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往西边走，白天愈长而不是愈短。两天前因为时区改变而失去的时间，现在又都还给了我们。我们在下午两点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我与乔伊道别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去。接着我要找接驳公车，但还没找到就被逮捕了。

        保卫人的卫兵是由谁来保卫？专门逮捕人的宪兵，又会被谁逮捕？逮捕我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三个准尉，两个3级准尉，一个4级准尉。4级准尉向我出示了他的证件和逮捕令，接着 3级准尉拿出他们的贝瑞塔手枪跟手铐。4级准尉问我，要喝敬酒还是罚酒？我露出短暂的微笑：他的表现连我也赞赏，中规中矩。我想如果我是他，表现大概也是大同小异，不会比他更棒。

        他说：“少校，你身上有武器吗？”

        我说：“没有。”

        如果他真的就这样相信我，我就开始要为陆军担心了。有些4级准尉可能就会这样被糊弄过去，逮捕敏感人物会让他们绑手绑脚。而且如果你逮捕的是自己所隶属军种中的长官，那差事就更杂办了。但是这位4级准尉把每个步骤都做对了：他听到我说“没有”之后就对着两个部下点点头，他们就趋前来对我搜身，动作干净俐落——即使我的回答是“有，我身上有一颗核子弹头”，他们也会这么做。一个人搜我的身体，另一个人搜帆布行李袋。他们搜得很彻底，过了好几分钟才肯罢手。

        4级准尉问我：“需要帮你戴上手铐吗？”

        我摇头说：“车在哪？”

        他没有回答。另外两个准尉站在我的两侧，稍稍偏我的后方，w4级准尉走在我前面。我们穿越人行道，经过接驳车的停车区，朝着公务车专用车位前进。那里停了一辆轿车，车身颜色是橄榄绿。现在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心要逃的人会在这里挣脱逃走，他们也知道，所以把包围我的圈圈缩小。这三人合作无间，在这种三对一的情形之下，我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但我还是跟他们上车。后来我曾想过，如果我当时就逃了，后续发展会有何不同？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在当时逃掉。

        那辆车是最常被用来当警车的雪佛兰凯普瑞斯。在军方把它漆成绿色之前，车身是白的。车身门框的内侧露出了原来的颜色，车里面是塑胶皮椅，车窗是手动的，规格跟警车一样。我滑进后座，在驾驶座后方那个角落坐定，有个3级准尉挤进我身边那个位置，另一个坐进驾驶座，4级准尉坐在他身边。大家都不发一语。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往东朝华府行驶，乔伊可能就在前方五分钟车程的出租车上。我们转往东南方，经过泰森·柯罗纳地区，这时我已经确认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了。几哩后我们看到一个标示着前往岩溪镇的路标——岩溪镇是位于贝瓦堡北方二十几哩外的小镇，也位于旷地口镇海军陆战队基地东北方四十几哩处。那是我们总部的所在地，一一〇特调组就在那里，所以我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只是不知道原因何在。

        一一〇特调组的总部基本上是一个办公室跟补给中心。里面没有牢房、没有安全的居留室，所以他们把我丢在一间侦讯室里，把帆布行李袋丢在桌上，把门锁起来。我以前也曾把人锁在这里面，所以我知道整个进程：其中一个3级准尉会在外面走廊上站岗，或许两个都会在外面。所以我只能坐在木椅里，把前面两支椅脚翘高，两只脚摆在桌上，静静等待着。

        我等了一个小时，又饿又不舒服，还因为坐飞机而有点脱水。我想如果他们知道我的状况，就会把我摆在那里两小时，或者更久。但是他们六十分钟后就回来了，4级准尉走在最前面，他用下巴示意我该跟他一起走出门口，另外两人跟在我后方，带着我往上走两段台阶。我们在朴素的灰色信道里往左又往右走，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要去的是里昂·盖伯的办公室，但原因不明。

        他们要我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门上有凹纹玻璃，上面用金色喷漆写着“指挥官”三个字。我曾走进这扇门好几次，但是还没有在被拘禁的情况之下进去过。4级准尉敲门后等了一下才开门，他退开让我进去，然后在我身后把门关上，然后和他的手下在走廊的另一边等着。

        盖伯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跟我素未谋面的人。他是个穿着战斗服的上校，名牌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威拉”，他留着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头上分着发线，那发型像个学校的男学生，而且头发该修了。他戴着铁框眼镜，从那暗灰下垂的脸看来，我猜他二十岁时就已经让人觉得很老。他长得又矮又胖，肩膀的肌肉完全没办法把衣服的肩部撑起来，看起来像是从来不花时间健身。他有坐不住的问题，人整个往左歪斜，一手拉着紧绷着右膝的裤管。我进办公室后还不到十秒的时间里，他已经调整坐姿三次，也许是因为他有痔疮，也有可能是因为紧张。他有咬指甲的习惯，没戴婚戒，一定是离婚了。他看起来就像那种人，有哪个老婆愿意让自己的丈夫顶着这种发型在外面晃来晃去？而且也没有哪个老婆受得了他那样在椅子上摇晃拉裤管。婚姻撑不了多久的。

