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真漂亮。”瓦图京说道。“这帮混蛋！”但他心里却在想：他们破坏了规则。这虽然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央情报局不在苏联境内杀苏联人，克格勃也不到美国境内去杀美国人，连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也不杀。就瓦图京所知，双方从来没有破坏过这一规则，至少从来没有这么明目张胆。这样的规则有一定的道理：情报机构的工作是搜集情报；如果克格勃和中情局的人都忙着杀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报复和反报复行动，这样他们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所以说，情报工作是一项文明的、可预测的工作。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有另一套规则，但在美国和苏联，这些规则都自动得到认真执行。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还是这样——除非要我相信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小子是被盗窃汽车零部件的小偷杀死的！瓦图京的疑窦是：会不会是中情局雇用某个犯罪团伙干的？他怀疑美国人利用苏联的犯罪分子干一些过于敏感的事，为的是不弄脏自己的手。这就不是技术性违规了，不是吗？他想知道一处的人是否采用过类似的间接手法……

        他目前只知道这条交通线的线索会在他手上断掉，这样一来，他想把微缩胶卷和潜伏在国防部里的美国间谍连接起来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瓦图京转念又想：他得在大约六小时后就此事向主席作汇报。他需要喝一杯。瓦图京摇摇头，然后朝下看了看疑犯的尸体。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把地上的血迹掩盖了。

        “你知道吧，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把他的尸体放在轨道上，我们也许会把这件事当作一场意外来结案了。”另一位克格勃人员陈述自己的见解道。尽管火车头的轮子把尸体压得血肉模糊，但仍可以明显看出，阿尔图宁脖子上的那一刀是个行家用一把很薄的刀干的。法医说，死亡的前后时间不到一分钟。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受害者——叛徒！——的手上没有淤伤或刀伤。他没有对杀他的人进行过任何反抗。结论是：凶手也许是他认识的人。会是美国人吗？

        “首先，”瓦图京说道，“我想知道从十八点到二十点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美国人离开过自己的公寓。”他又转过身说道：“医生！”

        “什么事，上校？”

        “把死亡时间再说一遍！”

        “从大块肢体的温度判断，是晚上九点到午夜之间。我认为只会早不会晚，不过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把事情弄复杂了。”更不要说尸体这种面目全非的样子了，不过这话他没说出口。

        瓦图京转身对他的主要助手说：“如果有人离开过公寓，我要知道姓名、地点、时间，以及原因。”

        “要不要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助手大声问道。

        “这事我得向主席报告，不过我也考虑考虑。我要你去跟民兵调查组长说一下。这个案子要列为绝密。我们不需要那群笨手笨脚的警察来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明白了，上校同志。他们所感兴趣的，大概只是找回那些汽车零件。”这人刻薄地说。这个改革正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资本家！

        瓦图京走到火车司机前面。“天真冷，是吧？”

        对方明白他的意思。“是的，也许你想来点儿东西驱驱寒？”

        “你真好心，司机同志。”

        “这是我的荣幸，上校同志。”火车司机掏出一个小瓶子。他一发现对方是克格勃的上校，就知道自己倒了霉。不过对方似乎很正派。他的那些同事也完全是公事公办，所提的问题也都合情合理。司机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又立即意识到自己当班的时候身上带着一瓶这种东西是要受处罚的。他看着上校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而后把瓶子递还给他。

        “谢谢了。”克格勃上校说了一声后又走到雪地里。

        瓦图京到了之后，先在主席办公室的外面等着。他听别人说，格拉西莫夫工作很认真，总是七点半准时坐到办公桌旁。他们没说错。七点二十五分的时候，他从那道门走进来，招招手让这位二处的人随他进了办公室。

        “怎么样了？”

        “阿尔图宁昨天夜里被人杀了，是在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外的火车调度场。他的喉咙被割断，尸体被抛在铁轨上，被调车皮的火车头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你能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皱着眉头问道。

