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上次那样，沿着烘干房边上走。我像上次那样，蹲着穿过挂着“禁止通行”标牌的铁链。我像上次那样，绕过巨大的绿色立方体建筑一角。突然，有东西撞到我。从身高与体重的比例来看，我不算重。但身上还有点儿肉。“再大的风也吹不走你。”我爸爸以前常这样说我。然而黄卡人还是差点把我撞倒。我仿佛遭到黑色外套下藏着的一群拍着翅膀的鸟儿的攻击。他在吼，我大吃一惊，没听见他在吼什么。我并不害怕，确切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害怕。
我用力一推，他踉跄着撞向烘干房，外套绊在腿上。他的后脑勺撞到金属，“砰”的一声，脏兮兮的软呢帽掉在地上。他随即倒下，不是跌倒，而是顺势倒下。我的心一阵狂跳，继而觉得很对不住他。他捡起帽子，用一只脏手掸灰时，我更加内疚了。帽子再也不会变干净了，而且，他本人很可能也将如此。
“没事吧？”我问道。我弯腰扶他的肩膀，帮他起来时，他用力推开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迅速向后躲。可以说，他看上去像只跛腿蜘蛛。当然，这只是我对他的感觉。他的真实形象是酒鬼，因为没喝酒脑袋耷拉着。他跟阿尔·坦普尔顿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五十多年前，美国还没有慈善收容所或疗养院收留他这样的人。他如果当过兵，退伍军人管理局可能会收留他，但谁会把他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呢？很可能没人会这么做。也许有人（比如工厂的工头）会叫警察来把他抓走。警察会把他丢进醉汉拘留所，关上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他如果没有因为震颤性精神错乱引发的抽搐死在拘留所里，他们就会放了他。如此周而复始。我发现自己希望前妻在这儿——她能找个匿名戒酒会收留黄卡人——可是克里斯蒂要在二十一年以后才出生呢。
我把公文包夹在两脚之间，伸出手给他看我手上什么都没有。但他沿着烘干房的边墙迅速退到更远的地方。他的短胡楂上黏着口水。我四处张望一下，确认我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工厂的这块地方只有我们两个。我再次试图和解。“我推你，只是因为我被你吓到了。”
“你他妈的谁？”他问，声音跨越五个八度音域。我如果上次来时没听到过他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发音相同，但音调是不是变了？我不太确定，但觉得是这样。他不会伤害你，但他跟别人不一样，阿尔曾经说过，他好像知道点什么。阿尔认为这是因为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八分，他碰巧在兔子洞附近晒太阳，很容易受到兔子洞的影响。就像你在电视机边上使用混合器会对电视屏幕产生静电干扰那样。很可能是这样。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是个醉鬼。
“不是什么要人，”我用最令人放心的语气说道，“是个跟你完全没有牵连的人。我叫乔治。你叫什么？”
“混蛋！”他厉声说道，跑到离我更远的地方。这两个字若是他的名字，那他倒真是不同寻常。“你不该来这儿！”
“别急，我就走。”我说着拿起公文包，以示诚意。他将瘦削的肩膀耸到耳际，好像等着我用公文包砸他。他像条经常挨打的狗，只是挨打，没遇到过什么好事。“没事了，没事了。好吗？”
“滚出去，混蛋！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我！”
“放心好了。”我正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残留的肾上腺素跟同情——或者说恼怒，混在一起。我回家发现克里斯蒂虽然答应改邪归正永远戒酒，但又酩酊大醉时，产生过同样的恼怒。这些情绪，加上夏末中午时分的炎热，让我胃里一阵翻涌。这可不是一场救援行动的好开场。