        我早该照子放亮点，立正站好后敬礼大喊：长官，李奇少校报到。那是陆军的标准礼仪，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连我都会看不起自己。我只是不耐烦地环顾四周，在桌前懒散地站着。

        叫威拉那个家伙说：“你给我好好解释。”他又换了一个坐姿。

        我说：“你是谁？”

        “我有名牌。”

        “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叫做威拉的美国陆军上校，但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指挥官，我就不能向你解释。”

        “小子，我是你的指挥官，你不会看门口的字吗？”

        我说：“上面写着指挥官。”

        “这里是哪里？”

        我说：“维吉尼亚州，岩溪镇。”

        他说：“好，那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说：“你是新来的，我们没有见过面。”

        “我在四十八小时前接下指挥官职务。现在我们已经见了面，我要你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先解释你为何不假外出。”

        我说：“不假外出？什么时候？”

        “过去这七十二个小时。”

        我说：“不对。”

        “怎么说？”

        “盖伯上校批准了我的请假。”

        “他没批准。”

        我说：“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

        “什么时候？”

        “我离开前。”

        “你有接到他的批准命令吗？”

        我顿了一下才说：“我留话给他，你说他没有批准吗？”

        “他不在这里，之前他接到调职韩国的派令了。”

        “韩国？”

        “去那里当宪兵指挥官。”

        “那是一份准将的职缺。”

        “他是去当代理总指挥官，到了秋天一定会被升职的。”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盖伯走了，换我来。部队还是继续运作，你最好习惯这一切。”

        办公室里陷入一阵沉寂，威拉对着我微笑。那微笑令人感到不舒服，几乎是冷笑。他看着我被地毯绊倒，重重摔倒在地上。

        他说：“为了你自己好，把你去了哪里交代清楚。你今天会好过一点。”

        我说：“你觉得光是不假外出就应该被逮捕吗？”

        “你觉得不应该吗？”

        “我只是没有完成请假进程而已。”

        “少校，你未经长官批准就离开部队岗位，这是事实，就算你觉得请假很可能会被批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陆军就是这样，在命令下来或未获批准之前，就不能行动。我们必须等到接到并且确认命令，否则等于无政府状态，一定会陷入混乱。”

        我不发一语。

        “你去了哪里？”

        我想起母亲靠在助步器上面的模样，还有哥哥的脸庞，他则是看着我的行李。

        我说：“我去度了几天假，到海滩去。”

        威拉说：“我不是因为不假外出逮捕你，是因为你在元旦那天晚上穿了军礼服。”

        “这样也犯军法？”

        “上面有你的名牌。”

        我不发一语。

        “你戴著名牌，而且把两个老百姓打到送进医院。”

        我瞪着他，用力回想。我不相信是那个胖子跟农夫去告我的状，那不可能。他们是笨，但没有笨到这种地步，他们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我问：“谁说的？”

        “停车场里面有一堆人目睹。”

        “我们的人说的？”

        威拉点点头。“哪一个？”

        “没必要让你知道。”

        我没有继续问。

        威拉问我：“你有话要说吗？”

        我心想：在军事法庭上他不会作证。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我只有这句话可说，我说：“我无话可说。”

        “你觉得我该怎么惩处你？”

        我不发一语。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老兄，你该想一想狠角色跟白痴之间的差别，最好赶快想出来。

        我说：“那是你的选择，你做决定。”

        他点头说：“瓦索将军与库莫上校也跟我投诉你。”

        “他们怎么说？”

        “说你不尊重他们。”

        “投诉的内容有误。”

        “就跟不假外出这件事一样是错的？”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立正。”

        我看着他，在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后再立正。他说：“太慢了。”

        我说：“又不是参加行军礼的比赛。”

        “你为什么要找瓦索跟库莫的麻烦？”

        “因为一份装甲兵的会议议程不见了，我必须知道议程里面有没有机密。”

        威拉说：“没有什么议程。瓦索跟库莫已经跟你我讲得一清二楚。你可以问，严格来讲你有这个权利。但如果你执意要怀疑长官的直接回答，就是不尊敬，而且简直像是骚扰。”

        “长官，我就是靠这种事混饭吃的。一定有议程。”

        现在换威拉不发一语。

        我说：“可以请问你之前的指挥工作吗？”

        他又换了坐姿，说：“在军情局。”

        我问他：“干员吗？还是坐办公桌？”

