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缓和，侯家人不再有生命危险，但官府的目光依然紧盯着他们。县衙为防止侯家有人逃跑，不定期下达“大签”。“大签”一下，岐曾要派儿子进城报到，不能由家仆代替。他让家仆向官府汇报，说他自己病危，即将“呜呼哀哉”。

        侯家人知道，他们是率领嘉定抗清的头号家族，清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岐曾托人打听到，官府对侯家的政策很可能是：籍没。

        籍没，就是没收当事人的所有家产，包括房屋、田地，严重时甚至将当事人的妻子、儿女一并入官为奴。

        和所有大家族一样，侯家的主要资产是房屋和田地。房屋方面，侯家除了城内的八进院落、城东的侯氏东园和乡下龙江村、厂头村的多座宅子，还在南翔镇上拥有一套别业；田地方面，侯家自岐曾的曾祖父侯尧封以来，几代人在乡下购置田地，加起来至少有两千亩。两千亩田地听起来不少，不过在富庶的江南，世家大族坐拥上万亩土地不是稀奇事儿，侯家的田产只可算小巫见大巫。

        除了龚老夫人，峒曾一支活下来的有李夫人、长子玄演的寡妻姚妫俞、次子玄洁的寡妻龚宛琼、三子玄瀞、年幼的孙女；岐曾一支在世的有岐曾、岐曾的妻子金氏、妾静姝、长子玄汸和宁若生夫妇、次子玄洵的寡妻夏淑吉、三子玄泓和孙俪箫夫妇、年幼的孙子孙女，加上前来投奔的女儿、女婿，还有十余名家仆，总共将近三十口人。整个家族除了逃难时从城里带回的少量财物，完全倚赖乡下的田产过活。

        新朝伊始，籍没令具体如何执行，哪一天执行，尚没有确切消息。这似乎给侯家带来了喘息之机。怎样缓解官府对侯家的政策，开始成为侯岐曾最劳心费神的一件事。

        在官府清查家产前，侯家开始零散地卖田，租售南翔镇的别业，全部换成银两，减少家族的损失。

        时值乱世，米价翻倍上涨，田价却低得惊人。早年间，一亩地能卖六七十甚至上百两银子，现在，一亩良田只能卖二三两银子，质量差的田地相当于白送，甚至白送也没人要。岐曾每天检视唐湾、陶林、圆沙各处的田价，听家仆汇报卖地的账目，清点银两。

        卖田换回的银子，岐曾每次一分为三，龚老夫人一份，李夫人和玄瀞一份，岐曾一份。岐曾的一份大致有几种去向：分散给子女帮助过活，比如这个月给儿子玄汸七两银子，下个月给女婿龚元侃三两银子；给家塾老师陆元辅支付薪金，每月大约四两银子，有时还要资助他进城买书；定期交给大悲庵的法师一些碎银子，作为供品钱；雇工匠修缮老房子，便于夏天居住。银两分散完，余下的仅够家人每天的吃喝。

        日常支出只是一小部分，卖田换回的钱大部分重新流入官府的口袋。总体来说，花在官府身上的钱主要有两项。

        一项是缴纳田租。按照官府要求，在清查田地、籍没充公之前，侯家要定期上交全部田租。田租是全家唯一的生计来源，全部上缴后，侯家显然要陷入绝境。经过几次交涉，官府对侯家的政策改为上缴田租总额的十分之七。一纸薄薄的催缴令，也叫抚牌，用清晰的墨笔写着户主姓名、应缴数额和收牌日期，数额通常是几百两银子，侯家要为此忙上几天，或廉价售田，或东拼西凑。

        另一项巨额支出是打点官府。政局动荡，官吏爱财，想让官府手下留情，只能不停送钱。这是岐曾最头疼的事。

        要打点官府的方面很多，除了申请延期缴纳田租，还要应对官府临时下达的指令。

        一会儿，是官府下达追查令，称有人举报本县一些大家族在前朝私占荡田，请求官府收回田地，彻底清算。侯家也在“占荡”大家族的名单中。荡田是河边滩涂上的无主荒地，芦苇丛生，大户人家常安排家仆和租户开垦，拔除荒草，灌溉种植，变成自家的田地。在明朝，荡田不需要向官府交税。岐曾觉得可笑，因改朝换代而翻身的无业游民，瞅准机会向前朝的大家族倒打一耙。面对追查，岐曾只能派人带着银子去县衙通融一番。

