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讲到国内的恩师，第二位是汤用彤先生。第一位是陈寅恪先生。还讲到听周祖谟的课。

        季羡林：听课不等于老师，周祖谟我光听课。我比他还年长。那时候我们都在（沙滩）北楼，我那个系主任办公室在二层，三楼就是上课的地方。所以下来就是办公室，上去就听课。我听课，最有意义的就是，听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后来汤一介告诉我，汤用彤讲课没有稿子。我记得非常详细，那个本子，好多年我没有回家，回家可以找一找。

        国内的，第三位就是胡适。胡适的课我没有听过。不过他的书，我读的是很多的。后来我到北大来的时候，他是校长。胡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给你说过这个故事，我在他的校长办公室，进来一个学生，学生显然是地下党员，而且跟胡适很熟。进来以后，他说胡校长，延安哪，传来信息，请您不要走，请您做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笑了一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家，信我吗？

        蔡德贵：人家信我吗？

        季羡林：人家就是共产党。胡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

        蔡德贵：邓广铭也是山东人吧？

        季羡林：嗯。邓广铭是山东老乡。他告诉，蒋介石在南京搞总统选举，扬言说，要胡适当总统。我们都不相信，蒋介石是干吗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权，怎么会让胡适当总统呢。哪有那么回事啊？而胡适真有点信，很幼稚。

        蔡德贵：胡适这么幼稚。

        季羡林：有一年旧历十二月，北大校庆，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是12月中旬，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了城啦，我们就讲，校外炮声隆隆，我们说是为北大校庆放礼炮，庆祝北大校庆。后来，外边的机场去不了了，在东单，东单现在看不出来了，东单原来啊，有一块空地，飞机在那里可以勉强起飞。那时候到南京或者其他地方，都是从那里起飞。

        蔡德贵：胡适就是从那里走啊？

        季羡林：胡适就是从那里起飞到南京的。走了以后，我们有过争论，他走得对不对。他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他不应该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主张不该走的人，改变了主意，认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学术来讲，批判的靶子，胡适是最好的靶子。

        蔡德贵：实用主义是他特别提倡的。

        季羡林：另外一个，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们后来认为他走对了。我到台湾以后，不是有一篇文章吗？《站在胡适之墓前》。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详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得还是对的。离开北京以后，到台湾，他就来往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当时他还在研究《水经注》。

        蔡德贵：已经入迷。

        季羡林：入迷的这个例子，我也说过。有一次，北京图书馆袁同礼，他是馆长。袁同礼，那时候首都在南京，他俨然是北京的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都请客。

        蔡德贵：袁同礼是双重身份吗？

        季羡林：不是外交部，那是我们给起的，外交部没有那么个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就请客。图书馆反正有钱。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

        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蔡德贵：结果名单上的一个没有去，就是毛子水去了。毛子水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吧？

        季羡林：毛子水走了。北大图书馆馆长。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

        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

        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到后来我们到台湾，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胡适这个人，我们说，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骂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说“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不是说“知难行易”吗？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针对孙中山那个的。后来我们认为他走得对，理由就是，一个是批判的靶子，一个是1957年的大右派。

        蔡德贵：他走了以后，照样批，空对空批判了一通。

        季羡林：后来空对空，批得不少啊！

        蔡德贵：我们学习过批判他的材料。

        季羡林：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么个身份。

        蔡德贵：他对员工特别好。

        季羡林：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子，“我的朋友”么，包括那个工友，就是对校长办公室工友。那时候在北京只有一辆私人汽车，就是胡适的。

        蔡德贵：您那个时候是35岁。

        季羡林：嗯。沈崇事件，你知道。北大、清华的学生，所有大学学生都起来示威，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北京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头儿是李宗仁，他是桂系，广西的，与蒋介石合作。沈崇事件一出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派的是北京市宪兵第5团，蒋介石的贴身队伍，去抓了一些学生。后来，胡适就坐他那辆北京仅有的一辆汽车，奔走于李宗仁和其他党政要员之间，（要他们）释放学生，抓学生不行。

        蔡德贵：他这个人很有正义感。

        季羡林：他这个人，就是，聪明是聪明。就是，人说，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个是做学问，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当大官，当总统。

        蔡德贵：政治幼稚病。

        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蒋介石是坏蛋，他认识不清楚。我们那时候也不清楚，不过蒋介石是坏蛋，这个，大家啊，老知识分子都知道。蒋介石到北京来视察工作，住在后圆恩寺。那个房子，后来康生在里面住过。我也去过，后来成为高级饭店，那是解放后，在那里吃过饭。

        （这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来了。卞毓方一起来。）

        季羡林：我是山大校友，为什么呢？高中是北园高中二年。

        蔡德贵：一本《另一种回忆》里面说到您的学术渊源是来自山大。在山大受过影响。

        季羡林：山大就是白鹤庄，山大附中。王崑玉，王寿彭。

        卞毓方：1946年您从德国回来，陈寅恪介绍您去北大而不是清华，您自己不清楚。

        季羡林：我到现在搞不懂啊。那时候陈寅恪先生自己是清华的教授。

        卞毓方：中国人是讲关系的。这涉及陈寅恪与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关系，与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关系比较，他与傅斯年的关系最近。他们在柏林是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嫁给傅斯年，这么拐一个弯的亲戚。

        季羡林：对。嗯。

        卞毓方：钱锺书的夫人杨绛。

        季羡林：杨绛，是清华的，比我高一级。杨季康，我和钱锺书是清华同学，他比我高一级。和钱锺书，我们在学校，不谈话的。我不怕才子，怕才子气。这个人有才子气。不过脑袋瓜是灵，这个得承认。江苏那一带，脑袋瓜就是比山东人灵。不过你和山东人，打交道，你可以放心。骗人的人，哪里的人也比不了上海人，海派，上海骗人骗到什么程度呢？外地人去问路，本来是往这边，他反着指这边。干吗呢？开玩笑，他就是这么坏。（笑）