我想到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想到根汁汽水的美妙味道；我似乎看到老弗兰克·阿尼塞拿出杯子时冰冻柜里冒出的冷气。而且，那里真凉快。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新公文包（边缘被故意做旧了）在膝盖边上蹭来蹭去。
“喂，喂！你，转过脸来！”
我转过身。那酒鬼撑着烘干房外墙，挣扎着站起来。他已经把帽子掸干净，护在怀里。他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我从绿色前线得到一张黄卡，混蛋，给我一美元。今天双倍付费。”
我们又搭上话了，我真欣慰。不过，我尽量不靠他太近。我不想再吓到他，或者引起另一轮攻击。我在离他六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伸出手。阿尔给我的硬币在掌心闪着光。“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
他左手拿着帽子犹豫片刻。“别指望我会答应你。”
“是很有诱惑力，但我能抵制诱惑。”
“嗯？”他的视线从五角硬币转向我的脸，然后又转向硬币。他举起右手擦去下巴上的口水，我又看到了他身上与上次不同的地方。不是什么大事，但让我怀疑起阿尔断言的可靠性——他认为每次回来都是一次重置。
“我不管你收不收，可你得快点拿主意，”我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一把抓过硬币，又退回烘干房边上。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污浊不清。口水又流到下巴上。世界上真没有什么东西有酒精这样的魔力；我想不通为什么占边波本威士忌、施格兰金酒、迈克硬柠檬水不用酒鬼当代言人，在杂志上做广告。比如：尽享占边，人生无限。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我想我在工作。听着，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过匿名戒酒会，治治这毛——”
“滚蛋，吉姆拉！”
我不知道吉姆拉是什么，但“滚蛋”这两个字响亮而清晰。我朝工厂大门走去，希望他会追过来问更多问题。我上次来的时候，他没有追过来。但这次见面显然跟上次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黄卡人。他举起手擦下巴时，手里握着的卡不是黄色的。
这张卡片也脏兮兮的，但能看出它是艳橙色。
我穿过工厂的停车场，再次拍拍红底白色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老爷车后备厢，祈求好运。我需要很多很多好运。我穿过铁轨，再次听到火车“呜——刹”的声音。但声音听起来比上次离我远一些，因为我这次跟黄卡人——不对，是橙卡人——打交道的时间久一些。工厂废气发出的恶臭跟上次一样，同一辆城际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我这次晚了一点，所以没能看到线路标牌，但我记得标牌上写着“路易斯顿快线”。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阿尔看过这辆载着同一批乘客的巴士多少次？
我急忙穿过街道，尽可能躲避蓝色的车尾气。山区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店门外。我脑子突然一个闪念，我要是抢先用他的问候语跟他打招呼，他会怎么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吓到烘干房边上的酒鬼一样不厚道；你抢走属于孩子的秘密语言，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这孩子回家又玩Xbox游戏机。所以，我只是冲他点点头。
他点头回敬。“嗨，帅哥。”
我走进店里。铃叮当作响。我经过打折连环画册，径直走向弗兰克·阿尼塞身旁的冷饮柜。“朋友，今天想喝点什么？”
