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的命运

        2002年秋天，我经朋友介绍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邮政所做邮递员。每天跑几十里的路程，工资付完房租和生活费后就所剩无几。我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可我更喜欢有太阳的日子，吹着口哨在车流中穿梭。

        如果你有期待过某封信的历，那你一定知道我的重要性。很多人会在信封背面加上句“谢谢邮差”。就这么简单的一句，也能让我心情愉悦。

        每年的圣诞节前后是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纷如雪片的贺卡以及明信片从全国各地涌来，我必须先把它们按片区分类，然后一一送出去。我所负责的地区在郊区，这里居住的都是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大多没有固定住址，我常常碰到一年换好几个地址的收信人。那时候的通信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又是在郊区，更不用说网络，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只能靠这一封封信维持和亲友的联系。

        因为居无定所，总有很多无法找到收信人的信件，他们或者搬家或者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的甚至已经去世。那些没有人收取的信件不断堆积，我仿佛从这些纸片里看到一些人的命运，颠沛流离的命运。

        

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

        接近元旦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变得很冷，气温维持在零度以下，一出门仿佛就能听到呼出的气流被冰冻的声音。一天，我在整理信件的时候一张明信片掉落到地上，那是一张很普通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红色的花卉和抽奖号码，这样的明信片在元旦来临的时候会满世界飞。上面的内容是公开的：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送棉衣来，千万记得。邮戳上的地址显示京城远郊。那些像蝌蚪一样扭动的字迹和邮戳上的地址让我马上想到了位于那个片区的劳改营，劳改营中被铁窗和镣铐锁困的少年因为寒冷和罪恶在严冬里孤立无助。是的，这张明信片应该来自京城远郊的那个劳改营。

        明信片的收件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西苑乡某公寓。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很多次，密密麻麻的楼房拥挤不堪，聚集了很多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外省人。我找到公寓房东，问他收信人王洁是否还住在这里。穿着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用审慎的目光打量我几个来回后说：“王洁一个星期前割腕自杀了。”

        割腕自杀？我脑袋里忽然“轰”一声。他轻描淡写地叙述着，说不清楚为什么，王洁就自杀了，她反锁着门，血流了很多，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有人看到从门缝流出的血才知道她出事了。

        说完他又露出一副很不满的神情抱怨说：“她死了，倒霉的却是我，以后我这房子可怎么租给别人啊！”

        我问：“她家里的亲人来过吗？”

        中年人说：“没，我从没见过有人来看她，逢年过节也没回过老家，那天直接就拉去了火葬场。”

        除了初始的震惊，我再没有多余的惊讶，在外漂泊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对这类事情司空见惯，只是可怜了那个还在劳改营里等待棉衣的人。我握着写有王洁名字和地址的明信片，穿梭在车流中，脑子里满是那张期待回复模糊不清的脸。

        

一张一模一样的明信片

        几天以后，我又从新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明信片，依旧是歪歪斜斜的字迹，依旧是那个地址，落款也还是那个名字。不一样的是更为急切的呼救语气：姐姐，我病了，前天发烧，天气更冷了，盼姐姐能尽快送棉衣给我。

        看着那些歪扭的字迹我甚至想这可能是个比较敏感的孩子，他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对他来说是温暖、爱和护佑。我突然对信件背后的那孩子充满了兴趣。看着那两张在众多信件中的明信片，我默念着写在上边那个被寒冷、罪责所困的孩子的呼救。那孩子期盼着姐姐能够给他带去温暖，他不知道姐姐在这个冬天已经失去了温度，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走的时候想不想对这个弟弟说些什么。

        信件投递不出去，是要退还投递人的。如果明信片退回去的话，那个孩子肯定更为绝望，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姐姐都不理他了，他还会有勇气在那里生活下去吗？

        我拿出存折，上面是我攒了一年打算过年回家给母亲修整一下房子的两千块钱，我看了很久，终究还是把它塞回了箱子。我偷偷地把这两张明信片藏了起来，尽管我舍不得帮他，但或许这样会让那孩子带着期盼在劳改营里顺当地活下去。

        后来，我陆续换了一些工作，到了另一些城市，淡忘了一些人和事，《海角七号》中的阿嘉最后还是把邮包送到了友子手中，而那两张来自劳改营的明信片投递已无期。我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在严冬里是怎样度日的，有没有因为感冒挨冻而留下后遗症，那两张明信片和我没有及时伸出的援手却从此深深压在了心头。

        若是后悔，该做点儿什么，才能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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