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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