我被难住了，因为他上次不是这样问的。我想起来了，我上次从架子上拿了一份报纸。我这次没这样干。我每次造访一九五八年，可能都会将里程表清零（除了黄卡人）。但我如果一开始就改变某件事情，所有事情就都随之改变了。这种想法让我惊恐又如释重负。
“来点根汁汽水。”我说。
“好嘞，按老规矩，五分的还是十分的？”
“我想就十分的吧。”
“好嘞，你选对了。”
他取出冷冻柜里的冰酒杯。他用木勺柄将龙头上的泡沫刮掉，倒满杯子，放在柜台上。一切都跟上次一样。
“十美分，再加一美分给州长。”
我递给他阿尔的一张旧钞票，弗兰克一点零找零时，我扭头看到我刚才见到的黄卡人站在“绿色前线”门口左摇右晃。他让我想起一场老电影里的印度教托钵僧，那个老僧吹着喇叭哄逗柳条筐里的眼镜蛇。小弗兰克·阿尼塞从人行道上走来，时间分秒不差。
我转过身，品着根汁汽水，赞赏道：“真是惬意！”
“是啊，大热天来杯冰汽水，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威斯康星人，”我伸出手，“乔治·安伯森。”
他跟我握手时，门上方的铃铛响了。“弗兰克·阿尼塞，我儿子。小弗兰克，弗兰基，这位是来自威斯康星的安伯森先生。”
“你好，先生！”他微笑着朝我点头，然后转向爸爸。“泰特斯已经把卡车运到升降间了，说五点能准备好。”
“好，好的。”我等着看阿尼塞一点零点烟，他没有让我失望。他吸了一口烟，转过身来。“你是来这里做生意还是旅游？”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但不是因为我被难住了。我惊讶于这个情景一直偏离，此刻终于回到上次的脚本上。但阿尼塞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管是来旅游还是做生意，来得都正是时候。大部分游客夏天都走了，我们这时候最清闲。要不要加一勺香草冰激凌到饮料里？通常要另外收五美分，但星期二优惠，只收五美分。”
“这种老掉牙的话你已经说了十年了，老爸。”小弗兰克假装责怪父亲。
“谢谢，不需要加，”我说，“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在萨巴特斯的房地产生意倒掉了。就是这样。知道萨巴特斯吗？”
“当然知道。”弗兰克说。他把烟缓缓从鼻孔喷出，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充满探究。“做垮房地产公司的经历应该特别曲折吧？”
我笑了笑，意思是你知我知。他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朝我挤挤眼睛。门上方的铃又响了，买水果的妇女走进来。墙上挂钟提示现在是十二点二十八分，表盘上写着：“微笑开始每一天，喜乐咖啡伴你行。”显然，小弗兰克和我讨论雪莉·杰克逊故事的那部分台词在这个版本中被删掉了。我三大口就喝完根汁汽水，肚子里一阵痉挛。小说里的人物很少上厕所，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压力通常会引发生理反应。
“我说，你们这儿会不会恰好有洗手间？”
“对不起，没有，”老弗兰克说，“一直打算盖一间，但夏天太忙，冬天里总是没有足够的现金。”
“你可以去拐角处泰特斯那里。”小弗兰克说。他正把冰激凌舀进金属圆筒里，准备给自己做一份奶昔。他上次没有这样做，我有点不安，想到所谓的蝴蝶效应。我觉得已经看见那只蝴蝶在我眼前展开翅膀。我们在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细微部分——细微到几乎看不见——但我们的确在改变世界。
“先生？”
“对不起，”我说，“好像患上老年痴呆症了。”
他愣了一下，随后大笑起来。“我从没听人这么说过，这个词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他下次想不起事情时可以用这个词。一个直到七八十年代才进入美国俚语的词此刻已经诞生。不能说它过早登场，应该说，它在这个时间流里出现的时间刚刚好。
“泰特斯雪佛龙就在你右手边的街角上，”老阿尼塞说，“要是……嗯……很急的话，你可以用我们楼上的盥洗室。”
“不用，我没事。”我说。我虽然看到了墙上的钟，但炫耀地看了一眼我那块配有斯佩戴尔表带的宝路华手表。幸好他们看不到正面——我忘记调时间了，手表上的时间还停留在二〇一一年。“我得走了。有事情要处理。弄不好，至少要待一天。这附近有没有比较好的汽车旅馆？”
