峒曾二十九岁这年，平生第一次离开江南，跟着父亲侯震旸来到全国的首善之地——北京。父亲要去北京赴任，他陪父亲北上，准备春天的会试。在这之前，他的足迹仅限于江南，最远只是到南京参加乡试。

        对峒曾来说，跟父亲一路旅行可以增长见识，一如侯震旸年轻时也跟随去湖北任官的祖父侯尧封游历长江两岸。有眼光的父辈乐意带着孩子看世界，熟悉官场，结交名流。毕竟，学有所成的孩子将来都要走向官场。

        当时，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在辽东兴兵，明朝三路军马受到重创，震动了北京城。峒曾在侯震旸的官邸中侍奉，旁听到一些东北边境的战事和朝廷的举措得失，这些都是他之前没有过的经历。

        东北境外的女真族，三年前就在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立了金国，也称后金。女真族是独立于明朝的部族，同时接受明朝的封赏，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的头顶梳着草原民族特有的小辫子，生性剽悍，喜好骑马打猎，过游牧生活；有时候，他们会抓捕周边的汉人、朝鲜人作为俘虏，帮自己耕种。

        五百年前，女真族的祖先在中国北方建立了金国，先灭了辽朝，后灭了北宋，可谓烜赫一时。女真族的国力衰落后，几百年来扎根东北，对明朝俯首称臣。不变的是，他们的血脉中继承了祖先好战的基因。

        明朝朝廷深知女真人可能造成威胁，不时打压他们。明朝初期，从明太祖朱元璋，到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一直对女真人采取强硬政策。明朝对东北上百个小部落“分而治之”，前前后后在东北设立了一百八十四座卫所，严防女真人与蒙古联合。到了侯峒曾生活的年代，明朝皇帝疏于朝政，内外战事频发，国内有西南地区的族群混战、西北地区的饥民起义，在国外还参与了朝鲜与日本的战争，大大分散了朝廷的财力和精力。在警惕之外，明朝官员对女真人一直持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这从他们将女真人称为“奴”、将努尔哈赤写成“奴儿哈赤”可以看出。

        当东北边事引起朝廷担忧的时候，女真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遏制了。尤其近几年，勇猛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周边的小部族，占据了辽东半岛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对明朝形成巨大威胁。努尔哈赤本是明朝敕封的龙虎将军，从小通晓汉语，当他的父亲、祖父与明朝发生冲突被杀害后，他发誓要摆脱明朝的控制。后金的扩张速度很快，已经攻克了明朝的抚顺、铁岭，抢夺牲畜、粮食、铁器、棉布、钱财，掳走当地汉族百姓充当奴仆，为他们服侍生活、开荒耕田、上阵打仗。在他们的骚扰下，辽东百姓的生活鸡犬不宁。

        抚顺是明朝控制女真人的前哨，也是女真人进出辽东的门户。抚顺一失，明朝在辽东局势上陷入被动，于是朝廷紧急调兵，扩张军备。由于国库储备不足，朝廷向全国百姓征集“辽饷”，也就是由百姓出钱出粮，支援国家解决边患。两年内，朝廷三次加派“辽饷”，直接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各地民怨沸腾。

        全国上下都在助战，征得的军饷却没能缓解边患。原因之一，是大量的“辽饷”并没有用于前线，而是被巡查的官员、军队的将领一点点克扣，最终所剩无几。士兵拿不到饷银，激愤难抑，不时发生哗变。朝廷不停撤换经略辽东的官员，却无力改变局面。官军节节败退，整个辽东逐渐被纳入后金的版图。

        没有资料显示年轻的峒曾对此有何看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峒曾不时听说边患，但他未入仕途，无法为朝廷出力。专心准备会试，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当时，全国的才子名士云集京城。不同的籍贯，迥异的乡音，使京城的读书人形成不同的圈子。来自嘉定的侯震旸父子，自然与江南同乡来往最多。

        与侯震旸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苏州府同乡文震孟和姚希孟。文震孟是江南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博通经史，只是久困科场，三十多年来，他至少参加过十次会试了。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自幼丧父，跟随文震孟读书，他的写作风格受到公安派的影响，与峒曾的文学观完全一致。