        一会儿，是有消息传来，守城领袖的家属也要捉拿。官府的态度是，守城与死节不同，为前朝死节者可以既往不咎，率众抗清的守城者则罪不可赦。在嘉定，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圆等五个守城的首要家族，都要严格审查，厉行籍没令。峒曾和玄演、玄洁已经死去，仅存年纪最小的儿子玄瀞。如果玄瀞也遭遇不测，峒曾一支就断绝香火了。侯家把玄瀞藏在隐秘的村子里，叮嘱他不要露面，同时派人去官府打点。

        几个月来，侯家打点县衙的事都由管科办理。管科是侯家的远房亲戚，也算侯家的仆人，一向擅长去官府跑腿办事。他能做的，主要是去县衙听候官府的命令，再向侯家传达，等待岐曾与家人商议，拿上侯家凑出的银两，回到县衙贿赂小吏，央求小吏代侯家向县令通融，如此循环。

        和管科联络的县衙小吏姓张。他长期在官府做文书，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无论是前朝的县令，还是新上任的清朝县令，他都应对自如。外地来的县令通过他，能快速掌握本县的风土民情、大族家事。鼎革之际，县令的位置并不稳固，随时可能换人，善于审时度势的县令都懂得倚赖小吏，尽可能多捞几把。

        新上任的嘉定县令姓杨，湖北人，是一名贡生。贡生是受到朝廷加恩的国子监生员。杨县令以贡生的低等身份充当县令，在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担任知县的太平年代是不可能的事。而他能当官，得益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与岐曾的父亲侯震旸是同僚，也是天启年间反抗阉党的东林党人，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六君子”之首。比侯震旸更惨的是，他的父亲因弹劾魏忠贤受到严刑拷打，最终死于狱中。当然，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崇祯皇帝即位后，杨家的儿子们为父亲上疏鸣冤，两个儿子都受到恩荫，得以封官，其中一个便是这位杨县令。明朝末年，杨县令曾担任江西泰和、安徽临淮两县的知县。清朝定鼎后，他能成为嘉定县的第一位县令，侧面说明他是第一时间臣服清朝的。

        生逢乱世，杨县令没有继承父亲的刚直和廉洁，也从未眷顾同为东林党后代的侯家。正是他，每月循环着向侯家发布命令、接受侯家的贿赂、再下指令、再收贿赂的圈子。

        他本来可以在嘉定安心任职，直到期满。不过，四月底的一天夜里，嘉定县发生了一起劫狱事件。不明身份的大胆人士劫掠了监狱的仓库，还放火烧了县衙大堂。一夜之间，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嘉定县衙化为一片废墟。火光漫天，城内百姓知道出了大事，纷纷逃亡。劫狱事件传遍了江南。

        第二天，吴淞总兵派出上千名马兵和步兵，开赴嘉定维持治安。军需紧张的大兵如同撒了欢儿，从松江到嘉定一路上，他们挨家挨户索要酒肉，拿走财物。在松江，夏完淳居住的曹溪遭到大兵侵扰，村民四散，他逃跑不幸落水，爬上岸后，只能逃往侯家。不过嘉定也不安宁。从松江来的大兵进驻嘉定后，不时传来富户被掠夺、女子被奸淫的消息。周边的乡镇上，家家户户紧闭房门，悄悄逃命。

        杨县令由于任上的重大失误，难辞其咎，被带到苏州府听候发落。他暗中贿赂刑部官员，却受到警告，颜面尽失。他又私下嘱咐身在嘉定的小吏和家人，给全县的士民百姓发放银两，请他们联名上书，称颂他是个廉政爱民的好官，称这次劫狱和火灾纯属意外，请朝廷批准他在嘉定留任。这个办法起作用了，刑部不再追究他的玩忽职守罪，只免去他的县令一职。朝廷已经任命了新县令，在新县令到达嘉定前，依然由杨县令主持嘉定政务。

        杨县令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嘉定，加大了搜刮的力度。他刚回到县衙，就拿出朝廷的朱批公文，下令收取侯家的全部田租。