“你是说汽车旅社吗？”老阿尼塞问道。他在柜台上的烟灰缸里掸了一下烟，烟灰缸上印着：“烟草之味，尽在云斯顿！”
“是的。”我的笑容现在看上去一定很蠢……肚子里又一阵抽搐。我要是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本人就会变成灾难现场。“在威斯康星，我们称那个为汽车旅馆。”
“我想推荐塔马拉克汽车旅社，沿一九六号公路开五英里，往路易斯顿那个方向，”弗兰克·阿尼塞说，“离汽车影院很近。”
“谢谢你的推荐。”我站起身。
“不客气。你要是想在参加商业会晤之前理个发修个面，可以去鲍默理发店。他手艺不错。”
“再次感谢您的好建议。”
“好建议免费，根汁汽水收费。祝你在缅因州过得愉快，安伯森先生。弗兰基？喝完奶昔赶紧上学去。”
“好的，老爸。”小弗兰克朝我使了个眼色。
“弗兰克？”一位女士吆喝道，“橘子新鲜吗？”
“跟你的笑容一样新鲜，莱奥拉！”他答道，女士们会心一笑。我可没有故作风雅，她们的确会心一笑。
我经过她们，喃喃地说了一声“女士们”。铃响了一声，我回到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的世界。但这一次，我没有穿过街道，回到兔子洞所在的院子。我朝这个世界的深处走去。街道对面，穿着黑色长外套的酒鬼正在向身着束腰短装的店员打手势。他挥舞的卡片不是黄色的，而是橙色的。不过，他说着和上次一样的话。
我视之为好兆头。
泰特斯雪佛龙在红加白商店边上，阿尔一次又一次从红加白商店为餐馆购买同样的补给。窗户上的标价说，龙虾六十九美分一磅。商店对面矗立着一个栗色仓库（到二〇一一年，那个地方闲置了），仓库门敞开着，里面摆放着各式二手家具——婴儿床、藤摇椅，加有厚软垫的安乐椅尤其多。门上的标牌上写着“快乐白象”，还有一块标牌被A形框架支撑着，吸引去路易斯顿路的行人，内容大胆而创新：“没有找不到，只有不需要。”看似店主的家伙坐在摇椅里，抽着烟斗，扫视着我。他身穿横条t恤和肥大的褐色裤子，蓄着山羊胡子。我想，在这条时间长河中的这个小岛上，这样的装束同样大胆而创新。他的头发梳到后面，用发蜡定了型，卷曲着垂到肩上，让我想起曾看过的摇滚视频：杰瑞·李·刘易斯在钢琴上跳动，吼着《大火球》。快乐白象的店主可能是镇上出了名的垮掉的一代。
我朝他竖起一根手指，他轻轻点点头，继续抽烟斗。
在雪佛龙（普通汽油售价十九点九美分每加仑，特级汽油每加仑贵一美分），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剪着平头、精神焕发的员工正在修理一辆卡车——我猜是阿尼塞的卡车——车已经升起来了。
“泰特斯先生？”
他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
“阿尼塞先生说我可以用一下你的厕所。”
“钥匙放在前门里。”“门”字发音很怪。
“谢谢！”
钥匙拴在一块木片上，木片上面印着“男人”。另一把钥匙的木片上写着“女孩”。我的前妻肯定会特别鄙视这玩意，我想。
厕所很干净，但有股浓重的烟味。洗脸台边上有个水壶形状的烟灰缸。从立起的烟头数量可知，很多来这间整洁小屋上厕所的人都喜欢吸烟。
我走出来，看见二十多辆旧汽车停在加油站边上的小停车场上。一串三角彩旗在汽车上空的微风中摆动。在二〇一一年售价可能数万美元的汽车——这种经典款价格不会少过这个数——标价仅七十五和一百美元。一辆看似完好无损的凯迪拉克只卖八百美元。小销售亭（一位嚼着口香糖、梳着马尾辫的美女正坐在里面，沉浸在《电影故事》里）上的标牌上写着：“所有汽车性能完好，保留票据，泰特斯保证售后服务！”
我把钥匙挂好，谢谢泰特斯。他嗯了一声，盯着升降机上的卡车，没回头。我又朝美茵大街走去，心想去银行之前最好把头发理一下。我想起那留着山羊胡子的垮掉的一代，心血来潮，穿过街道，朝二手家具市场走去。
“早啊！”我说。
“呃，已经是下午了。但是，随你怎么说吧。”他抽了口烟斗，夏末的微风裹挟着从樱桃烟斗里散发出来的烟草香。我想起了爷爷，他常抽这种烟斗，有时候把烟吹到我的耳朵里，帮我治疗耳朵痛。美国医药协会肯定不会批准这种疗法。
“有手提箱卖吗？”
“噢，有一些，估计不超过两百个吧。一直往后走，往右看。”