        春天，会试很快来到，侯峒曾和文震孟、姚希孟一起走进会试的考场。金榜题名不是件容易事，三人都名落孙山。

        虽未考中进士，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倒是有一项优待，就是准许进入紫禁城参观。峒曾在西华门附近观赏了瑰丽气派的皇家宫殿，又花了几天游览西山。三个月后，侯震旸的官职迟迟定不下来，峒曾便辞别父亲，回到家乡。

        闲居在家的日子里，峒曾经历了一些悲喜。对于个人，悲的是两岁的长子玄淙因病夭折，喜的是另一个儿子玄演出生了；对于国家，悲的是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后驾崩，喜的是新皇帝继位后重振朝纲，增补了不少官员，包括他的父亲侯震旸。

        侯震旸官升一级，为吏科给事中，从七品，这一职位他已经等了大半年。给事中属于监察部门，品级不高，话语权很大，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监督官员的品行，甚至可以封还皇帝的敕书，驳回不合理的皇帝旨意。

        1620年，又一个秋天来到前，峒曾、岐曾和父亲侯震旸一起北上。峒曾陪父亲到北京赴任，岐曾去南京参加乡试。

        峒曾和父亲刚到京城，就听说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新继位的泰昌皇帝才登基一个月，忽然莫名其妙地死掉了。他驾崩后，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改次年年号为天启。

        明朝皇帝一般在世时就选址建陵，位置在京郊昌平的天寿山脚下。泰昌皇帝驾崩得太突然，事先没有准备陵墓。时间紧急，财力有限，天启皇帝便下令将泰昌皇帝安葬在闲置的庆陵。

        侯震旸奉命为泰昌皇帝的葬礼监礼，护送梓宫去天寿山的皇陵。峒曾身穿素服，与父亲同行。从紫禁城到风景优美的天寿山，有一百多里。天寿山是明朝“龙脉”所在地，散布着十座明皇陵，安葬了十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见证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

        正值霜降时节，百草枯败，万木带霜，远处层层叠叠的红叶越发鲜艳，整个天空笼罩着悲戚的钟声。沿途经幡招展，哀恸声不绝于耳。当肃穆的文武百官簇拥着梓宫缓缓前进时，送葬队伍的最后面，却是悠然地乘坐豪华大轿的“奉圣夫人”客氏。父亲和同僚们不悦的脸色表明了这是多么无礼的举动。

        朝中臣子，无人不知客氏的名声。她是天启皇帝从小依恋的乳母。天启皇帝即位后，对她和她的家人大加恩宠，待遇远超一般的帝王乳母。天启皇帝还嘉奖了贴身太监魏忠贤，将他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朝廷官员一片震惊。他们认为万历和泰昌两位皇帝刚刚去世，大肆封赏内廷不合时宜。他们更担心，客氏与魏忠贤私下相好，客氏受到恩宠，魏忠贤必定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会将手伸向朝政。

        皇帝与朝廷官员的关系，类似行政机构中的上下级，可以共事，难以为友。皇帝与太监的关系则不同。皇帝如果宠信某个太监，二人能从生活上的主仆关系，发展成无话不谈的私人朋友。从上千年前的汉朝，到唐朝，再到明朝，太监得志的现象数不胜数。

        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宦官干政，下令禁止太监读书识字。可是没出一百年，太监的地位逐步上升，可以读书识字，可以担任官职。尤其是原本只负责皇家礼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甚至可以代替皇帝批阅奏章。

        在天启皇帝之前，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代，一百多年里，皇帝不理政事成为常态。天启皇帝即位后也沿袭了这种风气，他疲于朝政纷争，隐匿在后宫，将朝政大事交给魏忠贤，自己沉浸于木工活儿。

        朝廷官员经常几个月见不到皇帝，由忧转怒。他们上书的奏章本应由皇帝亲自批阅，现在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办。他们没法接受一群生理不健全、身份本卑微的太监处理朝政大事。何况，魏忠贤作为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本不识字。