        “侯家事，乘我在此，包它申文干净，但须助我行赀。”杨县令直言不讳地对张姓小吏说。小吏马上将县令的话转告管科，管科匆匆带话到侯家。

        岐曾跟龚老夫人商量，后面换了县令还要从头打点，不如顺水推舟，便托管科送去了五十两银子。

        “这送你们也不够。”杨县令掂着银子，对张姓小吏说。

        他又转身对管科说：“你家事大，若付掌印手，最少千金。今吾已荡尽，前日汝家送我的，俱化为乌有了。此时随分金、犀等器物，皆可助我用。难道我要与你家完局，你家反不理会？只索抛去便了。”

        岐曾听着管科带回的话，恨得直骂。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杨县令的每一句原话。骂完写完，他只能继续满足县令的贪欲，与儿子玄汸拿出各自的钱，又加上夏淑吉给儿子侯檠存的结婚聘礼钱。他还给县令写了一封亲笔信，讲述侯家的困难处境，请求县令手下留情。低声下气的言辞让他觉得自己玷污了纸张。

        银子送去，县令收下，又暂时平静了。夹在县衙和侯家之间的小吏不是每次都收贿赂。遇上他们不收时，事情反倒更难办。钱财能送给县令还算运气好，有时还没到县令手里就落入衙门小吏的囊中。

        侯家的亲家姚宗典与杨县令有过交往，他给杨县令几次写信，并当面请客、送去贿金，也无法改变杨县令敛财的行径，顶多是延缓对侯家的压迫。

        送到县衙的钱一次次打了水漂。侯家人意识到，小吏狡猾贪婪，只会耗尽侯家的财力，县令没有决定权，只会趁机捞钱。要想县衙对侯家松口，就要将银子送到更高一层的衙门——江南省苏州府。

        改朝换代后的嘉定县，依然隶属于苏州府。不过苏州府的上一级，不再是南直隶，而是江南省。清朝灭掉南京的弘光朝廷后，坚决打破了江南的优越感，取消江南的“南直隶”身份，改成与其他省平起平坐的江南省。江南省下辖的五府和明朝一样，还是南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其中，明朝的留都南京改名为江宁。江宁，江宁，清朝用警惕的目光紧盯江南，希望扬子江边这块既柔弱又顽固的土地从此安宁。

        新上任的江南省高官，也就是奉旨对侯家下达籍没令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苏州巡抚土国宝，另一个是吴淞总兵李成栋。

        土国宝是北方人，早年是太湖水盗。清军打进山海关后，他投降了洪承畴，受封总兵。清军南下时，他随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立下战功，受职苏州巡抚。

        李成栋是嘉定人更熟悉的名字。自从血洗嘉定城后，李成栋的名字让每一个嘉定百姓不寒而栗。江南平定后，他担任吴淞总兵，把江南视为一块肥肉，多次纵兵抢掠，骚扰百姓，连江南总督洪承畴也看不下去，公开弹劾他。法令一出，李成栋被罚俸六个月。他迁怒于江南百姓，更加肆意搜刮。在这种情况下，侯家人也不指望李成栋手下留情了。

        土国宝上任后，会不会有稍微宽容的政策？岐曾心急如焚，不断嘱咐家仆、友人去松江打探消息，看是否有转机。去松江府而不是苏州府，一是因为土国宝待在松江的时间多于苏州，二是龙江村距离松江比苏州更近，且松江有朋友可以帮忙。

        岐曾对新巡抚的希望落空了。两个月内，土国宝先是批复了嘉定县令对侯家的呈文，有“免变”二字。“免变”意味着延续之前的“征七免三”政策，带给侯家极大的希望。可是不久，土国宝下发公文，要追索全额地租。过后，李成栋到嘉定巡查。家仆去县衙听讯后回来汇报，说李都督下发飞票，催侯家上交全部田租。岐曾一看李成栋批下的三张飞票，明白这是张姓小吏逼侯家行贿。岐曾只能找出三十两银子给管科，由管科转交张姓小吏。最后，小吏当面“提醒”李成栋，说以前对侯家的抚牌是“征七免三”，此事才暂时作罢。

        与官府交涉了几个月，事情没有太大进展，侯家的族人出现了不满的情绪。先前，岐曾的族叔侯兑旸派人捎信说，官府的政策不明朗，如果按李成栋都督的批文，只征侯震旸这一支，也就是峒曾、岐曾兄弟；如果按土国宝巡抚的公告，要牵涉整个侯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全部受牵连。

        亲戚们先是嫌岐曾打点官府操之过急，现在又怨岐曾行动迟缓，以致官府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岐曾只能安抚族人，他向亲戚们保证，他和儿子、侄子一定会承担自己的费用，不连累族人分文，希望亲戚不要为此事出现嫌隙。打点官府的钱，全部由岐曾和子侄承担。

