翻阅里面的文本，试着把拉摩尼耶要叙述的东西拼凑起来。
“人力铁路”的运作有两个最大的技术问题：如何找到落难的飞行员并不是其中之一。天气不好的夜里他们在比、荷两国空中被击落，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掉下来”。如果是被抗战组织抢先救走，他们还有逃命的机会，如果落入纳粹部队手里，一定跑不掉。如果运气好，抗战组织的动作比德国人快，他们会躲起来，身上的制服被换成其他服饰，还帮他们弄到假证件与车票，有个“送货员”会护送他们坐火车到巴黎，然后踏上返家的旅程。
也许如此。
第一个技术问题是踏上旅程后，在车上就可能被盘查。这些飞行员都是吃玉米长大的美国乡下金发男孩，或者来自苏格兰的红发男孩，无论如何看来就是不像皮肤黝黑而削瘦的战时法国人，看来实在太显眼。而且他们不会说法文，必须帮他们编些借口，像是叫他们装睡、装病，或者装聋作哑。
第二个技术问题是如何穿越巴黎市区。巴黎到处是德国人和他们设下的检查站，迷路的外国人在城里因为行动笨拙，一眼就会被人认出。而且城里完全没有私家车，出租车也很少，因为没有汽油可用。如果一群男人走在一起，立刻就会引人注意。所以必须有女人来担任“送货员”角色。而且拉摩尼耶想出最完美的“送货员”人选，就是他认识的一个小女孩。她会跟飞行员在北站会合，带着他们穿越街道抵达里昂车站。面带微笑的她会边走边跳，握着他们的手，就像是跟哥哥或来访的叔伯舅舅在一起。她总是有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人卸下心防，在她的护送下，每个人都可以轻松通过检查站，如入无人之地。当时她只有十三岁。
组织里的每个人都有假名。她叫做毕翠斯，拉摩尼耶叫做皮耶。
我拿出盒子里那个蓝色珠宝盒，里面摆了一枚勋章：是“抗战勋章”。那枚勋章有漂亮的红白蓝三色绶带，勋章本身是金色的，翻过来看到上面刻着我妈的名字：约瑟芬·穆提耶。
桑玛说：“她完全没跟你们提过？”
我摇头说：“一个字都没有，从来没讲过。”
接着我又回头看盒子：那个像绞刑刑具的，是什么鬼东西？
我说：“帮我打给乔伊，跟他说我们要回去，叫他把拉摩尼耶找回去。”
十五分钟后，我们回到公寓，拉摩尼耶已经在那里了。也许他一直没走。我把盒子给乔伊，要他看看。他进入状况的速度比我快，因为他先看了那枚勋章，上面的名字等于是个线索。他翻阅了那本书，当他认出那张作者的照片就是拉摩尼耶时，他抬头看了拉摩尼耶一下，然后开始看内文，看看照片后又看着我。
他说：“她从没跟你提过这些？”
“没有，你呢？”
他说：“她也没跟我说。”
我看着拉摩尼耶说：“那个像刑具的东西是什么？” 他不发一语。
我说：“告诉我们。”
他说：“她的身分曝光了，学校里一个跟她同年的男孩发现的，他是法奸的小孩，他用他要做的事来取笑折磨她。”
“一开始他没做什么，你妈觉得非常不安。接下来他说，如果你妈能用身体交换，他可以继续当作没这回事。你妈当然拒绝了，他说他要去告密，所以她假装配合，跟他约一天深夜在伤兵桥下见面。她必须从家里偷偷溜出来，一开始她把妈妈的起司切割器偷出来，用爸爸的钢琴琴弦把铁线换掉。是中音C下面那条G弦，我想多年后那条弦还是一直没装回去。她跟那男孩见了面，然后勒死他。”
乔伊说：“她什么？”
“她勒死他。”
“她才十三岁——”
拉摩尼耶说：“在那个年纪，男孩与女孩间的体能差距是很小的。”
“她只有十三岁，但她杀了一个男的？”
“当时是非常时期。”
我说：“详细经过如何？”
“她用了那个绞刑具，她是有预谋的，那件工具也不难使用，她只需要勇气与决心。然后她用原来那条铁线在他的皮带上绑了个重物，把他推进塞纳河里，他就此失踪，换取了她的安全，也确保人力铁路的存在。”
乔伊瞪着他说：“你让她下手杀人？”
拉摩尼耶耸耸肩，那种动作是法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跟我妈的动作一样。
他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她直到事后才告诉我，我想如果我事先知道，一定会凭直觉禁止她做这件事。但我没办法自己下手，因为我没有脚，我没办法下桥，要打斗也站不稳。我聘了个人，有时他会帮我运行暗杀任务，但当时他在比利时忙别的事。我不能冒险等他回来。所以经过衡量后我觉得我会让她放手去做，因为那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乔伊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拉摩尼耶说：“我知道真的有这回事，那男孩的肚子被鱼吃掉，几天后在下游不远处浮起来。我们紧张了一整周，但最后安然度过。”