        他没回答。一定是坐办公桌的。

        我问他：“你有开过没有议程的会议吗？”

        他直视着我，说：“少校，我直接下令给你。第一点，不要再找瓦索与库莫的麻烦，立刻、马上停止去骚扰他们。第二点，不要再调查克拉玛将军的案子。我们不希望这案子浮上台面，或者再出状况。第三点，立刻终止桑玛中尉对于特调组案件的参与。她是个资浅的宪兵，而且在看过她的人事数据后，我觉得她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第四点，不要再试着跟被你打伤的当地老百姓接触。第五点，不要试着找出是哪个证人指认你的。”

        我不发一语。

        他说：“你听得懂这些命令吗？”

        我说：“我希望你给我白纸黑字的命令。”

        他说：“用说的就可以了，你听得懂这些命令吗？”

        我说：“我懂。”

        “解散！”

        我心里又数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后敬礼转身。我已经走到门口了，临别前他又对我咆哮。

        他说：“有人说你是宪兵里的大明星，所以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要继续当个大明星，还是个臭屁、自作聪明的大混球。你要牢记，没有人喜欢臭屁、自作聪明的大混球。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别人喜欢你或不喜欢你，是你自己决定的。这是跟你切身相关的。”

        我不发一语。

        “少校，我讲得够清楚吗？”

        我说：“一清二楚。”我伸手去拉门把。

        他说：“最后一件事。我会尽可能把投诉你的案子挡下，那是因为我尊敬你过去服役的纪录。你很幸运，投诉的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是我要你记得，案子就在我手上，我随时可以拿出来办。”

        在下午五点前我离开了岩溪镇，坐上一辆前往华府的巴士，然后再坐另一辆巴士沿着195号公路南下。到了最后三十哩路，我把军种领章拿下来，在路上搭便车回博德堡。这样会比较快拦到车——大部分当地的车辆驾驶都是军人、退役军人或他们的家人，这些人都对宪兵没有好感。所以根据经验，我知道应该把领章摆在口袋里比较好。

        我在博德堡大门两百码外的地方就先下车，当时是一月四日晚上十一点又过了几分钟，我在路上大概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子。北卡罗莱纳州一片寒冷漆黑，因为很冷，所以我用最后两百码路程来慢跑身，到大门时我已经喘不过气了。在门口登记后，我跑到我的办公室，室内很暖，晚班的女中士正在值班。她煮了咖啡，并递给了我一杯之后，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桌上有桑玛留给我的字条。字条跟一小叠绿色的文件夹在一起，里面有三张清单：分别列出了有悍马车的女军官、来自尔汶堡的女军官以及除夕夜进出大门的人。第一、二份清单比第三份都还要短很多，大门的进出纪录则是乱七八糟的。那一天大家都进进出出的，因为到处有舞会，但是只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三份清单里面，是一名叫做安卓雅·诺顿的女中校。她出现的三个地方都被桑玛圈了起来，字条写着：打电话问我诺顿的事。希望你妈没事。

        我看到乔伊之前的留言，上面有他的电话，于是我先打给他。

        我问他：“你还没睡？”

        他说：“我们应该留着陪她。”

        我说：“她让护士放一天假，所以她只希望我们陪她一天。”

        “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留下来。”

        我说：“她不希望被我们看到垂死的样子。”

        他没有回答，话筒因为贴着我的耳朵而变热，话筒另一头没有声音传来。

        我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在国防部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做威拉的混球吗？”

        他沉默了好一阵子，仔细从记忆里搜索这个人，因为他离开军情局已经挺久了。

        他说：“长得矮矮的胖子？坐都坐不住？总是在座位上换坐姿、拉着裤管的那个家伙？他是个坐办公桌的，我想是个少校。”

        我说：“他现在是上校了。刚刚被调到岩溪镇的一一〇特调组总部，变成我的指挥官。”

        “军情局调到一一〇特调组？有道理。”

        “我不懂。”

        “这是个新理论。军方高层在学习民间公司的做法，他们觉得搞不清楚状况反而是好的，因为跟现状没有牵扯，可以引进新的观点。”

        “我该注意这家伙的哪些地方？”

        “你叫他混球，听起来你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他很聪明，但当时他的确是个混球。邪恶的小人，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家伙，擅长玩弄办公室里的政治权谋，对大人物非常有兴趣，头号的马屁精，总是知道风往哪边吹。”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我还记得，碰到女人的事他就没辙了。”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他可以说是最佳范例。他负责苏联的业务，就我记忆所及，他的工作是监视苏联的坦克产量跟耗油量。我想他设计出一种算法，光靠苏联消耗的油料就可以推算出他们装甲部队的训练模式。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成了大红人。但是我猜他现在已经先预测到未来，趁局势还不错时，他先跳出来。你应该学他，至少你应该考虑一下。这我们都讨论过了。”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现在你该小心谨慎。换作是我，我不会希望威拉是我的上司。”

