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会从上一节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彭干臣。其职务是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此职不能算小，在起义军中的作用也非同小可。

        那么这个人物为何被长期淹没了呢？我在前几年写作周恩来与蒋介石有关纪实文学时，曾经接触到这个人物，也注意到一些报刊已经在纠正若干历史的传误。在写作此书时，我有幸结识了彭干臣之子彭伟光，对此事的了解便深了一层。

        彭干臣，1900年5月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33年前隶属安徽）落令河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彭少轩，曾任私塾先生，通达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及24史。彭干臣在其父影响之下，自幼勤奋好学，识书达理，成绩一直优异。

        1920年他考人省会城市安庆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影响，他成为一师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彭干臣1923年入党，陈独秀在一师建团时，他已担任了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并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毕业以后，他与同学陈赓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一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五华战斗中，彭干臣被打掉一个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却笑道：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蒋介石表面上对军校的共产党员优礼有加，但骨子里一直存有戒心。他接到一份报告，马上招呼周恩来：“请你起草一份命令，第一团连党代表文志文、彭干臣、副连长杜心树等，临阵退却，褫职查办！”

        周恩来隐约觉得此事有蹊跷。蒋介石提到的这几个人他都熟悉，尤其像彭干臣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在关键时刻退却的。经过查对，果然事实有误。他向蒋介石报告：在和顺、五华之役，文志文、彭干臣等屡立战功，只因退后收容，误为临阵潜逃，所以对他们不但不能处分，应该记功才对。蒋介石接受了：“好，我马上传令，免除他们的处分，你的提议很好。”

        彭干臣英勇善战，连连晋级，后来升为团长。

        1925年6月，他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朱德、刘鼎、张际春、曾涌泉、涂作潮等都是他的同学。他的军事技能很好，每当苏联教官授课时，他和朱德常给同学们作军事示范。

        1926年秋，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他回国参与指挥北伐作战，且分配在叶挺部工作。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他都冲锋陷阵，攻打武昌城，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员敢死队，他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立了大功。武汉攻克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汉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周恩来对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视。当他到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特将彭干臣调来。并令彭干臣从武昌卫戍部队中抽调一批各级军事骨干，化装顺江而下，潜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纠察队中任军事指挥或军事顾问。

        彭干臣留学苏联前，曾在上海吴淞机车厂创办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组织，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军委秘书长王若飞在指挥部会议上，专门向人 绍：“何樾（彭干臣的化名）同志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有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周恩来同志信得过的，现在担任咱们法商电气公司起义指挥部的军事指挥。”当时在场的孙津川一眼认出，这位高高瘦瘦、颇有儒将之风的何樾同志不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彭干臣吗？但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孙津川不敢公开相认。“四一二”大屠杀后，周恩来在市区的中央军委办公地址暴露，周恩来就随孙津川来到吴淞张华浜的棚户区家里隐蔽。

        5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时，由孙津川的爱人将经过化装的周恩来送至彭干臣处，再由彭干臣与陈赓联系，将周恩来安全护送到武昌。因为武昌共产党掌握着一支革命武装，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大多潜赴武昌。武昌成了红色庇护所。

        当时李强也在武昌，他为这支数千人的武装筹措了一批不小数目的军费：大约有50箱银元，每箱约5000枚，两个大汉抬起来都很吃力。这些钱送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巧彭干臣的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从英山赶到武昌，一进司令部办公室，嗬，满屋子银元映得人睁不开眼。三弟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试探着问：“大哥，给我几块带回家吧！”彭干臣一愣，像是不认识似地盯着三弟，本想发作，想想又缓下口气：“三弟，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的。”三弟反而火了： “要几块钱都不给，你算什么兄弟！”彭干臣不理，继续数着银元，往账册上登记。这笔钱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派了大用场。

        1927年6月，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便代理武汉卫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

        由于彭干臣熟悉公安及卫戍工作，周恩来便将南昌市这两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彭。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

        比较早些的回忆文章也谈到这一点。除了上一节所引唐天际的文章外，还有当时在公安局行政课当课员的胥光和的回忆。他回忆说：

        “朱（德）离开公安局后，局长职务即由秘书杨达同志代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样子，朱培德就在南昌进行反共活动，朱德同志也就在临川打来电报辞职，接着杨达同志也离开了公安局，此后局长职务就由李尚庸和李师朔担任了。

        “6月剿匪结束后，朱局长仍回南昌一次，他住在河东公馆1号内。我还去看过一次，我见他很高兴，他穿了一套草绿色的军制服，不久他就又离开了南昌。

        “7月31日晚上，我在家（陈家花园2号）住，半夜后，突然听见街上枪声，当时我不晓得是起义。第二天‘八一’，我照例来公安局上班，见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有布告。我回到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当天公安局还出了布告，布告是我们用毛笔分缮的，内容大体是说： 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等。

        “‘八一’起义后，公安局特别忙，官警天天下操，4号下午，彭局长冒着雨召集保安一队二队和消防队的人在操场上整编，青壮的警士编成了几个连，还到子弹库领了枪弹，当晚七八点钟集合到省政府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去了。”

        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的张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队当队长的汪宪章也有回忆：

        “‘八一’起义时，我们正在公安局内，那晚只听见外面枪声，不知道闹什么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晓得贺龙、叶挺两将军起义。起义当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并把原反动派的卫戍司令部的衔牌也挂在公安局门口。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伪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4号下午气候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保安一、二队和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过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的河。我们公安局的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的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起义成功后的彭干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外，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显示了他的指挥技术和组织才干。在做这些工作时，彭干臣一方面听从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也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保卫处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是李立三，成员则是他的黄埔老友陈赓。他们两个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银行工作上。