我问他：“她帮你工作了多久？”
他说：“一九四三年一整年，她的表现很棒，但她的脸被人认了出来。一开始她那张年轻天真的脸是最好的掩护，谁会怀疑？但德国佬认出了她。更何况，一个女孩能有几个哥哥和叔伯舅舅？所以我必须让她退出。”
“是你招募她的吗？”
“她自愿的，她一直缠到我让她加入。”
“她救了多少人？”
拉摩尼耶说：“八十人，她是我在巴黎的最佳送货员，可说是个奇才。被人发现的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可是她顶着恐惧撑过一整年，没有一次让我失望。”
我们都坐着没说话。
我问他：“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的？”
他说：“我在战争中变成残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需要太多医疗照顾，所以德军不想拿我们这些战俘当人质，也没办法做粗活，所以我们被留在巴黎。但是我想有所贡献，却又无法作战，所以就进行不需要体力的组织工作。我知道那些飞行员的命像金子一样值钱，所以我决定帮他们回家。”
“我妈怎么会一辈子都闭口不提？”
拉摩尼耶又耸耸肩，看来很困扰，充满疑惑，这么多年后还是压根不懂这件事。
他说：“我想有很多理由，一九四五年的法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有许多人抗战，有许多人当了法奸，有些人两件事都做了。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清清白白，而她对于杀了那个男孩感到羞耻。那件事让她良心不安，我说她没有选择余地，她是不由自主的。而且那件事绝对没有错，但她还是宁愿把自己的贡献完全忘掉。我必须求她，她才接受那枚勋章。”
乔伊、我和桑玛都坐着不说话。
拉摩尼耶说：“我希望她的儿子能知道这件事。”
桑玛和我步行回饭店，一路上保持沉默。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领养的。我对自己说：你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这辈子我都觉得是爸爸在海军陆战队的工作塑造了我。知道这件事后，我发现自己身上其实隐藏着不同的基因——我爸可没在十三岁就杀掉敌人，做这件事的是我妈。她度过了历史的非常时期，她挺身而出做了件必须做的事。在那一刻，我开始发现我比想像中更想念她，而且会永远怀念她。我感到一片茫然，有件东西在我不知道自己拥有前就永远失去了。
我们把行李拿到大厅，在柜台办理退房，我们把钥匙退回，那位会说好几国语言的女孩准备了一份长长的支出明细表，我必须签名副署。一看我就知道自己惹上了超级大麻烦，因为房钱实在贵得离谱。我本来以为破案之后，在旅游凭证上伪造签名的事陆军会睁只眼闭只眼。但那一刻我变得没有把握，乔治五世饭店的费用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而且现在好像雪上加霜。我们只待了一晚，但因为太晚退房而被收了两晚的钱，我叫咖啡的钱可以在小餐馆吃一顿饭；我打电话到岩溪镇的收费更是可以用来在城里最棒的餐厅吃一顿有三道主菜的晚餐；打去加州找法兰兹那通则等于五道菜。至于桑玛帮我打电话到我妈的公寓给乔伊，要他把拉摩尼耶找来的那通电话，可以让我在饭店里多喝一次咖啡。而且从外面打进来的电话也被饭店收费：一通是法兰兹打给我的，另一通则是乔伊打给桑玛，要她看看我有没有事。就因为这点手足之情，美国政府要多付五美元。这份帐单对我来讲简直像噩梦一样。
那位会说多国语言的女孩印了两份明细表，我帮她签署其中一份，另一份被她放进一个有“乔治五世饭店”字样浮水印的信封，然后给了我。她说，那份是给我留存的。我心想，留存成为军事法庭的呈堂证供。我把明细表放进夹克内侧口袋，六小时后又拿出来，那时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动机为何，还有行凶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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