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政治局势下，能做些实事难能可贵。在南京官场上的侯峒曾，不忘六百里外的家乡百姓。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说过一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几百年来，有责任感的仁人志士这样想，也这样做。

        峒曾在南京为官期间，至少做了两件对嘉定意义非凡的事。

        第一件事关乎嘉定的每一位读书人。

        崇祯皇帝继位后，采取的政策之一是慎重选拔人才，缩减科举取士的名额。各府要按照朝廷的新政令，依据文风高下、钱粮人口多寡的标准，把所辖的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不同层次的县学有不同的童生录取名额。童生是指所有未考中秀才（生员）的读书人，所有童生要先通过县里的考试，才能进一步考取秀才，然后才有资格参加院试，进一步获取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说，每个县童生的录取率，直接关系到每一名读书人的未来。

        苏州府经济发达，下辖太仓州和长洲（苏州）、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和崇明七个县，大多富庶。南直隶督学倪元珙为保证均衡，保留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常熟等大县，把嘉定划为中等县。中等县每次只能录取不到三十名童生，比大县少二十余人。嘉定的读书人愤愤不平，打算联名上书，但迟迟未有行动。

        峒曾从家人口中听说了家乡士子的苦恼。当时他初涉官场，资历尚浅，但出于责任，仍然给倪元珙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按惯例先说了很多客套话。首先感谢督学倪元珙录取自己的儿子玄演、玄洁为秀才，对他没有录取侄子玄泓表示理解，称他和弟弟岐曾都反对官场好友为玄泓说情。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家族风气，回顾了曾祖父侯尧封和父亲侯震旸不近名利的处事风格，如今祖先受到乡民的尊重，奉祀在乡贤祠，也给子孙带来无声的教诲。

        终于谈及嘉定录取名额一事时，他变得从容不迫。他认为，这件事不仅是一个县的事，更是天下大事。他根据舆情，拿出了三条理由，论证嘉定被划为中等县的不合理之处：一是上中下三等的划分方式本身不合理，中等县与上等县的水平相差不多，而录取名额相差二十人，无法服众，如果划分四等或五等依次递减，更能调节平衡；二是在云南、贵州等边疆的省，五六个大县的实力合起来也比不上江南一个县，而嘉定只能划为中等县，录取名额远少于边疆的大县，太不合理；三是在苏州府，嘉定县缴纳的赋税少于长洲，但多于吴县，结果吴县为上等县，嘉定却为中等县，这于理不合，也可以推知全国各地不止一个需要厘正的案例。

        在他的申请和劝说下，倪元珙重新权衡，将嘉定划为大县，每次考试能录取五十余名童生。

        第二件事关系到嘉定的每一名百姓。

        江南是财赋重地，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一大半财力。从明朝开国以来，江南就扛起了沉重的赋税。明朝后期，更有“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苏松财赋半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的说法。

        嘉定只是江南的偏僻县，每年却要向朝廷缴纳几十种赋税。赋税名目繁多，主要是十余万石稻米，包括熟糯米、糙粳米、熟粳米、白粳米等类型，通过水路运输，称为“漕粮”。除了稻米，还要交小麦、绿豆、绢纱、棉布、料银等。此外，本县每年还要向朝廷输送鸬鹚、香獐、鸡、鹅、猪、茴香、核桃、莲心、木耳等几十种贡品，加起来有上万斤。所有赋税的去向包括北京、南京的皇族和官府，以及分散在山东、河南的四座藩王府，还要就近供应太仓、吴淞、宝山的军队。

        赋税全部来自百姓，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几十年前，在任的嘉定县令慨叹：“东南民力竭矣……天无雨金，地无涌粟，安得不困敝乎？”朝廷只盯住江南的富庶，却不顾百姓的辛苦。

        赋税沉重还在其次，让每一名嘉定百姓头疼的是，本地明明不产稻米，每年却要上缴大量稻米。

        江南是全国的稻米主产区，但不代表各地都种水稻，嘉定就是个例外。嘉定建县仅四百余年，本是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地，松软的地层下埋藏着远古时代的贝壳和龟壳。沙质土壤盐碱化严重，不适合种水稻。乡下农民大多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棉花，或者将棉花和水稻轮种，相沿成俗。每天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的妇女忙于织布，随处可听到纺车的札札机杼声。柔软实用的棉布、麻布、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成为嘉定的特色产品，畅销全国。自宋朝以来，嘉定和邻近的昆山、松江一直是全国的棉纺织中心。

