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周恩来总理90诞辰之际，我们情不自禁地回顾起他一生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所树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想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岁月，想起他为缔造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卓越贡献。正如有的国际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战略思想，归根结底是着眼于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他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矢志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国际关系准则付出自己的心血、智慧和才华，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因此，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代英豪。
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有幸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具体工作，受过他耳提面命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体会到他的外交思想的英明正确。这里，我们仅就周总理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巨大贡献，作些历史的回顾，以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并激励自己进取新知。
从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倡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相对峙的局面。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这些长期被压迫的民族，有的虽然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独立，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甚至在有些国家的领土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还有些民族正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压制和盘剥，进行着剧烈的反抗。
帝国主义对于广大中间地带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仍千方百计地采取干涉、颠覆、渗透等等阴谋手段，妄图在那里恢复其失去的统治，或建立其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它们还狡猾地在奉行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制造矛盾，经常以反共为口号进行煽惑。甚至对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利用彼此间所存在的纠葛进行挑拨，以达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当时在整个国际形势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于站起来了！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屹立于东方，大大加强了世界的进步力量，同时对广大中间地带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必然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使帝国主义无比恐惧。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把战火引向我国，直接颠覆新中国，另一方面带头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纠集所谓防共条约组织，层层包围中国，妄图从政治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同时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渠道，对新中国猖狂地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用欺骗宣传蒙蔽广大中间地带不明真相的各国人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兴风作浪。但广大的正义舆论对新中国光明磊落的主张和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对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进行揭露和抨击。
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根据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并存的论断，与上述现实国际形势的特点相结合，酝酿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有的放矢地归纳为五项原则，旨在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周恩来把和平共处的要求具体化为五项原则，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
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954年6月下旬，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博得了国际舆论的赞颂，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广大中间地带彻底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要求，也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所以它大得人心势所必然。我驻外使馆曾收到不少的信件，对周总理表示衷心的钦佩和尊敬，感情十分动人！只有那些妄想继续骑在别国脖子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才攻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产党的阴谋”，力图加以破坏。
自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在万隆会议上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亚非国家团结
我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但同发起者——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巴基斯坦）都具有友好关系，对其发起万隆会议的构想和筹备，我国积极支持和赞助，特别同东道国印尼就会议主题应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通过外交途径较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只有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盛会，它将西方国家首脑排除在外，性质非同寻常。这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恐慌，他们妄图捣乱和破坏。台湾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曾引起一阵混乱，使人们心头浮现一片乌云。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促进亚非各国的团结，敬爱的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按原定日程准时赶到万隆出席会议。
周总理决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时用特急电指示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缅方商谈，周总理翌日经仰光赴雅加达，并在仰光稍事停留，请缅方协助。仲明连夜约见吴努总理。讲明来意后，吴努总理出于关心周总理的安全考虑，善意劝阻。仲明说明，周总理考虑到万隆会议关系重大，一定要按时赶到，参加会议。吴努总理遂愉快地说：“周总理胸怀的高尚，实在感人！我们要赶快准备欢迎周总理取道仰光去印尼。”事后得知，缅甸政府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当总理的飞机飞入缅甸领空后，缅甸空军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护航的任务。
周总理到达仰光后，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总理兼外长纳伊姆、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一次六国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总理针对当时国际的议论中所出现的某些泄气情绪，着重阐明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因素。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会议搞这种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表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的虚弱；过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经历，而今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挑拨，并粉碎他们的阴谋破坏，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使大会圆满成功。与会者大都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见解，认定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就会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应决心为促进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而准备付出代价。事实证明，这次小会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序幕中采取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步骤。