        “是的，已经得到肯定的证实。我也认出了他那张脸。他的尸体是在一节车厢旁边发现的。那节车厢明显被撬开了，有些汽车零件丢失。”

        “哦，这么说他碰上了搞黑市买卖的盗窃团伙，被他们给宰了？”

        “从表面上看显然如此，主席同志，”瓦图京上校点点头说。“我觉得这种巧合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又没有真凭实据来推翻它。我们的调查仍在进行，目前正在调查有没有阿尔图宁当兵时的同事住在这一带，但是我对这些不抱什么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铃让人把茶送进来。他的秘书立即进来了。瓦图京意识到这一定是每天上午例行活动的一部分。这位主席处理问题时比较宽容随和，不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且不说他是不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那样的举止的确有些行家派头。

        “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掌握了三个不容怀疑的交通员，其中一个能够确定，可惜已经死了。我们还发现死者与国防部长的高级助理曾有贴身接触。有一个活口还指认说与他联络的是个外国人，不过还无法确认那人的面孔。简而言之，我们掌握的是中间那一段，而不是两头。”

        “对的，主席同志。对国防部那两名上校仍在实施监视。我建议加强对美国大使馆人员的监视。”

        格拉西莫夫点点头。“同意。我要去听取早汇报了。继续追查，找到突破口。瓦图京啊，你不喝酒了，气色也好多了。”

        “我感觉好多了，主席同志。”他承认道。

        “好。”格拉西莫夫说着站起来，瓦图京也跟着站起来。“你真的认为我们的中情局同行把他们的自己人杀了？”

        “阿尔图宁的死对他们很有利。我觉得这会违背我们——我们双方在这方面的默契，不过……”

        “不过也许我们所对付的是一个身居高位的间谍，所以他们想弃卒保车。是啊，我明白这一点。继续追查，瓦图京。”格拉西莫夫又提醒了他一句。

        福利也早早到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准备交给枢机主教的三盒胶卷。问题是怎么把这些该死的东西送到他手上。谍报活动错综复杂，充满矛盾。其中有的极端困难。一想到其中的危险，他真希望自己当初没有离开《纽约时报》。有的则过于简单，他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这种想法在他头脑中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会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不过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有点胡思乱想了：艾迪也可以拿支粉笔到某个地方去做个标记。大使馆里不时有人到莫斯科到处转转，做一些稍稍异常的事情。到了夏季，他们在西装的纽扣洞里插上几枝花，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它们取下来——监视他们的克格勃官员就赶紧扫视人行道，看这个“信号”是发给什么人的。大使馆里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转悠，拍一些普通街景照片。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有些使馆工作人员不过是故意表现出美国人的古怪，为的是惹恼俄国人。在反间谍官员眼里，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秘密信号：停着的汽车里放下来的遮阳板、汽车前座上放着的包裹，甚至车轮所朝的方向。这些做法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无意的。它们所起的作用就是使得第二处的人捕风捉影、忙个不亦乐乎。在这方面，美国人要胜俄国人一筹。俄国人过于组织化，所以很难做到真正的灵活，这同时也是第二处反间谍人员活得很不自在的原因。

        二处有几千人，而美国大使馆里才七百人（包括家属小孩在内）。

        福利必须把胶卷送出去。他不明白为什么枢机主教总是拒绝使用固定投放点。用这种方法送胶卷很理想。投放点是一个有特征的物体，看上去像一块普通石头或其他普通而无害的东西，中间被掏空，用于放置准备交接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就成了最理想的物体，因为这是一座砖石建成的城市。由于施工水平差，许多砖块都已松动，不过这类投放手法不胜枚举。

        使用擦身而过进行传递的方法很有限，就像在橄榄球赛中后场队员那样，全凭对时机的把握。局里把这项差事交给他，并不是因为它很简单。他自己是不能再冒这个险了。也许他的妻子可以帮忙……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安全部主任。