        既然事实如此，为何彭干臣的英名反被埋没了呢，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当时的公安局长是朱德。彭伟光分析起来大约有三：

        一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其父曾几易其名，先后使用过彭干成、何樾、黄春山、黄大老板等等，在一个时期，他的化名比真名更有知名度，以至人们不熟悉他的真名；

        二是自从南昌起义后，彭干臣便开始使用各种化名进行工作，以至国民党的报纸及解放后我们的报刊先后两次说到他的死，一次说他在南昌起义途中牺牲，一次说他在赣东北被我军内部当AB团分子活埋了。然而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两次都是历史的谬传。彭干臣真正的牺牲是在1935年赣东北红军北上抗日的作战中；

        三是与周恩来密切有关。彭干臣生前的重大贡献：讨伐陈炯明、北伐作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几乎无不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而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历史将由后人写，我在世期间，不准备写也不打算谈任何有关自己的东西。如果周恩来对彭干臣的经历作个详细的说明，或许历史不会发生后来的误传。

        周恩来严于律己，最不喜欢摆功。他希望他的部下也能如此。1956年，20来岁的彭伟光从上海来到北京，热心的陈赓大将欣喜万分地接待了他，并将他亲自送到中南海紫光阁去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周恩来、邓颖超把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邓颖超含着眼泪说：“好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可把我们惦念坏了！”

        周恩来说：“是的， 这是彭干臣的儿子，这眼神，这面孔，无一处不像。”他们像招待贵宾一样 招待了这个年轻人，陪他在中南海划船，请他吃北京烤鸭，后来又送他去读书。那天，邓颖超满怀深情地对彭伟光说：“孩子，你爸爸在上海与我们一 起做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事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的。今天见到你，我和你的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对我们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然而，当彭伟光向他们了解关于父亲的一些经历时，周恩来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商量的口吻说：“孩子，关于你父亲的经历，咱们以后不再谈及好吗？”当时，彭伟光按照周恩来的话，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父亲。

        1957年10月1日举行国庆观札，周恩来带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对毛主席说：“这就是彭干臣的儿子。”

        毛泽东听到“啊”了一声，一手拉着彭伟光，一手摸着他的头说：“好，好啊。”他觉得毛泽东似有话要说，但因有许多国家的外宾在场，不可能再谈什么了。许多年过去 了，尽管彭伟光记着总理的嘱咐，但急于了解父亲经历的心情却越发强烈起来。从《北京晚报》1981年7月30日记者采访唐天际那篇《八一前夕忆南昌》的文章开始（文章再次提到“卫戍司令彭干臣”），历经10余年的不懈努力，四处奔波，多方查证，终于将其父历史搞清。

        出现这样的误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昌起义前朱德确曾担任过南昌公安局长一职，但许多人只记住这一点，而忽略了朱德6月已辞去局长一职的事实。有些人想当然地将起义后的公安局长职务仍加在声名更大的朱德头上。因年代久远，某些回忆录记错，张冠李戴，是可以理解的；而从回忆录中删除已经确认的事实，则是不妥的，它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起义军撤离南昌之后，彭干臣随军于9月下旬到达潮州、汕头一带。前敌委员会决定，将海陆丰贫民赤卫队和起义军合编为十五军，刘伯承任军长，彭干臣任第一师师长，郭化若任第一营营长，郭化若曾晋见过彭干臣，记得：“彭干臣比我年岁稍大，瘦长身材，可能比我还高些，英姿勃发，涵养可亲 ”后因10月初主力失利，十五军未能正式成立，彭干臣几经周折，于当年12月返回上海。

        据彭伟光讲，南昌起义失败之后，1928年秋，母亲江鲜云和父亲在安徽同乡会会长国民党元老李次山撮合下结婚，住在上海马立斯小菜场附近的成都路。不久，因经济拮据迁往英租界距苏州河附近的一幢二层楼厢房居住。在桔子上市季节的某一天，一位穿长袍、高个子安徽人黄埔一期姓陈（或程）的同学，找上门来拜访彭干臣。见老同学光临，彭干臣热情接待，来者寒暄几句后即转入正题：“校长知道你在上海步履艰难，说你是个人才，希望你回去，给你比你曾担任过的更高要职。”

        彭干臣听后，颇为激动，竟一改儒将风雅，破口大骂：“狗日的，混蛋！老子不相信你们那一套，也不会回到蒋介石那边去！”来者见话不投机，悻悻离去。待来人走后，坐在一旁的母亲劝告父亲，来者是蒋介石的代表，你得罪了他，不怕抓你？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搬家了。第三天，彭干臣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称赞说骂得好，共产党人决不吃国民党那一套。

        1929年夏天，中央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彭干臣以“蜂蜜经理处经理”身份，和妻子一起负责训练班的大量具体事务。外人不知他是彭干臣，只知道有个一表人才的“黄大老板”。在这里听课的人中，有著名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伍云甫、黄火青和蔡申熙等。周恩来对其工作很满意，称赞彭干臣是“出色的将才经理”。后来，彭干臣赴奉天任满洲军委书记，又赴天津任顺直省军委书记，1931年重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初，彭干臣在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中，遇敌围堵，敌众我寡，虽经顽强抵抗，除少数人突出重围，绝大多数壮烈牺牲。

        南昌起义的英雄人物、备受周恩来器重的一代骁将彭干臣，英勇牺牲在赣东北的土地上，献出了年仅36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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