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星期四，晚，斯坦威钢琴上。

        约瑟夫·阿特曼也许没死。

        还没死……

        我以接近神秘主义的细心和专注，花了两个礼拜去准备这个谋杀剧本，所有细节都注意到了，以期用最不显眼的方式进行。当然跟我给这个悲哀的家伙特别待遇有关，他是我在卡内基厅失败的见证人，拥有不幸的特权，让他借由毁灭性的文章把这件事宣扬到世上，这个可悲的侏儒值得我特别关注。我再一次打破了多年来遵循的规则——这是最后一次了——自从纽约回来后，这个规则就受到挑战，就是我不攻击音乐界知名的专业人士，而是选择无名小卒。但我也感觉到受害者若不是用一般规则筛选出来的话，我杀人的欲望会更鲜明，更重要的是获得的欢愉也会更强烈，这也许是什么化学反应、肾上腺素或秘密的荷尔蒙……约瑟夫·阿特曼保证是当中的佼佼者，我于是决定把梅西安的音乐会献给他。

        计划如下：我在巴黎郊区圣丹尼斯一座改成仓库的废弃的工厂里有一个宽敞的地窖，用来摆家具杂物，仓库的所有者把地下室卖给私人或小公司，我拿来摆一些旧东西，尤其是5架状况不佳的钢琴。其中有些是继承的，有些则是我从蒙特勒伊跳蚤市场或其他地方的旧货商那里买来的，此处有个坡道可以让小货车进入，里头有50平方米左右的6个单位，由防弹门关起来。在接下来要上演的悲剧里，我让其中一架钢琴担任主角，这架琴的特色是已经没有琴弦、没有响板、在琴盖之下也已经没有任何机械装置。那是一台红木制大型埃拉尔钢琴的残骸，长2.5米，1982年款式，应该曾经在音乐厅里服务，大约在1920年时进了我家，当时它被弃置到缺乏整理的乡间别墅里，最后终于响板破裂，寿终正寝。15年前我亲自帮它去骨，也帮它的下半部加强结构，用了一块核桃木板，切成跟骨架同样的形状，放在支柱之下，形成一块又宽又深的置物空间。如此，它保有了原来的外观，加上象牙键盘跟装饰，整体非常美观。

        星期五早上我到地窖查看，将车子停在门前，把道具搬下来，自从巡回演出回来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我花了点时间清点道具，三条毯子、两把可以调整高度的铝制三脚架、一罐工业用木头胶、四米麻花绳、一支红色马克笔、一大卷双面胶、一把手电筒及持久电池、一把美工刀、一个2GU盘的MP3随身听，附带耳机跟可以持续听上200小时的电池、两块沉重的双人床垫、一部轮椅、一套饭店领班制服、一支针筒以及药效迅速的强力安眠药、两副小胡子跟一副山羊胡、一顶白色假发、一顶黑色假发、一顶帽子、太阳眼镜、镜子和化妆用品。

        我先把钢琴打开，里头放着旧书和战后年代的杂志报刊，都是祖父小心保存下来的。我把这些东西都清光，用小轮子把钢琴移到地窖里离出口最远的角落，然后用美工刀将毛毯切开，贴着支柱，用双面胶黏在钢琴骨架里的木板上，完成之后把两个三脚架放在钢琴下，调整高度让它们紧紧支撑着木板。我把剩下的道具放在室内一角，放着打开的钢琴离开了地窖。

        两个星期前我曾打电话给阿特曼在纽约的办公室，假装成想访问他的记者，得到了他这次来访的详细资料，航班时刻、下榻饭店和大致的行程。

        我有两个星期时间可以准备所有事项，我用卡索罗先生的名字在阿特曼下榻的饭店订了同一晚的房间，借口说是我年迈行动不便的父亲要用的，希望跟约好要见面的朋友阿特曼先生是同一个楼层，房间在预约后就以现金在柜台支付。

        3月15日星期六。我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到圣丹尼斯，到达地窖时把灯全部打开，开始乔装，化妆成一个令人尊敬的老者，结束之后把轮椅放到车上，将侍者的制服、剩下的假胡子、针筒和药物装到一个袋子里，再开车到杜伊勒里，把车子停在卢浮宫停车场。10点15分，美国航空的班机刚刚降落，我算准目标大概花一个小时就会到达。我出了车子，在地下停车场僻静的角落打开轮椅坐上去，我只带着那个袋子，用带着手套的手转动轮椅，利用坡道跟电梯来到地面的里沃利路上，从这里开始花了10分钟左右才到达圣奥诺雷市郊路上的饭店大门。我进了饭店，装成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转着轮椅靠近柜台，膝上摆了一顶宽边德州帽，脸上则架着墨镜。