        “有一百来个人有这种可能。”主任答道。

        “这消息不坏嘛。”皮特·韦克斯顿冷冷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的一名督察。“才一百个。”

        “可能是某一位科学家，或者是某个秘书，要不就是搞预算的人——因为预算处也与项目有关。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二十多个这样的人。他们很了解运茶快船的情况，可能看过这东西，不过他们都是些上层人物。”战略防御计划局的安全部主任是一名海军上校，但总喜欢穿便衣。“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很可能在西部。”

        “他们大多数是搞科技的，大部分人都不到四十岁。”韦克斯顿合上眼睛。他们生活在计算机中，认为世界不过是一台大型电子游戏机。问题是，科学家，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安全部门的人所不理解的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认为，进步要靠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他们对新东西兴致勃勃，喜欢互相谈论，常常不自觉地寻求合作。这就使得各种想法像杂草一样在杂乱的试验田里随意滋生。对于安全部门的官员来说，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人们彼此不相往来的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就没有什么值得保卫的东西了。想找到一个可以平衡利弊得失的办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安全人员被夹在当中，谁都讨厌他们。

        “对于这项工程的有关文件，内部安全措施怎么样？”韦克斯顿问道。

        “你指的是‘金丝雀陷阱’？”

        “那是什么东西？”帕克斯将军问道。

        “所有文件都是用文字处理机处理的。利用这种机器，可以对每一份重要文件进行一些细节上的改动。用这种办法可以跟踪每一份文件，并准确识别被泄露的文件。”安全部主任解释道。“这种办法我们用得不多，因为它很花时间。”

        “中情局有一种计算机程序，可以自动进行这种处理。他们称之为‘幽灵书记员’或者类似的名称。他们管得很严，不过如果你开口要，应该是不难弄到的。”

        “还真难为他们了，把这事告诉我们。”帕克斯带着几分牢骚说道。“它对本案很重要吗？”

        “目前还不至于，不过所有的方法都得试一试，”海军上校对他的上司说道。“我听说过这种程序。它无法应用于科技文件，因为那些文件上的语言非常精确。哪怕是加上一个逗号——唔，都可能把要表达的意思搞错。”

        “首先，假设大家都懂这种程序呢？”韦克斯顿忧郁地摇摇头说。“而且，俄国人他妈的肯定也懂。”他已经在考虑处理本案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了——也许要动用数百名特工。这样太引人注目。要监控的地区太小，突然去了这么多人不可能不引起注意。

        可以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显然是，限制对反射镜试验信息的接触。但这样又可能会惊动那个间谍。韦克斯顿在想，他为什么没有采取一些简单的手段，如绑架或黑手党惯用的敲诈勒索。但是有关运茶快船的简要情况是帕克斯亲自对他说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而他又是干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韦克斯顿对此深信不疑：这是雅各布斯局长说的。

        邦达连科首先注意到这件事。前几天早晨外出跑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他早就有了。在阿富汗那三个月，使他身上潜在的第六感觉变得非常灵敏。有人在监视他。谁的人呢？他心里在嘀咕。

        这些人都是好手。他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他觉得至少有五个人。这就说明他们是俄国人……也许吧。难以肯定。这时候，邦达连科上校已经跑了一公里，他决定作个小小的验证。他改变了跑步的路线，在原先总是左拐的地方来了个右拐。从这条路跑，他将经过一段新公寓街区，那里的房子底楼门窗的玻璃依然很亮。他暗暗一笑，右手下意识地往屁股后面摸了一下，想摸他的自动手枪。他意识到刚才那个不自觉的动作之后，脸上的笑意随之消失。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发现自己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东西。他知道如何赤手空拳进行自卫，但是手枪总是比手和脚要打得远一点。这并不是害怕，根本谈不上，不过，他是个军人，对自己面临的局限性和规则了如指掌。