“我要是买一个，能不能先把手提箱放在这儿几个小时？我要去买点别的东西。”
“我五点钟关门，”他说，转过脸看看太阳。“之后你得自己照看手提箱。”
我花了阿尔的两张老美钞买了个皮质手提箱，放在垮掉的一代的柜台里，然后朝美茵大街走去，公文包不停蹭着膝侧。我朝绿色前线里面瞥了一眼，看见店员坐在收银机旁读报纸。我没有看到穿着黑色外套的那个家伙。
购物区只有一个街区，想迷路都难。我来到距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三四个店面的鲍默理发店。一个红白相间的招牌在玻璃橱窗里转动。边上贴着一张政治海报，海报上面是埃德蒙·马斯基的照片。他在我的记忆里是个疲惫不堪、肩膀倾斜的老人，但他现在看上去年轻得好像还没到投票年龄，更不要说去当官了。海报说：“把埃德蒙·马斯基送进参议院！投民主党！”有人在海报下面贴了一条白色带子。白色带子上有打字机打出的字：“有人说缅因州做不到，但我们做到了！下一步：汉弗莱，一九六〇！”
两个老头在理发店里靠墙坐着，理发师正在给另一个老头剃光头。两位等待的人都像火车头一样喷着烟。理发师（我想他就是鲍默）也在抽烟，理着发，眯着一只眼睛，躲开升腾的烟雾。四个人都用我很习惯的方式打量着我：品评又有点怀疑的表情，克里斯蒂称之为美国佬的怒视。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改变的感觉很棒。
“我不是镇上的，但是朋友，”我对他们说，“一辈子都投民主党。”我举起手，做了个“上帝帮帮我吧”的手势。
鲍默开心地哼了一声。烟灰从烟头上掉下来。他把烟灰从工作服上掸到地上。地上的碎发中夹杂着几根被踩碎的烟头。“哈罗德是个共和党。小心他咬你。”
“他没戴假牙。”另外一个人说。除了我，所有人都笑了。
“打哪儿来啊，先生？”共和党人哈罗德问道。
“威斯康星。”我先发制人，拿起一份《男性的冒险》杂志，以防他们再和我说话。封面上，一位近于人类的亚洲绅士一只手戴着手套，拿着鞭子，正靠近一位被优美地绑在柱子上的金发美女。与封面对应的故事叫《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性奴隶》。理发店里，爽身粉、润发油的气味和烟味完美融合。鲍默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时，我已经沉浸在关于性奴隶的故事里。不过故事没有封面那么激动人心。
“来旅游吗，威斯康星先生？”他一边问，一边把一块白色人造纤维布铺到我的胸前，又在我的脖子上围了个纸垫圈。
“对。”我诚实地回答。
“那么，你真是来到了上帝的国度。想留多短？”
“短到我看起来不会像个——”我差点说出“嬉皮士”，但鲍默肯定听不懂这个词。“像个垮掉的一代。”
“我猜你是想让头发的长度有点过界。”他开始修剪，“再修长一点你看起来就跟经营快乐白象的那个娘娘腔一样了。”
“我不想那样。”我说。
“是的，先生，他的头发很难看，那个人。”他没有说“那个家伙”。
鲍默剪好头发后，用粉擦了一下我的脖子后面，问我要不要维坦丽思、布莱尔克里姆或者野根发乳，只要四十美分。
我买了。
我在故乡信托存了一千美元，没有招来大惊小怪的目光。也许是新发型的缘故，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是使用现金购物、信用卡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我可能被当成节俭的北方佬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出纳员头发扎成卷，脖子上戴着贝雕，数了我的钱，把数目登上账，然后把副经理叫过来。经理又数了一遍，看了一眼账目，然后写了一张收据，收据上有存款金额和活期账户总额。
“您别介意我这么说，您随身携带的支票数额太大了，安伯森先生。您想开个储蓄账户吗？我们现在的利息是百分之三，按季度计算复利。”他睁大眼睛，向我表明这有多划算。他看起来像古巴乐队指挥泽维尔·库加特。
“谢谢，但是我有好几笔生意要交易，”我压低声音，“地产交易。或者说我希望能交易。”
“祝您好运，”他说，也把声音降到谈论秘密的程度，“洛兰会帮您准备好支票。五十面额的可以吧？”
“可以。”
“我们稍后可以在支票上印上您的姓名和住址。”他扬起眉毛，换上商榷的语气。