        在明朝，弹劾宦官的声音随着宦官势力的增长而产生，到天启朝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负责弹劾的官员称为言官，也叫谏官，涵盖六部（吏、户、礼、工、刑、兵）的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位。朝廷鼓励言官给皇帝和朝臣“挑刺儿”，并且有“不杀言官”的规矩。从万历朝以来，言官“挑刺儿”的风气越来越盛，好处是有效监督朝廷的运转，坏处是导致皇帝不堪指责，更加不理朝政。

        侯震旸担任的吏科给事中就属于言官。他生性耿直，年轻时就在书房里悬挂了一幅“虚公正直”的卷轴。他担任行人时，地方上超规格接待相府公子，唯独他不参与，反而揭发公子的货船偷税漏税。不过，奸佞当道，要秉公谏言，他需要勇气。

        与魏忠贤和客氏对抗，侯震旸要冒极大的风险，他可能会触怒龙颜，受杖午门。在朝的官员中，几乎无人不知午门廷杖的场面。在太监、大臣、锦衣卫的众目睽睽下，受罚的官员趴在布满尘土的地面上，身上套着麻布兜，手脚被绑住，露出屁股和大腿，随着一声号令，棍棒如雨点般落下，顿时皮开肉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场面惨不忍睹。除了廷杖，还有可能丟官、流放。大部分言官在表态前，不得不摸摸自己的乌纱帽，三思而后行。

        出于正直的个性和言官的职责，侯震旸打算弹劾客氏和魏忠贤，使皇帝看清内廷干政的危险。

        他需要写一篇优秀的疏文，有条有理地劝谏皇帝。他趁机考验儿子的写作能力，让峒曾按他的意思，先拟一篇草稿。峒曾冥思苦想，花费了一番功夫，写完交给父亲。侯震旸看了，点头说还不错，只是措辞上书生气太重。之后，他研墨挥毫，用端端正正的楷书，重新写下一纸弹劾客氏的疏文。峒曾捧来仔细阅读，叹服父亲的威严正气：

        《礼》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鲁昭公慈母死，欲为之练冠，有司执论，乃止。夫古之慈母职兼教养，犹恩以义绝。何况今之幺嬷里妇，其可数昵至尊哉？

        女德无极，高明不祥，陛下即为客氏富贵计，亦当蚤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宠，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时出时入，尤不可。

        侯震旸弹劾客氏和魏忠贤的奏章一出，他的同僚有人担心，有人沉默，志同道合的朋友则拍手称快。

        一天，侯震旸与文震孟、姚希孟、周顺昌三位同乡在官舍饮酒小聚，峒曾出入侍奉。北方的冬天气候寒冷，屋里烧着温暖的炉火，几杯酒下肚，四人的情绪高涨起来。

        年近五十岁的文震孟，历经十次会试的涤荡，终于一举夺得状元头衔，入职翰林院；姚希孟也已经考中进士，成为翰林检讨；周顺昌在吏部任职。

        四人探讨朝廷政事，时怒时笑，赞赏侯震旸的果决上疏，其中一人还转身对一旁侍奉的侯峒曾说，可惜你不是朝官啊！四人谈笑中，不知不觉吸入了过量的煤气，文震孟、姚希孟、侯震旸三人先后体力不支，趴倒在桌上。周顺昌哈哈大笑，边喝酒边嘲笑他们，夸耀自己身体好，没过一会儿，他也趴倒了。好在草木结构的房屋通风效果好，煤气消散后，几个人陆续醒过来，大笑一番。

        在峒曾的印象中，这是父亲和朋友们最后一次欢笑畅谈。后面的政局变化，让父辈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侯震旸弹劾客氏和魏忠贤的奏折上交后，收到的皇帝回应是：沽名钓誉。他本应被押到午门受廷杖，皇帝考虑到他是言官，弹劾是分内事，才没有深究。

        他不为所动，继续履行言官的职责，指陈朝政弊病，提出解决方案。八个月内，他连上几十道奏折，有的是继续弹劾客氏和魏忠贤，有的是揭发魏忠贤的党羽雇凶杀人，还有的是请求制定惩罚辽东逃臣的法令。