        他向一侧转过头，看着玻璃窗上反射的映像。在他身后一百米的地方，有个人用手遮着脸，好像是在对着小型无线电说话。有意思。邦达连科转过身，向后跑了几米，可是等他回过头的时候，那人的手已经放下，像平常的过路人一样，似乎对他这个正在跑步的军官毫无兴趣。上校转过身，恢复了正常速度。他脸上的笑容已消失，脸色变得很严峻。他的怀疑已得到证实。可是他又能证实什么呢？他告诉自己，再过一个小时，等他到办公室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三十分钟后，他回到家里，冲了个澡，穿上衣服，然后倒了一大杯茶，开始看早晨的报纸——他看的是苏军的《红星报》。妻子正在为孩子们上学做准备，收音机开着。邦达连科没有听见收音机里在播什么，也没有听见妻子在干什么。他的眼睛只是扫视着报纸的版面，脑子里则在激烈地翻腾。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监视我？我受到怀疑了吗？如果是，那他们怀疑什么呢？

        “早安，杰纳迪·约瑟夫维奇！”菲利托夫走进办公室时先打了招呼。

        “早安，上校同志！”邦达连科回答道。

        菲利托夫笑着说：“叫我米沙吧。从你现在的发展看来，你的职位就快在我这个老家伙之上了。有什么事？”

        “我被人监视了。今天早晨跑步的时候，有人在跟踪我。”

        “哦？”菲利托夫转身。“你能肯定吗？”

        “你知道被人监视是什么感觉——我想你一定知道，米沙！”年轻的上校说道。

        可惜他说错了。在此之前，菲利托夫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任何使他警觉起来的事情。这时他突然想起，浴室的那个服务员还没有回来。如果这个情况不属于一般的安全检查，那怎么办？菲利托夫的脸色都变了，但他立刻恢复了常态。

        “这么说你也注意到了一些情况？”邦达连科问道。

        “啊！”菲利托夫摆了摆手，露出一副讥讽的神情。“让他们监视吧。他们会发现我这个老家伙比亚历山德罗夫的性生活还枯燥无味。”在国防部里，拿政治局这个意识形态主管开玩笑的话越来越多。菲利托夫心想：这是不是纳尔莫诺夫总书记想把他搞掉的前奏呢？

        他们像阿富汗人那样，大家都从一个公用的盘子里用手抓东西吃。奥尔蒂斯准备的这顿午餐真像个宴会。神箭手坐在贵宾席上，奥尔蒂斯坐在他右边替他翻译。在场的还有四位中情局的高级官员。神箭手觉得他们太客气了，不过，把光送上天的那个地方一定非常重要。奥尔蒂斯先开口，说了一些客套话。

        “你的话真叫我不敢当啊。”神箭手回答说。

        “你说到哪里去啦。”那位资深的中情局官员通过奥尔蒂斯表达自己的意思。“你的本领和勇气我们是久仰了，就连我们的士兵都知道。我们只能在我国政府允许的范围内给你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实在太惭愧了。”

        “我们要夺回自己的领土。”神箭手郑重其事地说。“有真主的护佑，它会再度成为我们的领土。信徒们应当联手反对那些不信神的人，不过这个任务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

        他一无所知，奥尔蒂斯心想。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别人利用。

        “那么，”神箭手继续说道，“你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找我这个无名小卒呢？”

        “我们想请你谈谈你所见到的天空中那道光的情况。”

        神箭手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听见这话后颇为吃惊。他以为他们会问他那些导弹的情况。

        “那是一道光——奇怪的光，是的。好像流星，可是它似乎是向上去的，而不是向下来的。”他详细描述了他所看见的情况，谈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那道光的运动方向，还有它划破长空的样子。

        “你看见它击中了什么东西没有？你看见天上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击中？我不明白。那只是一道光。”

        另一位来访者说道：“听说你以前是一位数学教师。你知道激光是什么吗？”