        可是，嘉定引以为豪的棉纺织业，每次赶上朝廷征收稻米时，就会出现尴尬的一幕：农民先去镇上卖掉棉布，换成银子，再拿着银子购买稻米，然后运到县里，上交国家。

        嘉定的镇上聚集着大批商贩和来自“牙行”的中间人，他们从本地人手中收购棉布，再从别处贩来稻米，卖给本地人。他们垄断了市场，不准农民私下交易。收购棉布时，他们联手压低棉布的收购价；贩卖稻米时，他们又一致抬高稻米的售价，中间夹杂着强买强卖、私下扣税、索要折扣、偷用成色不足的银钱等伎俩。农民心知有诈，却无可奈何。辗转运输的结果是，农民每上缴一石稻米，相当于花了两石稻米的钱。官府在城隍庙前立碑发布告示，禁止商贩和中间人的投机活动，但没有太大成效。

        嘉定百姓大多受过商贩和中间人的欺凌，叫苦不迭，一直希望能“岁漕改折”，也就是把每年要缴纳的稻米折合成相应的银两缴纳。

        百姓无力发声，只能求助于有身份有文化的士绅。土生土长的读书人，怀着对一方水土的感情，自从考中功名、出人头地的那天起，就背上了“为民请命”的义务。

        侯峒曾的祖先正是这样的士绅，见证并参与了嘉定一次折漕历程。

        万历八年（1580年），在百姓的请求下，嘉定各镇的粮长联名上书，请求县令向朝廷申请“漕粮永折”，得到了朝廷“准速行”的答复。然而折漕四年后才实行，且只实行了一年。县令继续申请，每一次都有赖于乡绅相助，寻求苏州府、巡按御史、兵粮道、户部的层层批复。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鉴于嘉定官民多次申请，户部经过勘查，答应嘉定“漕粮永折”，每石粮食按市场价折合七钱银子，成为定制。嘉定官民获得了胜利。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参与了整件事。当时的峒曾还年幼，对长辈们的努力一知半解。

        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东北战事吃紧，户部下令嘉定重新缴纳稻米。正值大旱，米价飞涨，征收稻米的消息震动了全县。峒曾的父亲侯震旸刚到吏部任职，他聚集长者商议，集体凑钱，请县令上疏朝廷。最终，朝廷中止了嘉定县的赋税变动。侯震旸去世后，嘉定百姓建祠立碑，纪念他的功德。当时，峒曾正埋头准备会试。父亲为民请愿的举动，让他敬佩。

        现在，崇祯十年（1637年），又一次“漕粮折银”的困境摆在嘉定百姓面前。辽东的战事空前急迫，军饷出现巨大空缺，朝廷向富庶的江南加派粮饷。按新规定，嘉定要上缴的稻米数额没有变化，但稻米兑换银两的比率上涨了。每石稻米折合的银子由七钱涨至一两，意味着全县每年要多交三万两银子。

        百姓哗然一片，涌向县衙。县令好言安抚百姓，提议暂且答应一年，等第二年再向朝廷上疏请求。善良的百姓相信了县令的话，陆续散去。峒曾听说后，明白县令只是在敷衍，拖下去只会不了了之，他决定立刻反对。

        他写信给掌管漕粮的南京户部侍郎程国祥，希望他为嘉定百姓请命。程国祥是徽州人，刚升任北京户部尚书。峒曾与他相熟，嘱托他上疏北京朝廷，收回成命。他先后给程国祥写了两封信，讲述嘉定地瘠民贫，农民大多种植棉花，上缴稻米实在困难云云。他自己则凑集资金，带领部分嘉定士绅去南京户部请命。最终，嘉定每石稻米的折银价格降低了一钱。降低一钱，意味着为全县百姓节省了一万两银子。

        峒曾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嘉定的“漕粮折银”不会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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