周总理乘飞机离开仰光，飞抵雅加达上空时遇雷雨，飞机无法降落。周总理采纳了飞机驾驶组的建议转到邻近的新加坡着陆加油，等候天气的好转。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尚无外交关系。出乎意料之外，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麦克唐纳阁下到机场欢迎周总理并设午宴招待。周总理即席扼要地叙述了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麦克唐纳从此成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友。
万隆会议开始前，周总理多次向我国代表团和使馆的同志们指出：这次会议在历史上，应是亚非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努力实现和平共处局面的新起点，一定不能辜负这一神圣使命，要做好调查研究，力争把会开好。会议之初，周总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情况，以利于稳妥地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上，认真听各国代表的发言，注意其主导意见和含蓄的弦音。会后，主动进行拜访活动，谦虚、坦率地同对方接触、交谈，探明对方所关心的问题并交换意见。
经过这样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周总理洞察到亚非各国态度的复杂性，其根源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针对这一情况，他向我们指出：有关情势表明，必须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在交流意见中有针对性地去解开一些认识上的结子，消除隔膜十分必要。当某些国家的代表，或因受帝国主义歪曲直传的影响，或因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或因不明真相而在会议发言中对我国做了一些公开的和影射的低毁性指责时，他以无产阶级外交家博大胸怀，高瞻远瞩地做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精彩发言。他首先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光明磊落地阐明，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应该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说，中国政府本来可以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对中国合法席位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挑起争论，我们不打算这样做。他还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谈了看法，强调都不应该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以心平气和的态度，通情达理地讲出了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那些无理攻击。通篇发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洋溢着诚挚的感情，显示着正义的力量。话音一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许多代表离开座位和总理握手、拥抱，甚至有些在会议上攻击过我国的代表也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和歉意。
在会议进程中，有人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和邻邦相同的少数民族进行颠覆活动。周总理针对这类疑虑，立即同有关国家代表深入地交换意见。一面指出华侨双重国籍这类现象的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它不应影响双方的和平共处关系，某些不利于双方团结的说法和揣测，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随时准备和有关国家政府谈判解决这类问题。就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毫不迟延地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一行动使有关国家大大地消除了疑虑。有人说，这证明中国言行一致，解决问题的决心是可信的。这对帝国主义的挑拨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会议后期，有的代表提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问题，其矛头直指某社会主义国家，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记者归纳为：参加西方条约组织的国家为一方，主张保持中立主义的国家为另一方。当这场辩论的发展，几乎已成僵局的时候，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就整个会议所面对的问题，发表引导会议走向胜利的讲话。他说：我相信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要求和平的，虽然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共同的目标应当是寻求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某种共同基础。周总理针对有人不喜欢用“和平共处”的字眼，他提出就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吧！他说：我们并不坚持一定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词，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有所增减。他接着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大家参考。这一讲话使会议发生了转折。有的记者说，周恩来先生的发言“再次给会议带来高潮”。此后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和解精神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折服，于是共同致力于推敲公报的条款和文字，力求能表达出共同的愿望，和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观点。最后制定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十项原则宣言。它标志着万隆会议为亚非团结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各国的独立，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取得了极不寻常的胜利。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心血，赢得了国际公正舆论和进步人士的盛赞。有位国家的总理当众讲要祝贺万隆会议的成功，首先应向周恩来鞠躬。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说：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极”，“几乎达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地步！”他在万隆会议上，并没有争取任何人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在会上动员任何人支持共产党的宣传，也没有鼓励别人做激烈反美和反西方带头建立条约组织的发言，但他却使许多代表信服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准则，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前途的。
通过开展重大国际活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60年代初期，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取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当时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相继取得独立的国家，都热心于追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这种趋势和意志，体现了国际形势中的光明面。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为巩固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周总理及时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了高屋建瓴的措施。即通过我国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到解决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并使之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和领域中去，以导致形势向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第一，着手解决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有步骤的、公平合理的同邻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符合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却极为复杂。两国之间既有已定界，又有未定界；既有多年形成的习惯线，又有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政策，片面散布的谎言；且有同一民族居民的骑线寨和犬牙交错的过耕地。周总理同当时缅甸总理奈温阁下商定，由双方组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委员会，对中缅边界先进行全线勘察，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谈判划界方案。周总理响亮地提出“互让互谅”精神作为指南，照顾双方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从全线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是解决诸多难题的钥匙，它使中缅边界顺利而迅速地得到了解决。