        辽东战事日益急迫，辽东的两位最高长官——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却矛盾重重。两人不和的背后原因是党争。熊廷弼受到东林党的支持，王化贞则是魏忠贤阉党的亲信。东林党希望举一朝之力坚决对抗后金，阉党则想放弃关外，只保住山海关内的国土。截然不同的立场让两人处处抵牾，大大影响了辽东战局。大臣纷纷上奏皇帝，侯震旸也上疏朝廷，希望朝廷专任一人统领。峒曾读了父亲的奏章，心生敬佩。当时，讨论辽东战事的官员，不是袒护熊廷弼，就是袒护王化贞，必定倾向其中一方。侯震旸没有因为自己是东林党人就偏袒熊廷弼，他从国家安危出发，超越派系纷争，“随方设法，因情定罪”，表明了不偏不倚的态度。

        朝中官员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山海关外传来了广宁失陷的消息。广宁卫是明朝辽东总兵府所在地，是明朝在东北的最高军事机构。广宁一失，北京岌岌可危。最终，熊廷弼和王化贞都逃回北京，王化贞受到魏忠贤的袒护，打着“戴罪立功”的旗号无罪开释，熊廷弼却因谗言被撤职，之后被判死刑，传首九边，弃尸荒野。

        官军溃败，“鞑虏”逼近北京，朝中人心惶惶。六部九卿终日开会，评论战役得失，讨论应对策略，争吵如何奖惩当事人。他们看起来忧国忧民，但没有人能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制敌方略，并顺利地付诸实施。在姚希孟看来，他们开会时如同“悠悠坐谈”，讨论的策略“同于画饼”。

        讨论的最终结果，是继续换人经略辽东。熊廷弼死后，孙承宗任兵部尚书，袁崇焕任守备。孙承宗、袁崇焕就任后，开始在渤海岸边的宁远修建城堡，向东北方向经过连山、塔山、松山，构筑一道防线，延续到锦州。此刻朝廷已经不求平定后金，只要能阻止他们前进就可以了。

        侯震旸的上疏批评，带动了更多言官对朝政的指摘。他们暂时没有受到廷杖，但也没有收到皇帝的积极回应。皇帝对不中意的奏折经常“留中不发”，装作没看到，不采纳，不反驳，不回应，任凭上疏的官员焦心地等候。况且，皇帝许久不理政事，言官们的奏折通常还没到皇帝手中，就被魏忠贤扣下，上了黑名单。这是更可怕的。

        魏忠贤身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统管锦衣卫，网罗了众多党羽。他的耳目遍布每个角落，官员私下畅谈时事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侯震旸和他的同僚文震孟、姚希孟、周顺昌等人，在朝廷中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东林党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被魏忠贤一方这么叫的。东林一词源自无锡东林书院提出的思想，他们不满社会道德沦丧，反对宦官干政，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建立廉洁的官僚机制。

        东林党针锋相对，称魏忠贤一方为阉党。阉党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包括宫廷太监，还包括大批结交宦官、谋取私利的外朝官员。两党之争愈演愈烈，矛盾无法调和。更多地域性的党派也参与进来，包括浙江官员组成的浙党、湖北官员组成的楚党、山东官员组成的齐党等，朝政更加复杂了。

        侯震旸弹劾阉党的时候，阉党的势力尚不算大。随着魏忠贤的权力走上巅峰，阉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对东林党的反击越来越强，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清洗异己。用当时人的话来说：“逻卒伺息于门庭，缇骑欢嚣于道路。一人扣户，百口魂飞。”锦衣卫的便衣遍布各个角落，人人都有因言获罪的可能。这一刻妄谈朝政，下一刻就能听到门外的镣铐响声。

        身为东林党人的父辈们，再也没有欢聚过，甚至可能没再见过面。侯震旸为自己的直言极谏付出了代价。他受到严厉的斥责，被调往京外，最终被贬官回乡。他的吏科给事中生涯只持续了八个月就结束了。

        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歌功颂德，无数官员跟风为他修建生祠，无数读书人想拜他为干爹。一时间，朝廷内外出现“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局面。

        峒曾陪遭遇贬官的父亲回到江南后，继续准备会试。

        1625年，乙丑科会试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六千名举人和国子监生云集北京，角逐三百个进士名额。