“我住在德里。保持联系。”
“好的，我住在德雷克塞尔，8-4777。”
他从窗口里丢出一张名片，我才明白他在说什么。名片上面印着：“格雷戈里·杜森，副经理，德雷克塞尔，8-4777。”
洛兰准备好支票和一本人造鳄鱼皮支票簿。我谢过她，把东西放进公文包。几位出纳员正在用加法机工作，但其他交易都是靠笔和体力完成。我突然想，除了在个别情况下，查尔斯·狄更斯肯定很习惯这儿的生活。我还想，生活在过去就像生活在水下，通过一根管子呼吸。
我在梅森男装店买了阿尔推荐的衣服，店员告诉我，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支票，只要支票能在当地银行兑。感谢洛兰让我能给服装店带来生意。
我回到快乐白象家具店，把三袋东西装进新手提箱，垮掉的一代默默地看着我。我关上手提箱时，他终于说话：“很有趣的购物方式啊。”
“我猜也是，”我说，“但这是个有趣的旧世界，不是吗？”
他咧嘴笑了。“我猜你要干笔大买卖。来划我的手，杰克逊！”他伸出手，掌心朝上。
我突然想起《列车女》，就像猜测德雷克塞尔后面加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时那样。然后我明白了，垮掉的一代是在邀请我做五十年代版本的碰拳头。我的手从他的手上拉过，感觉到他的体温和汗水。我心想：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皮肤。”我说。
我穿过马路，回到泰特斯雪佛龙，一只手提着装满东西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拎着公文包。我上午才从二〇一一年的世界来到这里，现在已疲惫不堪。加油站和旁边的停车场之间有个电话亭。我走进去，关上门，阅读老式公用电话上打字机打出的标牌：“注意，打电话现在承惠一角钱”。
我查看当地电话黄页，找到里斯本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公司的图标是一辆卡通出租车，前灯变成眼睛，进风栅上有个大笑脸。广告承诺“快捷而文明的服务”。我觉得听起来不错。我翻找零钱，找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我不该带到这儿的东西：诺基亚手机。在我先前生活的年代，这个手机算很古老了——我已经打算换个iPhone。手机在这儿根本无用武之地。有人如果看见这东西，可能会问上百个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我把手机装进公文包。目前把它放在里面是没问题的，我想，但我一定得尽快把它处理掉。带着它无异于带着未引爆的炸弹到处走。
我找到一角钱，塞进投币槽，硬币直接从返回槽里掉下来。我把硬币取出，一眼看出问题所在。硬币跟诺基亚手机一样，来自未来。这是铜合金，实际价值不超过一美分。我拿出所有硬币，翻找出一枚一九五三年的一角。这很可能是我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买根汁汽水时得到的找零。我正要把它投进去，突然，一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二〇〇二年的硬币要是卡在电话机里了会怎么样？维护里斯本公用电话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人员要是发现它了会怎么样？
工作人员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个玩笑。这只是个精心设计的闹剧。
这种可能性不大——硬币太完美了。他可能会把硬币给大家看；这件事最终可能会见诸报端。我这次真的是幸运，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得小心。我又想到手机，更加不安。然后我把一九五三年的一角硬币投进币槽，电话里出现拨号音。我缓慢小心地操作，回想自己是否用过旋转拨号盘。我想没有。我每次松开手指、拨号盘转回去时，电话就发出奇怪的咯咯的声音。