        籍没令开始一步步实施。一连几天，人们看到官府安排的村民划着小舟，四处勘测侯家的田地。按照上等田每亩二两银子、中等田一两六钱、下等田一两二钱的市面价格，侯家的两千余亩田地的总估价是三千一百两银子。除非能交上同等数额的银两，否则田地全部充公。

        县衙的闵姓典史也带着差役来到龙江村，调查侯家的房屋。岐曾私下交给他一些礼物，请他放缓节奏，并暗中隐匿了一些房产。几天后，县衙批出的侯家房屋总价为三千六百两银子。

        焦虑、愤怒、悲哀、无奈，错综复杂的情绪困扰着岐曾。田产和房屋一旦收走，侯家子孙将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要解决眼前的困境，必须向苏州巡抚土国宝通融。而要联络土国宝，只靠县衙小吏显然不行。侯家四处打听，听说土国宝有幕僚沈茂之，是江南人士，似乎为人正直。侯家觉得可以托他帮忙，岐曾的族叔侯兑旸、侯鼎旸也过来商议，全族忙上忙下。

        “侯产必当籍没”，朋友带回了沈茂之的原话。岐曾的心凉了大半截儿，不再指望他伸出援手，只希望他不要落井下石。他找出几件温酒用的杯铛、龚老夫人的四件金钗和玉镯，托朋友带给沈茂之，作为抵押。

        沈茂之收到后，托人带话回来，说要想摆平此事，必须给他一年的地租作为报答。侯家的地租是每亩五钱，一年的地租也就是一千两银子。岐曾和族叔侯兑旸、侯鼎旸三人听了，愁眉不展，只能闷头饮酒，家仆在一旁黯然落泪。几人商议后，向沈茂之允诺五百两银子。几天后，沈茂之捎信来，说至少再加二百两银子。

        暑气逐渐浓烈，苏州的亲家公姚宗典来信，说沈茂之要去北京，可以托他向冯铨、钱谦益两人讲情。

        清朝建立伊始，在朝的汉族官员大部分来自华北和辽东，江南官员本来就不多，侯家可以倚赖的更少。冯铨和钱谦益都是明朝降臣，想必可以体谅侯家，尤其是钱谦益，他是侯家的朋友，一定能帮忙。岐曾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

        岐曾一边等待沈茂之的消息，一边继续想办法。他交给友人二十五两银子，去苏州府打听消息；又拿出三十两银子，托张姓小吏去松江府打听。他们还联络到了苏州府的冯姓胥吏，也免不了一番打点。此外，本县的努力不能松懈。在县学读书的侯家朋友和门生，联络了上百人，集体拜见杨县令，为侯家说情。虽然效果不大，岐曾也要给帮忙的人送上礼物致谢。

        所有花费都来自卖田所得。有困难，就会有解决困难的办法。岐曾想起年少时的书法老师陈元素的话：“人当至穷时，仍必有一条走路，可见天心之主于仁爱也。”几个月来的经历让他深有体会。他把自己的感悟告诉儿子和侄子，宽慰他们焦灼的心。

        不过，沈茂之一直没带来冯铨和钱谦益的消息。友人从苏州府回来，说批文有变化。侯家人正疑惑，县城也传来消息，说对侯家房产、田租两项的处理都变严格了，土国宝完全不顾之前批下的“免变”二字。

        清朝定鼎，侯家失去了几条人命，如今困窘不堪，为何官府还是紧咬不放？岐曾气得咯了两口血。他只能向李夫人、玄瀞当面说明情况。两天后，李夫人叫人送来五十两银子。

        张姓小吏从松江回来，说李都督严格下令，再拖延就抓捕家属。管科也无计可施了，岐曾只能和玄瀞商议缓兵之计，再筹措钱财。

        端午节到了，厂头村传言，骑兵马上到侯家抓人。村民怕受牵连，纷纷收拾家当，准备逃命。从南翔来的人说镇上十室九逃。南翔到厂头村的水路已经封锁，岸边不时可见头戴红色凉帽的骑兵。龚老夫人听惯了风言风语，自顾自地坐船去邻村探望两个孙媳妇的病。