        听到这句话，他的脸上又起了变化。“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这方面的资料。我……”他喝了一口杯中的果汁。“我对激光略知一二。它们发出一束光，主要用于测距。我从来没见过，只是从书上读到过。”

        “你所看见的是一次激光武器试射。”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你所见到的试验，是运用激光武器摧毁在轨道上的卫星的试验。也就是说——”

        “卫星我知道。激光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我们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但俄国人看来领先我们一步。”

        神箭手听了之后为之一惊。美国在世界科技方面不是一直领先的吗？毒刺导弹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这些人为什么要飞越一万两千英里——仅仅因为他目击了天空中的一道光？

        “你们害怕这种激光？”

        “我们非常感兴趣。”年长的那位回答说。“你所发现的一些文件资料，向我们提供了这个试验场的信息，这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为此我们对你感激不尽。”

        “我现在也有兴趣了。你们有这些文件吗？”

        “埃米利奥？”那位年长的来访者向奥尔蒂斯打了个手势。奥尔蒂斯拿出一张地图和一张草图。

        “这个试验场于一九八三年动工兴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俄国人竟把这么重要的设施建在离阿富汗边境这么近的地方。”

        “一九八三年，他们还认为他们会赢。”神箭手的表情黯然。一想到这个，他就感到莫大的耻辱。他注视着地图上的位置：它位于几乎被水流湍急的瓦赫什河包围的一座山的山顶上。他顿时明白了为什么要把它建在那里。努列克的水电站大坝离它只有几公里。其实神箭手的心里还是清楚的，只是他嘴上没有说。他知道什么是激光，也略微知道一些它的功能。他知道这种光很危险，它可能弄瞎……

        它能摧毁卫星？在几百公里外的太空，比飞机飞得还高……它对地面人员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们把它建在离他的国家这么近的地方还有其他原因……

        “这么说，你只看见了那道光？你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没听过空中那些奇怪的光？”

        神箭手摇了摇头。“没有，只有这一次。”他看见来访者失望地相互交换着眼色。

        “唔，这没关系。我代表我国政府向你表示感谢。你将得到三卡车武器。如果你还需要什么，我们将尽力替你想办法。”

        神箭手清醒地点点头。他原先指望把那名苏联军官交给他们会得一大笔奖赏，可是后来那军官死了，他觉得大失所望。这些人来找他不是因为那件事，而是因为那些文件和那道光——那地方当真这么重要，以至于一名苏军军官的死也只是小事一桩？美国人是不是真的害怕那个东西？

        如果他们感到害怕，那么他自己呢？

        “不，亚瑟，我可不喜欢这么做。”总统略带试探的口吻说道。穆尔法官加强了攻势。

        “总统先生，我们知道纳尔莫诺夫在政治上的困难。我们那名情报员的失踪，其后果不会比他被克格勃抓起来更严重，也许要轻些。不管怎么说，如果是克格勃让他溜掉的，他们也不大可能对此大声抗议。”中情局局长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杰弗里·佩尔特说道。“如果纳尔莫诺夫在位，我们就可能有历史性的机会。他真正想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制度——真见鬼，这种评估是你们的人做的！”

        穆尔心想，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我们有过这种机会，可是把它搞砸了。赫鲁晓夫垮台后，是长达二十年的党派之争。现在可能又有了一次机会。你是害怕今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唔，这只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杰弗里，将我们的人撤出来或者被他们抓起来，对他的地位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他们查出了问题，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佩尔特问道。“万一你们做得太过分了呢？”

        “这个人已经为我们工作了三十多年——三十年啦！你知道他为我们冒的风险吗？知道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情报吗？每当我们不理会他的建议时，你能够理解他那种沮丧的心情吗？你能想象在死刑的阴影下生活三十年的滋味吗？假如我们抛弃他，我们这个国家还算什么呢？”穆尔的嗓门不高，但话说得掷地有声。总统这个人往往容易被有原则的论点所打动。