“里斯本出租车，”一个女人应答道，“一切为您舒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等出租车的时候，去泰特斯的停车场里闲逛一番。我被一辆一九五四年的福特敞篷汽车吸引了——驾驶座一侧的镀铬前灯下面写着“森利纳”。这辆车配有白边轮胎，实实在在的帆布顶棚，《列车女》里的酷女郎肯定会把它称作真正的敞篷汽车。
“这款车不错，先生，”比尔·泰特斯从我身后说道，“跑起来像着了火的房子。我可以亲自证明这一点。”
我转过身。他正用一块红布擦手，布跟他的手一样油。
“门槛板生锈了。”我说。
“是的，嗯，这种天气。”他耸了耸肩，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但最关键的发动机极好，轮胎也几乎是全新的。”
“V-8发动机？”
“Y型，”他说，我点点头，装出很懂的样子，“从达拉姆的阿琳·哈德利那儿买的，在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如果说比尔·哈德利只擅长做一件事，那就是养车……不过你不认识他们。你不是这儿的人，对吧？”
“不是。威斯康星人。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
他摇摇头，笑了。“很高兴认识您，安伯森先生。但我不想让您的手沾上油。就当握过了吧。您是要买还只是看看？”
“我还不知道。”我说，但这么说很不真诚。我想，森利纳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酷的车。我张嘴想问他这辆车跑了多少里程，但立即又想到，在一个两美元就能加满油箱的世界里问这个问题几乎毫无意义。于是我问他这是不是标准车型。
“噢，是的。您要是把车开到二挡，得小心警察。这家伙跑起来飞快。想开出去遛遛吗？”
“不用了，”我说，“我刚叫了辆出租。”
“出租车可不是旅行的理想交通工具，”泰特斯说，“您要是买下这辆车，可以时髦地回威斯康星，再也不用担心火车晚点。”
“多少钱？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没有标价。”
“是没有。我前天才买来这辆车，还没来得及贴标价。”他掏出烟。“我想卖三百五，但实话实说，可以还价。”
我咬紧牙关，防止下巴掉下来。我告诉他我会考虑的。我要是决定买，我说，明天会回来。
“最好早点到，安伯森先生。这辆车不会停在这里很久的。”
我又感到安心。我有公用电话没法识别的硬币，这儿的银行主要靠手工工作，我拨号时电话会发出奇怪的咯咯声。但有些事情没有变。
出租车司机是个胖子，戴着扁帽，帽子上写着“注册出租”。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好运牌香烟，收音机被调到JAB电台。我们听了麦圭尔姐妹的《甜蜜时光》，艾佛利兄弟的《猎狗》，和一个叫做谢布·伍利的家伙的《紫色食人兽》。我不喜欢《紫色食人兽》。电台每放两首歌，一个跑调的女子三重唱就会唱：“一四四〇，JAB……大杰博电台！”我知道了罗曼劳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夏季季末大甩卖，F..伍尔沃思有了新的呼啦圈一批，价格是一点三九美元。
“鬼东西，只会教孩子们扭腰。”司机说。他把烟塞出车窗，让风吹走烟灰。从泰特斯雪佛龙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我摇下车窗，让烟雾飞出去，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从眼前倒退。里斯本福尔斯镇和路易斯顿市交界处没有杂乱无章的城市边缘建筑。除了一些加油站，高帽子免下车餐馆和露天影院（屋顶上的招牌上写着双片连映，《迷魂记》和《夏日春情》，都是立体声宽银幕彩色电影），剩下的就是纯粹的缅因乡村。我看到的牛比人多。
汽车旅馆坐落在公路边上，被高大雄伟的榆树荫庇着，看起来和恐龙相差不大。我呆呆地看着，“注册出租”先生又点了一支烟。“需要帮忙拿包吗，先生？”
“不用了，我能行。”计费表上的车费不像榆树那么壮观，让我回到现实世界。我给了司机两美元，让他找我五十美分。他看上去很满意，小费足够他买一包好运牌香烟了。