        “先生？”一个柜台人员向我询问。

        “贾克·卡索罗，我儿子帮我订了一间房。”

        “卡索罗……请您稍等一下。是的，先生，您的房间已经结过账了，我让人陪同您，请问有行李吗？”

        “我儿子等一下会把行李带来，请让他直接到我的房间，他跟我一样留着小胡子。”

        “请放心，先生。”

        “我还要一瓶香槟，两个杯子，送到我的房间。”

        “好的，先生。”

        饭店的人把我领到套房，我耐心地坐在电视前等着他们把东西送来，侍者推着一台推车，我咕噜一声让他进来，声音不比我假装正在看的白痴电视剧大多少。香槟放在冰桶里，还有两个香槟酒杯，侍者把这些放在我的身边，我给了他20欧元的小费，让他出去时把门关上。他一出去我就把门锁起来，时间是11点5分，到行动之前我还有一整个小时的时间。

        我的房间跟阿特曼同一层，只差了两个号码。接近11点30分时，我打电话给他，他一接听我就挂掉。我等了20分钟，穿上侍者的衣服，把装了安眠药的针筒放在口袋里，走到房间外的走廊上，把轮椅推到他的门边，袋子挂在扶手上，然后回房去找香槟跟冰桶，按了门铃，等了一两分钟他才有反应。门开处就是穿着白色浴袍的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矮，不到160厘米，一只手拿着手机，很明显才刚刚挂掉。

        “阿特曼先生。”我故意用很重的法文口音叫他的名字。

        “嗯，什么事？”他用英语询问。

        “这是饭店欢迎您的礼物，我可以进来吗？”

        “哎呀，你们搞错了，我没有叫任何东西。”

        “呃……是经理给您的礼物。”我用英语解释。

        “啊，真好！请进。真是好点子，谢谢。”

        我进门，把推车推到靠近书桌的窗边，让房门有时间关上。他手里拿着一张钞票靠近我，我接过钞票，稍稍倾身致谢，这时他突然注意到我的长相，仔细瞧着我。

        “嘿，我认识你，对不对？怎么——”

        我没让他说完就把他往床上推，反手在他脖子上大力一击，这足够让他晕一阵子，让我把针打在他的手肘内侧，3分钟之后他作势想要起来，我没阻止他，因为我很有信心。他果然没能站起来，两分钟后他完全昏迷过去，我又有几个小时了。

        我用了10秒钟出去把轮椅推进来，用一个垫子把房门卡住后就开始工作，我帮他把衣服脱掉，给他穿上老卡索罗的衣服，戴上假发黏上小胡子跟山羊胡，最后把他搬到轮椅上。轮椅腰部有条安全带，让他可以保持姿势，我在房里来回试走两三次，如果我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的话，效果还算差强人意。我到浴室里换了衣服，黏上第二副小胡子，戴上黑色假发，然后把东西收到袋子里，挂在推手上。我让阿特曼戴上墨镜和帽子，弥补他跟我身高差距所造成的视觉效果，我离开房间，虽然心中紧张但是外表相当平静。我在走廊上慢慢走，到了柜台处，我开始大声讲话，假装在跟父亲说话一样，门房用亲切的眼光看了我们一眼，大门服务员赶紧走过来帮我开门，并且问我需不需要出租车。

        “不用了，谢谢，我父亲想到杜伊勒里花园散步，我陪他去。”

        “请您好走，先生。”

        我出了饭店，没有加速，继续不时讲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沿刚刚的路线往回走到停车场，我越接近目标恐惧感就越强烈，简直像有什么意料之外的阻碍会来妨碍我完成作品一样。我会不会在谋杀舞台上犯错呢？或者错误只会在音乐会时出现？不能动摇……我抵抗着把他留在原地自己逃离的欲望，特别是沿着公园走向卢浮宫、跟三个警察错身而过时。以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看我的时间长了一点，再走几十米后我发现他们折了回来，好像跟在我后面……最后我终于顺利走回车子，成功将阿特曼抬到副驾驶座，帮他扣好安全带，一把轮椅收回后车箱，我便发动车子，松了一口气。

        开车时我听着《第21号协奏曲》，李帕第精彩的演出……没人比他更了解莫扎特，也没有人像他能把我们的职责描写得那么好：“音乐要在我们的手指下、眼睛里、心灵中和脑子里面活起来，靠我们活着的人能带给它的所有祭品滋养。”

