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很快成功，又很快失败。多年来，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原因。

        当当年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帅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的感叹。

        周恩来：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起义失败后，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就是责备一顿，没有总结什么经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朱德：当时想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

        贺龙：我们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

        陈毅：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里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

        老人眼中的历史，是一块凝固的化石，条纹清晰。而当年他们揭竿而起时，没有历史的前车之鉴；没有来自国际的先见之明；连那个党本身还在幼年时期。

        历史的经验：没有幼稚就没有成熟。

        这倒应了斯大林第一次握着毛泽东的手时说的那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失败——其诗意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南昌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侠先生，曾归纳过当时的3种选择：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种可能；二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当时叫“下海”），准备将来再次北伐， 这也是一种可能；三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当时叫“上山”），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三种方向，上策是上山，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

        聂荣臻后来也说到：“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4月15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老根”，一个“变色”，注定了错误。一个上签，一个中签，一个下签。一把抓住那个下签——谁也不想失败！失败总是隐身在重重帷幕之后。

        南昌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后的第一天晚上，便开始商量退出南昌之事。

        还是在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辛劳，起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都没合眼。加上天又热，胜利后的人们都有一种运动员冲过终点的怠倦。何况打回广东的大政方针是早在武汉就已定了的，起义前后也元任何人提出异议。剩下的就是南下路线了——反正是个“走”，怎么走并不十分打紧。所以热浪袭击下的讨论一开始便显出烦躁的情绪。

        刘伯承主持会议。他眼睛不好，让满屋的烟气一熏，疼得流泪。他不说什么，迅速在桌上铺开他赶绘的军事地图，向在座的人们介绍： “先取东江，再取广州的战略既已确定，那么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刘伯承长长的教鞭一端落在南昌下方：“第一条，是取道吉安、赣州，进入东江；另一条是取道临川、会昌，进入东江。参谋团委员的意见，多赞成第二条路。”

        刘伯承按他习惯的一二三四详述理由：

        一、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游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4万（在粤汉道上的李济深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2万（战斗兵力尚无此数），进攻起来难操胜券，且对南昌下游有张发奎1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而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3000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使敌人从他处调兵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他。

        二、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达东江。

        三、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四、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常叛逃之可能。

        刘伯承讲完，屋里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准备太充分，与会者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种种念头，难以启齿。

        还是有准备的叶挺说话：“对于回粤路线，我反复想过。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为最佳路线。”

        在静场的间隙，周恩来已抓紧时间打了个盹，精神顿时好了些。他敦促叶挺继续说下去。

        叶挺接着说：“敌方的兵力部署，我们大致已经了解。朱培德所部4个师，在吉安一带与李济深所部的钱大钧、黄绍竑各军。共约13个团。 当然，从交通便利来说，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更为好些。”

        贺龙倾向叶挺的后一种走法，马上接过来说道：“我主张走吉安、赣州。这是大路，好走。我们先消灭了朱培德所部，再向湘东前进有什么不好？这样热的天，这么多人，挤在一条小路上，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叶挺仍按自己的想法说道：“大路固然好走。但沿途有重兵把守，即使我们能将他们全部消灭，但一到韶关，李济深可以利用铁路集中5个师以上的兵力与我们决战。我们且战且走，疲师远征，打起来不会占到便宜。再说，我军的后面，还有张发奎的两个师，我们是无力应付的。”

        谭平山对军事并不在行，但叶挺所提路线的情况他很熟悉。他反对：“你说的那条路线，近乎深山密林，人烟稀少，行军十分困难。可能不等到与敌军交战，我们已消耗殆尽，再要遇上敌军堵截，那就是双重危险。”

        “我是这个意思。”

        在叶挺和贺龙各抒己见时，一个说俄国式汉语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惟一一个参加起义的俄国顾问库马宁。他的意见与叶挺一致，他说：“我赞成沿着人少山多，难以通行的地区前进。这一条行军路线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对于行军是有很大困难的，应当考虑到大量武器和弹药没有什么东西搬运，民夫也缺乏。但是按照这条路线前进，起义者可以指望到达广东以前不发生大的战斗，就是说避实就虚。”

        莫·弗·库马宁，中文名字纪功。也是苏共一位老 党员。1918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炮兵营长、步兵旅长等职。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海军领导职务。1926年来到中国，曾任黄埔军校和贺龙第二十军的顾问。参加了北伐，并随贺龙队伍进军南昌。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除了库马宁以外，还有驻叶挺二十四师的捷斯连科。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苏联驻武汉总领馆布留赫尔司令发密码电报把他们召回，命令他们立即回国。捷斯连科是在起义前5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成了惟一一个参加八一 起义的外国人。纪功虽然只是一个人，人们却把他看做是一个方面军。本来贺龙最担心的是辎重和腹背受敌的问题，现在纪功都已解释了。他原先想提出集中兵力攻打樟树、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渡（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他躲着烟雾吁吁吸气琢磨时，其他人都在附和纪功的意见。他特别注意听着周恩来的发言。

        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会再疲惫地拖延下去。他的话从不会极端，一般都是赞成一种意见，而对另一意见略加说明：“我看还是走小路吧。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到达东江，避免与敌纠缠。大路很难避开敌人。”

        主持会议的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同志们，不早了，快回去准备，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贺龙眉宇间皱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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