我登了记（这一点和未来一样），把现金放在柜台上。不需要身份证。我在房间里好好睡了一觉。房间里只有一台装在窗台上的风扇。我醒来后感到很精神（好），但到了晚上睡不着了（不好）。太阳落山以后，路上几乎没有一辆车，安静得令人不安。电视机是真力时牌台式机，重量肯定不止一百磅。电视机顶上放着一对室内天线。靠在天线上的标牌上写着：“用手调节天线，请勿使用锡箔纸。管理员致谢！”
电视上有三个台。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视台上面有太多雪花，不管我怎么摆弄天线还是没法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台的图像不停跳动，怎么调节垂直静止旋钮也没用；美国广播公司台十分清晰，正在播放《怀亚特·厄普的传奇人生》，由休·欧布莱恩主演。他杀了几个逃犯，然后总督牌香烟的广告就出现在屏幕上。史提夫·麦昆说，总督牌香烟有思想者的过滤嘴和吸烟者的品位。他点烟时，我起床关掉电视。
只剩下蟋蟀的鸣叫。
我脱得只剩短裤，躺下，努力睡着。我想起爸爸妈妈。爸爸现在六岁，住在缅因州欧克莱尔；妈妈只有五岁，住在爱荷华州的农舍里，三四年后，农舍会被大火夷为平地。她会随家人会搬到威斯康星，离生下我的人生十字路口更近一步。
我疯了，我想，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疯了，产生严重的幻觉。医生或许会把我写进关于精神病的书里。不是《错把妻子当帽子》，而是《错以为自己身处一九五八年的人》。
我用手抚摸拷花布床单，发现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起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但奥斯瓦尔德属于未来。在这博物馆一般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让我烦恼的并不是他。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机。这个穿越了时空的物件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我仍不由自主地翻开手机，按下电源键。“没有服务”的字样在屏幕上弹出来，当然——我以为屏幕上会出现什么呢？五格信号吗？一个悲哀的声音说道，回家吧，杰克，在你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之前回家吧。愚蠢、迷信的想法！我即便造成损害，也能挽回，因为每次拜访都是一次重置。你可以说，时空穿越这件事里有个内置的保险开关。
这个想法令我心安了不少。但是，在彩色电视机是消费电子领域内最先进产品的世界里持有这样一款手机让我不安。手机要是被人发现，我不会被视为巫师并被处以绞刑，但很可能会被当地警察逮捕，关进大牢，直到约翰·埃德加·胡佛的爪牙来把我抓到华盛顿审问。
我把它放到床上，然后从右边胸袋里掏出所有零钱。我把硬币分作两堆。然后我将一九五八年以前的硬币放回口袋，将之后的硬币装进我从桌屉里找出的信封（吉迪恩圣经和高帽子餐馆外卖菜单也被我放了进去）。我穿上衣服，拿起钥匙，离开房间。
外面，蟋蟀的叫声更加响亮。一轮残月悬在空中。月辉之外，群星从未这么亮这么近。一辆卡车嗡嗡驶过一九六号公路，其后公路又恢复宁静。这就是乡村，沉睡中的乡村。远处，货运火车的呼啸撕裂夜空。
院子里停着两辆车，周围黑漆漆的。办公室里也是黑漆漆的。我像个罪犯似的走进汽车旅馆后面的田野里。修长的野草扫着牛仔裤裤脚，发出嘶嘶的声音。我明天就会换上新买的班纶丝宽腿裤。
光滑的铁丝栅栏围着塔马拉克汽车旅馆的边缘。外面是个小水池，农村人称之为水塘。水塘附近，五六头牛在温暖的夜里酣睡。我从栅栏底下穿过，朝水塘走去时，其中一头牛抬起头看着我。但它很快就对我失去兴趣，又把头低下去。我把诺基亚手机扔进水塘时，它没有抬头。接着，我把装有硬币的信封封起来，也扔掉了。然后我沿原路返回，在汽车旅馆后面停了一下，确认院子里没人。确实没人。
我走进屋子，脱下衣服，立刻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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