        “如果这样一搞造成纳尔莫诺夫下台呢？”佩尔特问道。“假如亚历山德罗夫集团真的接管了政权怎么办？那就又要回到过去那种倒霉的日子中去了——更紧张的关系、更厉害的军备竞赛？如果我们为了救一个人而牺牲了这次机会，我们怎么向美国人民交代呢？”

        “首先，只要没有人走漏风声，他们就绝对不会知道。”情报局长冷冷地说道。“俄国人是不会大肆渲染的，这你知道。其次，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像用过的面巾纸一样丢弃，那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这件事没有人走漏风声，他们也绝不会知道的。”佩尔特冷冷地作了回答。

        总统此刻思绪万千。他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暂停撤离行动。他对这些事应该怎么解释呢？无论是采取行动还是取消行动，他们都是在讨论最佳方案，防止发生对美国的头号敌人不利的事。可是这一点在公众面前连提都不能提，总统思忖。如果公开宣称俄国人是我们的敌人，各大报纸都会大为恼火。苏联人有数千枚核弹头对准着我们，我们可不能触动他们的敏感神经……

        他回忆起自己与苏共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两次会见的情景。他记得自己比他年长些。他们的初次交谈非常谨慎。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既找对方的弱点，也找双方的共同点；既看自己的优势，也看妥协的可能性。那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也许真的希望改变现状，总统思忖着。

        但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假如他真的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给市场一些自由——当然不是很大的自由，但却足以使现状发生改变呢？有好几个人告诫他要注意这样的可能性：假定一个国家既具有苏联人的政治意志，又具有能生产优质军品与民品的经济做后盾，这会不会使俄国人民再度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唤起他们三十年代曾经具有的那种使命感呢？到时候我们面对的敌人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危险。

        另外，也有人告诉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给一点自由的事——这可以去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已故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亡灵。世界的大趋势能把苏联从黑暗的时代带进二十世纪政治思想的新时期。这也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也许是两代人。如果它真的开始朝自由化的方向演变呢？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打仗的。

        我面临着某种选择，总统心下思量着。我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搞倒退的白痴：重新挑起可怕的大规模冷战——或者成为像波利安娜那样的人，希望豹子的秉性发生改变，结果却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厉害、更锋利。他看着面前跟他谈话的这两个人，心想：天哪，我根本不是在考虑成功的可能，而是在一味考虑失败的后果。

        在这一方面，美国和俄国的历史上出现过相同的情况——我们战后的几届政府都没有像人民所期望的那样，不是吗？我是总统，应当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民投我的票，为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他们给我薪俸的原因。天哪，万一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如此虚假怎么办？我们不是在谈论如何取得成功，而是在谈论谁会把政策失败的原因泄露出去。在这间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如果一件我们尚未确定要做的事办不成功，责任将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这件事有哪些人知道？”

        穆尔法官摊开双手说道：“中情局里有格里尔将军、里特和我知道。还有几名外勤特工知道这项在拟议中的行动——我们不得不发出警报，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牵涉到的政治问题，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没有知道的必要。除此之外，局里只有我们三个知道事情的全貌。还有先生您以及佩尔特博士，总共有五个人。”

        “可是我们已经在谈走漏风声的事了！真他妈的！”总统情绪之激动令人吃惊。“我们怎么会把这件事弄得这么复杂！”

        大家开始清醒了。没有什么比总统发火骂人更能让人头脑冷静的了。他看看自己的首席情报顾问穆尔和国家安全顾问佩尔特。穆尔在吁请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这个人一直不顾个人安危，忠心耿耿地为美国工作，而且表现杰出。而佩尔特则以长远、冷静的眼光看待政治现实，认为一次历史机遇比一个人的性命更重要。

        “亚瑟，你刚才说这位情报员——我甚至不想知道他的姓名——三十年来一直在向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情报，包括近来俄国人正在实施的激光工程的情报；你说他可能有生命危险，现在是冒险把他从那里撤出来的时候了，而且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这样做。”