        我说：“我不会有事的。”

        他说：“我们应该留在巴黎的。”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酒吧找到桑玛，她拿着一瓶啤酒，靠着墙跟几个二级准尉坐在一起。看到我之后她就离开他们走向我。

        我说：“盖伯被调去韩国了，来了一个新的家伙。”

        “谁？”

        “一个叫做威拉的上校，从军情局调来的。”

        “他够格吗？”

        “他不够格，是个混球。”

        “你不生气？”

        我耸耸肩，说：“他叫我们不要再办克拉玛的案子。”

        “我们要接受命令吗？”

        “他叫我不要跟妳讲话，还要拒绝妳的请调。”

        她变得非常沉默，把头别开，才说：“妈的！”

        我说：“抱歉。我知道这对妳很重要。”

        她把头转向我这边，问：“他真的叫我们不要管克拉玛的案子？”

        我点头说：“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来真的，他派人去机场逮捕我，然后对我下了好几道命令。”

        “逮捕？”

        我又点头：“我在停车场修理人的事情被抖了出来。”

        “谁抖出来的？”

        “旁观的某个步兵。”

        “基地里的人吗？谁？”

        “我不知道。”

        “真不上道。”，我点头说：“我从来没碰过这种事。”

        她又变得不发一语。

        她说：“你妈怎么了？”

        我说：“摔断了脚，没什么大不了。”

        “有可能会得肺炎。”

        我又点头说：“她照了X光片，确定没有肺炎。”

        她的下眼睑往上动，说：“我可以问个蠢问题吗？”

        “什么蠢问题？”

        “殴打百姓是重罪，显然有人提出报告，也有证人，这些足以让你被逮捕。”

        “那又怎样？”

        “可是为什么你还在这里逍遥？”

        “威拉帮我挡下来了。”

        “如果他是混球，会帮你挡吗？”

        “根据他的说法，是看在我过去优异表现的分上。”

        “你相信吗？”

        我摇摇头，说：“那份投诉报告一定有漏洞，像威拉这种混球，如果他有机会利用那份报告，他就一定会用。他才不在意我的表现。”

        “不会有漏洞，军人是最完美的证人——不管他们要他说什么，他都会照说，威拉会自己写那份报告。”

        我不发一语。

        她问我：“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回想起乔伊说的：你应该查一查。看看谁那么希望你去博德堡，还用个小瘪三来接替你。而且你应该查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关诺顿中校，妳查到了什么？”

        “我们不能管这个案子了。”

        “就当作我们在聊天。”

        “不是她干的，她有不在场证明。她去参加基地外一间酒吧的舞会，整晚都在那里，大概有一百人跟她在一起。”

        “她是做什么的？”

        “心战教官，她是个性心理学博士，专长是攻击男性敌人的内在情绪稳定机制。”

        “听起来挺有趣的。”

        “至少有些人觉得她很有趣，才会邀请她去参加舞会。”

        “查到是谁载瓦索与库莫到这里来吗？”

        桑玛点头，“大门卫兵的纪录写着他是马歇尔少校。我查到他也是十二军团的幕僚，暂时被派到国防部去，在军团里是个大红人，去年十一月开始就被调到国防部。”

        “妳查过从杰佛森饭店打出来的电话吗？”

        她又点点头，说：“他们没有打电话出来，有一通电话在凌晨十二点二十八分打进瓦索的房间，我想那是十二军团从德国打来的，他们两个都没有拨电话出来。”

        “一通也没有？”

        “嗯。”

        “妳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饭店用的是电子交换机系统，打外线要先拨九，因为要记帐，所以电脑一定会自动把通话纪录下来。”

        这条路走不通。

        我说：“好，我们不要继续查了。”

        “真的吗？”

        我说：“命令就是命令。否则不等于无政府状态？一定会陷入混乱。”

        我回办公室打电话到岩溪镇的总部，我想他早就不在那里了——这家伙一辈子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找了一个办事员帮我找那份把我从巴拿马调来博德堡的公文正本。等他的时候我又看着桑玛给的清单，里面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名字，五分钟后他又回来接电话。

        电话上那家伙说：“长官，我找到了。”

        我问他：“是谁签发的？”

        “长官，是盖伯上校。”

        我说：“谢谢。”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接着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事情我都被蒙在鼓里？之后我把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一个在基地进行例行巡逻的年轻宪兵大兵打电话给我，他说树林里找到了一具谋杀案的被害人尸体。听起来死状很惨，因为那个大兵在向我报告完之前必须中断两次，两次都是跑到旁边去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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