        蔡德贵：头几年笑话河南人吹牛，说河南人给故宫镶金边，给黄河设栏杆，给长城铺金砖。

        季羡林：（笑）河南人和我们山东人差不多，还是比较老实的。徐炳昌是河南人，杨丙辰是河南人，北大德文系的。

        蔡德贵：杨振声是哪里人呢？

        季羡林：山东人。当时我是小伙子，清华时我吃晚饭，恶心，要吐，肚子疼，他告诉我胃溃疡。我当时感到山东人才不行，杨振声写了一部小说《玉君》，那个小说啊，是三四流的，和那个赛珍珠的差不多。不行。山东有个行的，王统照行，臧克家也行，臧克家有点玩意儿。臧克家诸城的，后来这个臧克家见过江青，说我们是同乡，江青说，对的，是同乡，但不是一个阶级。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江青是李云鹤。

        蔡德贵：江青四个脚指头。

        季羡林：江青是改足派，裹脚放开的。那时候江青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比赛，那个夫人也是珠光宝气，看谁更为珠光宝气，结果江青也穿得珠光宝气。

        卞毓方：杨绛去年写的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说她信鬼，有灵魂。您信不信鬼，有没有灵魂？

        季羡林：我从来也不相信。原来我住在东厂胡同，明朝杀人的地方，那是北京有名的凶宅，说有鬼。我就住在里面，因为进门好几层院子，第四层我住的。晚上有人去找我，先得问季羡林是不是在里面，如果不在里面，谁也不敢进去。我有一篇文章，叫《马缨花》，就是写这个。因为我在国外多年，不信鬼，也不信神。没有这个玩意儿。现在世界上鬼神是不存在的。

        蔡德贵：很多人佩服您，研究了一辈子宗教，但是没有信任何宗教。

        季羡林：于道泉哪，在英国念书，陈寅恪在那里治眼睛，陈寅恪在那里视网膜脱落。范文澜也是视网膜脱落。后来医生就劝他吃海参，说海参有胶质，可以粘起来。后来这个于道泉在英国留学，怕这个陈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医院去陪他，念什么呢？《资本论》。陈寅恪就告诉我，他哭笑不得，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他天天来给我讲共产主义。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陈云的夫人，已经嫁给陈云。后来于道泉从英国回来，他这个妹夫，想培养培养这位大哥，把他接到他家里边，过了一阵儿，观察他不是做官的料子。于道泉是有意思，一方面给陈寅恪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研究鬼。他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鬼。还研究在碗里种豆子，无土栽培。于道泉是个天才，天才往往有怪癖。另外那个沈有鼎，也是个怪才，沈有鼎架着双拐，提着走。两腿走路，架着双拐，不用，他双拐提在手里走。他是金岳霖的学生。金岳霖说最有天才的之一，就是沈有鼎。

        我在高中啊，学过逻辑。结果到了清华呢，清华那个规定，每个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那时候让我选什么？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后来又规定，逻辑可以代替，所以结果，清华教逻辑的老师满堂。第一个金岳霖，第二个冯友兰，另外一个张崧年。结果这个哲学系啊，开会，我最愿意去旁听。因为一开会，冯友兰和金岳霖就辩论。有一次辩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存在，在2000年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当时可能不是用的知道这个词。辩论的结果呢，每次都是冯友兰脑袋瓜不如金岳霖灵，磕巴嘴，往往越辩论越说不清楚。金岳霖呢，是挥洒自如，那个聪明。我上过金岳霖的课，清华规定必须选逻辑代替理科的课，逻辑当然选金岳霖的啦。有一次，金岳霖在逻辑学的课上说，中文我讲不下去了，我用英文讲吧。因为他学的逻辑学是通过英语学来的。

        蔡德贵：结果，您就多听了英文的课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听说一个笑话，郑昕先生讲康德，也不知道是黑格尔的，说讲着讲着，哭了，说自己讲不下去了。他是不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郑昕是不学无术。一级教授就是哭出来的。两个哭来的。一个杨晖（都是哭出来的教授）。原来这个没有排级的时候，一调整工资，北大几个老头儿，翦伯赞、杨晖、曹靖华，都排在前边，到后来决定一级教授，这就麻烦了。几个老头儿，都是不念书的，一级当然选不上了。从那以后工资就上轨道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拿工资，以小米折合钱币，我是1100斤小米。哪一年我记不住。

        蔡德贵：1952年前后，东方语专合并来的时候。

        季羡林：差不多。

        卞毓方：我想问一下王蒙的爸爸王锦第。

        季羡林：我知道，我们住同一个公寓，一个门洞，我住上面，他住中间。王锦第，这样子，当时北大要裁员，就是人太多，裁员的话，往往都是冠冕堂皇，不能说人太多，要把你裁掉，要带好多帽子，公开当然不能这么讲。王锦第是被裁掉的。

        卞毓方：2001年您的文章说，您小时候看过的戏，角色还记得住。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窍门）。那时候济南，有个本地的班子，三个大名：一个胡风亭，胡风亭演丑角的，女的叫云金兰，云金兰、胡风亭。我看过他的戏。那时候，这个我们住在佛山街啊，火神庙，有一年火神庙，从来没有过给火神上供，火神庙演戏了，我去看过了。胡风亭、云金兰，还有耿永奎。

        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就是那个金先生啊，他说，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潘梓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就有一次，说是，大家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开会了，签名，金岳霖讲，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金岳霖。问潘梓年，也是：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潘梓年。他又问：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因为潘梓年更糊涂。（大笑）

        王蒙我认识，小时候住一个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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