        “是的，总统先生。”

        “而你，杰弗里，你说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因为如果他们政府高层的大漏洞现在一暴露，可能会对纳尔莫诺夫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可能会导致他的下台，而取代他的政府将对我们不利。”

        “是的，总统先生。”

        “那么，如果这个人由于我们没有帮他而遭到不测呢？”

        “我们将失去重要的情报。”穆尔说道。“这对于纳尔莫诺夫也许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背弃了一个忠心耿耿为我们卖命三十年的人。”

        “杰弗里，”总统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点你能接受吗？”

        “是的，总统先生，这我能接受。我不希望这样，但我能接受。我们和纳尔莫诺夫已经就中程核武器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还有可能就战略武器达成协议。”

        这就像当法官。我面前这两个辩护律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处于我的地位，必须作出决策，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过他们并没有竞选总统。

        这位情报员在为美国服务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夜间法庭里处理妓女问题的小检察官呢。

        纳尔莫诺夫也许是我们长期以来争取世界和平所碰到的最佳机会。天晓得这个机会我们已经等了多久。

        总统站起来，走到他办公桌后面的窗户前。这些窗户很厚，可以保护他免受持枪歹徒的袭击。但它们却无法保护他不受公务的干扰。他看着白宫的南草坪，但是没有找到答案，于是又走了回来。

        “我不知道。亚瑟，你可以把一切准备就绪，但要保证没有我的授权，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不能出差错，不能自作主张，没有我的同意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个问题我需要时间考虑。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是吧？”

        “是的，总统先生。还要再过几天，我们才能把一切准备就绪。”

        “我作出决定后就告诉你们。”他与这两个人握了握手，目送他们离开了办公室。下一个约见要再过五分钟。总统利用这段时间走进了办公室隔壁的洗手间。他不知道自己进洗手间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性的含义？抑或是他只想找个借口照照镜子？镜子里的人似乎在说：你应当是知道他妈的所有这些答案的人！可是你连自己为什么进洗手间都不知道！想到这里，总统笑了笑。真有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少有人懂得其中的妙趣。

        二十分钟之后，里特没好气地问道：“我究竟该跟福利说些什么呀？”

        “算了吧，鲍勃，”穆尔告诫道。“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需要他马上就作出决定。说‘也许可以’总比说‘不行’要强得多嘛。”

        “对不起，亚瑟，不过——见鬼，我以前就曾想过把他弄出来。我们不能让这个人就这么完了。”

        “我要找个机会再跟他谈一次，不然我敢肯定他是不会作出最后决定的。暂时通知福利继续执行任务。至于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地位是否稳固，我还要重新观察一下。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亚历山德罗夫快要出局了——他年纪太大，无法取代目前这个人；政治局也不会同意让一个年纪大的人来取代相比之下年轻的人，因为几年前他们曾经举行过大葬礼。那么谁会上到这个职位呢？”

        “格拉西莫夫。”里特立即作出了回答。“大概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在竞争，但他的野心比较大。这个人心狠手辣，但又十分圆滑。他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博得了党内官僚的欢心。如果他想采取什么行动，那就事不宜迟。如果军控谈判达成协议，纳尔莫诺夫的声望就会大增，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也会大大增强。如果亚历山德罗夫不谨慎从事，就会失去机会，彻底离开政治局，纳尔莫诺夫则将在宝座上稳坐许多年。”

        “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五年时间。”格里尔将军点点头，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也许干不了五年。我们的确看见亚历山德罗夫可能离开政治局的种种迹象。如果那不是谣言的话，可能会迫使他采取行动。”

        穆尔法官抬头看着天花板。“如果他们有一套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那么对付这个家伙一定会容易些。”当然了，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不过他们无法预测而已。

        “别泄气，亚瑟。”格里尔说道。“如果这个世界还有理智，我们大家都得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干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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