        苏州府的打点失败了，管科说县里发了新批文，同意给侯家宽限一个月交田租，但还要再花些银子。遭乱后，侯家留存的古董不多，多是一些小物，几件古玉磬，几十个酒铛，要么变卖，要么被衙门勒索，只剩不到一半。官府欲壑难平，岐曾干脆把剩下的古董分给儿子、侄子和孙子，又到恭寿庄翻出值钱的书画。住在惠宁庄的李夫人派人送来一箱古董，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岐曾让他们拿回去，给玄瀞留着用。

        转眼到了盛夏，夏允彝的兄长夏之旭来到侯家，告知他打探到的消息。土国宝巡抚说，守城与死节不同，守节可以从轻发落，但率众抗清不可饶恕。昆山那边，顾咸正的家族正被官府追租。夏之旭想了个主意，说可以求助于冯铨。之前，沈茂之也答应联系冯铨，只是拿了钱便音讯全无。夏家与朝廷的联络不少，夏之旭提出找冯铨，岐曾觉得可以考虑。

        明朝未亡时，侯家与冯铨并无交情，他们根本不是同道中人。天启年间，岐曾的父亲侯震旸在朝为官时，冯铨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是炙手可热的阉党人物，以排挤东林党臭名昭著。清朝攻克北京后，冯铨第一时间臣服，应摄政王多尔衮的征召入朝为官，现在已经是内三院大学士。

        党争已是陈年旧事，此一时，彼一时，眼下所有的可能都要试一试。玄瀞也赞同，让家仆捎来一些小古董。岐曾与龚老夫人在灯下挑拣很久，托夏之旭带走礼物，去苏州府寻找机会。

        二十天后，夏之旭回来，说冯铨的身份太高，言辞模糊，难以捉摸。看冯铨的态度，侯家送他五百两银子有点儿少。夏之旭恳求良久，冯铨才答应三天内先收一百五十两。

        冯铨没有再传来消息，县衙对侯家的籍没令却提上日程，无法避免。几个月的打点尽付东流。之前，岐曾跟家人开玩笑说，这不是在打点脱籍，是在打点没籍，现在玩笑成真。

        清朝朝廷刚发出诏令，命令“将前代乡官、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在前朝，岐曾和儿子们有功名，在缴田赋和服徭役方面有优免权。现在，他们变成了平民百姓，必须和农民一样完粮、服役或缴纳银两。

        委托冯铨不成，侯家人又想到了李雯和钱谦益。不像冯铨，李雯和钱谦益是侯家的朋友，与侯峒曾、侯岐曾素有往来。李雯是夏允彝的同乡好友，诗名卓著，是著名的“云间三子”之一（云间是松江的别称）。1644年，清军入关时，李雯滞留北京，无奈接受了清朝的官职。据说，清廷给史可法的劝降书就出自李雯之手。当然，对李雯来说，这不是光彩的事。他出仕清朝后，心里的愧疚长久无法消除，一直生活在“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的痛苦中。

        岐曾委托夏之旭、夏完淳叔侄，代侯家向李雯求助。夏完淳与李雯虽是两代人，但两家相熟已久。李雯滞留在北京时，夏完淳勉励他敦守大节；李雯接受清朝任命后，夏完淳寄诗给他，表示惋惜和伤感，期盼他回心转意。此时的李雯，刚从北京回到松江家中奔丧。

        夏完淳深感侯家对自己的重托，给李雯写了一封情感真挚、文采斐然的长信。在这封长达1,441字的信中，夏完淳先承认了清朝入主后的万物维新，接下来描述了侯家遭难后孤儿寡母、废宅芜田的惨境，以及苏州府和嘉定县对侯家政策的严苛与朝三暮四，回忆了父亲夏允彝的亡故和侯家对自己的收留之恩，最后对李雯不得不仕清的矛盾心理表示体谅，晓之以世事人情，动之以历史大义，希望李雯念在与夏家、侯家的交情上，上奏朝廷，为侯家讲情。

        为行路方便，岐曾安排大悲庵的净云法师陪夏之旭去松江，随身带着夏完淳和岐曾写给李雯的信。几天后，净云法师从松江回来，说李雯看到岐曾和夏完淳的信后悲伤流涕，答应一定帮助，李雯还安排弟弟和朋友来嘉定探望侯家。

        或许是出于李雯的作用，官府暂停了收租。岐曾知道，暂停不代表没有后顾之忧。夏末的雨下个不停，岐曾继续派人给李雯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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