        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祭品……音乐……牺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突然间对身旁的乘客充满盲目的怒气。先是轻声，然后越来越大声，对着他复述半个世纪以前这个意大利天才钢琴家讲过的话，一段时间后，我灵光一闪开始大吼，由协奏曲伴奏，失去理智。我就这样对着我的囚犯连续大吼大叫好几分钟，他完全没有反应，而我则几乎快脑出血了，只好把车子停到大道旁呼吸新鲜空气，尝试控制自己。我得避免让车子撞出路外，喘息5分钟以后，我又再度上路。

        到达圣丹尼斯后，我先确认附近完全没有人，才把所有东西卸到地窖门前，我把门锁起来，拿掉乔装，阿特曼还没恢复意识，我知道在他醒来之前还有一个小时，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事要做。

        我把他的鞋脱掉，解开安全带，将他抬到打开的钢琴边，放到钢琴里。我把绳子切成50厘米长的6小段，开始绑他，利用支柱里的粗木条缚住他的四肢，一根一根地绑实了，让他连移动一下都没办法，然后把脖子和腰也绑住，他现在是名符其实的五花大绑了，背贴着钢琴不平整的底部，不舒适到了极点。他紧闭的眼睛向着天花板，木板底下的三脚架加强支撑，也可以避免他往下打穿钢琴。

        然后我用红色的马克笔在琴盖内侧，就在他眼前写下“拉兹洛·杜马最美好的回忆”的句子，在他膝盖上面的琴盖写“约瑟夫·阿特曼把艺术变成大粪”，再把手电筒打开，固定在钢琴底，将连着随身听的耳机戴到他耳朵上。我在随身听里面拷了我所有录制过的作品，总共有100多小时，设定成循环模式，最后裁下一块毯子塞到他嘴里，再用大量胶带绕到他的脖子后把嘴巴封起来。他有点窒息，空气流不进去了，开始用鼻子大声呼吸，但还是昏睡着。我把所有装置检查一两次后，在琴盖边缘上胶，最后把钢琴盖起来，亮着的手电筒留在里面，我试了试音乐，听了几小节我在1999年录的李斯特的《即兴圆舞曲》后，把两块厚重的床垫放在琴盖上，收拾一下东西，然后细心地关上门离开。

        我回到佩果雷兹路，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跟罗琳一起去听我的朋友郎朗的音乐会，一边听着他弹奏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一边往第一排搜寻阿特曼空下的座位。我忍不住想着他醒来的时刻，还有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后袭上心头的感觉，他猜得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吗？我故意把耳机里的音乐音量调得很大，毫无疑问这样连续听我的演奏对他而言，会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事。之后几天，我常常会想到他，自问他是不是还活着，心中想着什么？我本来想去拜访他一下，但是没有空。一个人被这样关着，要花多少时间才会饿死和渴死呢？他心灵的痛苦会不会超越被幽禁的痛苦？他会不会喜欢上我的演奏方式？我想象他尽可能地弯曲自己，试图解开束缚，但是每次尝试力道都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精神，直到他精疲力竭，却因为音乐而无法休息。他在自己身后大小便，味道让他更为难受，看到腿上方写的句子，又羞又怒地哭了，想象会有人来救他，试着大喊但是没有成功，喉咙因为塞在嘴里的毛料而发痒，渐渐虚弱……已经不相信会得救了……放弃……懊悔。

        每一天我都对自己说：约瑟夫·阿特曼也许没死，还没有……这些念头在几天之中支撑着我，不过我已经想要走得更远，我要进步，弥补浪费掉的光阴，把所有积下的债都解决掉。从星期天开始我就没命地工作，每天练琴12个小时，锻练身体，并且打坐冥想，用来安抚我慌乱的心。

        我知道我处在十字路口，或许已经走回正路，又或许已经太晚了，我尽了一切努力。

        我预感到有什么重大事件会发生，但是又看得不够清楚，猜不出是什么。就好像一个死刑犯在走道上往自己的命运走去，慢慢地、无可回避地，我走向我自己的命运，带着一种把疑惑留在身后的自信走去，已经没有选择。我对自己说，伟大就是这个代价，它紧咬住你，甩也甩不掉，引导着我们任何一个细小的决定，往命运为我们预备的终点前进，我们生命里的要点，就是感受周遭世界韵律时的宁静，以及衡量剩下的道路还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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