        侯峒曾，这个来自苏州府嘉定县的学子，在金灿灿的榜文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顺利通过会试，意味着进士的身份已经胜券在握。与二十多岁考中进士的青年才俊相比，峒曾三十四岁考中进士不算年轻，若按照“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科场俗语，峒曾可谓正当年。

        接下来，他只需要通过最后一关——殿试。

        所有通过会试的考生，都能成为进士，只是没有排名次。殿试的作用就是为三百名通过会试的考生授予进士的身份，并确定名次。经过层层选拔的考生，其学识、文笔已经无须质疑。殿试通常只考一道时务题，也就是结合社会现状，提出治国安邦的见解。一番论述下来，通常不下三千字，篇幅长的有七八千字甚至上万字。

        殿试名次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考生未来的职位高低，名次高的能在中央朝廷任职，名次低的只能担任地方县令。影响名次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文章本身的水平、评阅官的主观喜好，也有考生的幕后利益、考官的暗箱操作。

        殿试开始前，即将步入官场的精英们受到不同党派的拉拢。祖籍昆山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派人找到侯峒曾，声称首辅大人与侯家是苏州府同乡，侯峒曾的文才闻名江南，如果峒曾从此为顾秉谦效力，就可以名列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任选。一甲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靠近权力的中心。

        峒曾当然知道，顾秉谦是魏忠贤的心腹，是东林党的死对头。顾秉谦年届七十岁时，带着儿子拜会魏忠贤，不顾自己比魏忠贤年长十八岁，让儿子称魏忠贤为爷爷，他自己也就成为魏忠贤的白发干儿子。拜干爹的好处显而易见，顾秉谦的仕途青云直上，在七十四岁高龄成为炙手可热的内阁首辅。加入阉党意味着荣华富贵，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何况对方上门邀请。

        峒曾拒绝了。

        最后，殿试选出的三百名进士包括一甲三人，二甲五十七人，三甲二百四十人。峒曾名列二甲第二十四名。

        他不知道的是，阉党当道，科场的每一步都在别人的操纵之下。他的第二十四名也非常侥幸。当殿试试卷呈送给首辅时，顾秉谦看到峒曾的名字，拿起他的试卷，吹毛求疵挑了个失误，说如果名次定太高，会让人误以为事先通了关节，要将他定在二十名外。苏州府官员与他争辩，最后给峒曾定了第二十四名。

        所有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都会镌刻在石碑上，称为进士题名碑。刻有侯峒曾名字的石碑，将与本朝的六七十通进士题名碑一起树立在京城的孔庙中，沐浴圣贤的光芒。如果仔细寻找，其他题名碑上还有更多侯峒曾熟悉的名字：父亲侯震旸、曾祖父侯尧封、状元文震孟……每一块御制的进士题名碑，都是一份崭新的国家精英名单，也是对无数读书人的激励。未来，亲友们的名字，侯岐曾、黄淳耀、夏允彝、杨廷枢……会不会也出现在精英名单上？

        金榜题名后，最重要的事是做官。在阉党一手遮天的年代，峒曾身上流着东林党人的血脉，又“不识时务”地拒绝投靠阉党，自然失去了授官的机会。

        其实，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授官。东北的战事让他心情沉重，疟疾的反复发作使他身体虚弱，朝政的混乱已经令人惊悚。他只想回到家乡。

        阉党的锋芒日渐炽烈，一浪又一浪地兴起大狱，试图将朝廷内外的东林党人消灭殆尽。任何对魏忠贤不利的言行都会受到惩罚，以文字影射魏忠贤的官员被革职，以东林书院为首的天下书院全部被毁。一些书院毁掉后，直接改成了魏忠贤的生祠。当嘉定知县谢三宾接到拆毁书院的旨意时，他不知所措，便依照同年友人侯峒曾的建议，表面上上报毁掉，实则将书院改名“劝农公署”，由此保留了嘉定县著名的明德书院。

        早在峒曾考中进士前，东林党人杨涟揭露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了反对魏忠贤专权的高潮。两个月内，呈送皇帝的奏章达上百道，但绝大部分到了魏忠贤手中。皇帝看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章，表示难以置信。魏忠贤则假借皇帝的圣旨，将杨涟革职为民，抓捕入狱。

        侯震旸卧病在家，不断听闻友人的悲惨消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前六君子”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无一幸免；好友文震孟遭受八十大棍廷杖，受尽羞辱；姚希孟遭到了削籍的惩罚，削籍意味着永远失去做官的资格；侯家的亲家须之彦，在升任尚宝司少卿后被魏忠贤下令削籍；侯震旸的同僚周顺昌，在苏州上万士民的目送下被押赴京城处死；带头反抗阉党的五名苏州读书人被处死；为周顺昌请命的杨廷枢遭遇科场除名；号称“东林后七君子”的七名东林党领袖，除了周顺昌，其他六人也无一人逃过魏忠贤的魔爪，或投水自杀，或死于牢狱。

        几次清洗后，东林党人完全失去了生路。侯震旸看到昔日的同僚陆续被害，明白自己也难逃厄运。他担心死后被阉党开棺戮尸，嘱咐家人不要给他置办棺材。他离世前没有受到迫害，算得上幸运。他可能不知道，魏忠贤确实向属下官员问过他的下落，巧的是，那名官员早年受过侯震旸的恩惠，便对魏忠贤撒谎说侯震旸早已老死，魏忠贤才不再追究。

        除了东林党人的悲剧，阉党在东北战事上的掣肘也让侯震旸父子痛心。

        后金已经打败了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进一步扩大了版图。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对明朝虎视眈眈。

        明朝辽东官兵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率领下，筑起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绵延两百里长，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暂时阻挡了女真人的入侵。

        可惜不久，阉党掌握了东北战事的话语权，解除了孙承宗的兵权，替换成拥护阉党的高第。高第上任后，全面收缩战线，撤回关外的戍兵，放弃关外的城堡，只将兵力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外，只剩袁崇焕独自镇守宁远城。

        努尔哈赤瞅准孙承宗罢官，高第撤兵，宁远变成孤城的机会，发兵进攻宁远。袁崇焕顶着高第的压力，率领一万余名官兵誓死反击。借助西洋红衣大炮的威力，袁崇焕成功地击退了女真人。这场“宁远大捷”是明朝第一次打败女真人。

        “宁远大捷”的功臣之一是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始造于天启初年，又称“红毛夷大炮”，是朝廷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先进火炮，是当时几十种火炮中威力最大的一种。

        提到红衣大炮，有位侯家的朋友不得不提——孙元化。孙元化是祖籍嘉定的上海人，与侯震旸有同乡之谊。侯震旸担任吏科给事中时，看到孙元化的军事才干，有意提携他，推荐他到辽东任军职。孙元化曾跟从天主教大臣徐光启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和火炮制造技术，撰写了一部详尽实用的火炮著作《西法神机》，是明朝优秀的火炮专家。他在辽东任职时，成为袁崇焕的得力助手，在宁远城修筑炮台，布置十余门火炮，力保宁远城坚不可摧。

        在1626年的“宁远大捷”中，明朝军队凭借红衣大炮，共歼灭了一万七千多名女真士兵。女真人的首领、年近七十岁的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努尔哈赤病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即位后，迅猛反扑，再次攻打宁锦防线，被已经升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用红衣大炮再次击退。女真人尝到了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开始想方设法研制红衣大炮。

        不久，袁崇焕受到阉党的诬陷，被削去官职，只能无奈地离开辽东。宁锦防线无人维护，不攻自破。

        侯震旸听着远方的消息，黯然神伤。

        他在病榻上给友人写信。他的字没有因为病痛而失去平日的端庄，每一个字都露出深深的忧虑：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的戊申年，江南发生大涝，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百姓无人能吃饱肚子。社会动荡加上仕途不顺，他带着儿子峒曾远赴杭州拜见莲池大师，佛家的谆谆教诲伴他度过了焦虑的时光。

        但这一次，更大的危机笼罩了明朝，内忧外患，国力不支。如果朝政清明，也许战事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朝政陷入无尽的黑暗，等于自寻绝路。芸芸众生，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

        1627年的明朝，在侯震旸眼里恍如末世。

        他的病再也没有好转，最终含恨离世。临死之前，他给子孙留下了遗言：明哲保身。

        转过年后，明朝换了新皇帝。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因服用“仙药”暴毙，他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拳铲除阉党。他争取朝臣的支持，在多名有良知的太监的帮助下，突然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逐条宣布罪状，将他驱逐出北京，迫使他在去凤阳守皇陵的途中自缢身亡。

        两百多名阉党党羽被清除一空，或处死，或戍边，或禁锢。他下诏重新起用被罢黜、被流放的东林党人，恢复已故东林党人杨涟、周顺昌等人的名誉。

        在解决边患方面，皇帝召回劳苦功高的袁崇焕，任命他为新一任兵部尚书，督师京津和辽东。

        侯震旸也在重新起用的东林党人名单中，可惜他已经离世。皇恩浩荡，侯峒曾不失时机地为父亲侯震旸上疏陈情。很快，侯震旸受到朝廷的追封，受赠太常寺少卿，牌位崇祀在嘉定县的乡贤祠中，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侯震旸的妻子龚氏受封恭人，侯家受到朝廷的抚恤。

        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希望扭转混乱的局面，但朝廷已经危机四伏了。

        北京城的政治乌云暂时散去，西北上空的乌云却久等不来。在陕西，大旱已经持续了两年，烈日炙烤着龟裂的土地。农民望眼欲穿，不见半点雨星儿。大地荒芜，草木焦枯，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困于饥荒，成群结队与催缴赋税的官府对抗。一个叫高迎祥的人被推举为首领，他的外甥李自成赶去投奔。李自成本是银川驿站的一名驿卒，负责骑马运送邮件。不久前，朝廷承受不住东北战场的巨额耗费，大规模裁减驿站，节省开支用作军饷。李自成正是在邮递系统大裁员中失去了工作，生活无以为继，杀向了另一条路。

        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来自陕西延安府的官员向皇帝上疏，详细讲述了家乡的大饥荒：饥饿的百姓为了填饱肚子，争相采山里的蓬草吃。几个月后，蓬草吃尽，百姓又剥树皮吃。年底，树皮也吃光了，只剩山里的石头。饥民把石头磨成粉吃，但石粉无法消化，不几天就会腹胀而死。一些不想饿死的饥民开始结伴偷抢，稍有存粮的民户都被抢掠无遗。城外每天都有弃婴，活不过一日；年幼孩子的失踪案也频频发生，他们都是被饿红眼的无赖掠到城外煮肉吃了。城外的几个大土坑堆满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地方官府迫于上级的命令，依旧严刑催科。饥民四处逃亡，从延安逃到安塞，从安塞逃到庆阳，逃着逃着都变成了盗贼。

        崇祯皇帝关心民生疾苦，痛恨官吏蛀虫，然而，他有心无力。

        从他即位起，国库就是空的。一个原因是自嘉靖、万历朝以来，宫廷生活日渐奢靡，消耗巨大，加上明朝在全国广泛分封藩王，造成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另一个原因是战争损耗。早在万历年间，明朝为了援助藩国朝鲜，几次与日本开战，虽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却耗尽了国库的储备。后来，朝廷多方征税弥补，但国库再也没有充盈起来。

        国库空虚极大影响了东北战场的形势。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明朝的东北边疆如同生出一个顽疾，时刻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东北战场急需支援，国库却空无一物，朝廷只能向全国百姓加派粮饷。百姓无法承受沉重的负担，或举家逃亡，或揭竿反抗，带来了地方骚乱。而边疆的士兵得不到充足的军饷，无心作战，使边事更不乐观。由此，形成了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东事日溃一日，无屋栖兵，无粮饱众，恐所忧在我师，而不在倭耳。”当时的战况，连隐居在乡的病弱文人都看得很明白。

        西北的骚乱、东北的边患让崇祯皇帝头疼不已。当他看到党争还在延续，最后一丝励精图治的信念也垮掉了，转而对朝政极为敏感，变得疑神疑鬼。崇祯三年，他听信谣言，以谋叛罪处死袁崇焕。袁崇焕死后，明朝失去了最擅长作战、最善于使用大炮的将领，防御后金的希望一步步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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