当时姚仲明担任解决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代表，亲身参加了全过程，深深体会到周总理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的深思熟虑，周到细致。他不仅对每一个重大环节都曾及时给予启发、指示，甚至对每一个足以产生后果的具体细节，都有明确叮嘱。例如对界桩的树立和边界线走向的叙述，为不致事后产生不同理解，必须用科学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周总理经常要我方勘界人员向他当面汇报情况，并给予详细指示。用电报、电话指示，则更为频繁。到后期，周总理提出为有利于贯彻和平共处精神，必须重视两大问题，即：首先，条约内容要力求体现出两国政府以合作的精神结束了帝国主义遗留的边界麻烦。本着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互利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定了新边界；其次，在双方政府签订条约前后，尽可能的组织边民进行联欢，互赠纪念品，开展边民和睦相处的教育活动。这两项都得到了较圆满的实现。中缅边界问题如此解决，双方上上下下都甚感高兴，这对帝国主义利用边界问题挑拨关系，无疑是个釜底抽薪的反击。
继中缅边界解决之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又先后同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逐一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大大地发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的威望。
第二，同友好国家进一步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总理一向重视对华侨的政策，既强调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又鼓励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和睦相处，尊重对方的法律和习惯。他每次到东南亚国家访问，总是挤出时间接见华侨各界代表性人物，一再嘱咐，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珍惜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共过患难的光荣历史，要发扬与居留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并肩努力，共历甘苦的优良传统，这对发展两国的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都是重要的积极因素。周总理的这些论断，曾使有关国家领导人感动而敬佩。
本来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印尼政府曾达成了妥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已公布于世。但是，帝国主义为了阴谋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跟随少数别有用心的家伙，掀起了一股排华的恶浪，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某些事件。华侨居留国的人民对此多表憎恶，又多苦于处境的困难，不便出面仗义执言。周总理为疏导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力主一面揭露阴谋的制造者，抗议这种卑鄙行径，一面同驻在国政府谈判，以早在万隆会议时我方同印尼所达成的协定为基础，经双方进一步商定，期望尽快地签订有关解决华侨双重国籍条约的实施步骤，以利和睦共处。一，根据自愿选择国籍的原则，凡愿选择驻在国国籍者，应享受驻在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应有的法律保护，即不再具有华侨身份；二，凡愿保持中国国籍者，应恪守驻在国的法令和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享受中国政府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三，凡不愿继续留居驻在国者，可迁回中国，如有困难，中国可派船接运。
这些措施先在印尼实施起来，接着在缅甸等国，根据实际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原来的紧张气氛逐渐乎息，粉碎了捣乱分子所制造的障碍，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关系更加发展了。
第三，加强文化、经济交流，推动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曾强调指出：文化、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翼。他曾以建国后的初步经验说明文化交流对消除隔膜、增进彼此了解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为艺术团、体育团等出访，易被对方接受，且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对尚未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对已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充实友好内容的作用。由于周总理的大力倡导和具体指示，我文化使节对亚非国家的友好访问，逐渐频繁起来，还根据对方的愿望陆续地派出了一些医疗队。当时派到非洲的医疗队就有105个之多。另外还派出了一些杂技和乒乓球教练，接收了亚非国家派来的一些留学生等。也有不少国家的文化使者来中国访问。这一系列的友好往来确实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促进了彼此之间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于万隆会议之前，曾在仰光的一次宴会上阐述过他对经济交流的看法，大意是：一个国家若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保证其在政治上已取得的独立。这就要求长期受过压迫，业已翻了身的民族同友好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经济交流，建立互相支援，发展同舟共济的关系。这一论述博得了高度的评价。
5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剩余橡胶，使锡兰的橡胶卖不出去。若按压价出售，又将造成其橡胶园的破产，大量橡胶工人面临失业之忧，而卖不出橡胶就没有外汇来购买大米，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时锡兰同我国尚未建交。锡兰驻缅甸公使方锡加，向我国大使进行试探，希望中国能购买锡兰的橡胶，并向锡兰提供急需的大米。公使还申明：锡兰政府将不管别人对中国禁运的规定如何严厉，而重视锡兰人民的意志和求生存的呼声。我驻缅使馆马上向国内发电报请示。周总理很快回电，同意锡兰政府速派人直接来北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我国以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锡兰橡胶，又以稍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对方提供大米。这样既挽救了锡兰的橡胶业，解决了锡兰人民的生活急需，又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不久锡兰就与我国建交了，并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当年在紧急关头的互相帮助，在两国人民中一直传为佳话。周总理曾说，中锡间这一互助的成功，表明了形势的发展，也说明实行和平共处、联合反帝反殖是非常必要的。
又例如，缅甸是个产棉国，可是美国为缅援建的纺织厂，却不能使用缅甸的棉花。每年需用大量外汇进口美棉，大大增加了财政的困难。另外每当机器发生大小故障，必须停工等待美国派技术人员来修理。这对缅甸发展民族经济是极大的束缚。为了从这种状况摆脱出来，他们希望我国为缅甸再建立一个纺织厂，且同美国援建厂摆在同一场地，形成对台戏，以供对照、比较。周总理很重视此事，指示有关部门先用两吨缅棉在我国纺织厂试纺，并根据缅棉的特点为他们专门设计纺织机件。经我国试纺证明缅棉可以纺出二十几支的纱。缅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有了出路，有了希望。一旦工厂建成，既可提高缅棉的用途和价值，又可节省大量外汇。缅甸政府对周总理如此周到的关怀甚为感激。我们在建设这个纺织厂的同时，又为他们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不但能熟练地操纵机器，还能自己进行维修。对此，缅甸的工人和政府的有关官员一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无私援助。
1963年12月，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时，又提出了我国对外提供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为非洲国家所欢迎，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还克服了重重困难，承担了援建坦赞铁路的任务，并为他们培训了铁路运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援助非洲国家修建了18个体育场、12个体育馆，受到非洲各国人民的称赞。这些真诚合作，互相支援，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我国与非洲各国的友谊。
第四，扩大国际交往，拓展和平共处的阵地
周总理为了使万隆会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更加广阔的国际领域，曾经设想促成亚非拉会议。为此，他分别与亚非拉一些国家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得到积极的反应。为推进这一趋势，周总理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60年代初期，一些国家提出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要求，一些国家要在印度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力主先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有声有色地支持亚非的民族运动，并研究解决亚非国家在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征询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促进各国人民广泛团结的大局出发，精辟地分析了两个会议的关系。他指出，两个会议基本上有相同的积极目的，但有地区性与非地区性的分别。二者可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弥补，相辅相成，有利而无弊。如采取不协作的措施，就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乘机进行挑拨离间。他认为应积极参加不结盟会议，阐明自己的进步主张和高尚理想，必然为多数与会者所拥护。同时他又提出：二次亚非会议尚未筹备妥当，为照顾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请苏加诺总统考虑，能否在举行不结盟会议之前，先在印尼举行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的活动，邀请亚非国家首脑参加，也可酌情邀请拉美人士参加。届时请苏加诺总统针对形势中的问题，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说，可能会收到多方面的良好效果。后来苏加诺总统颇为赞同周总理的这一构想，并赞誉周总理是“世人共知的大战略家，真是名实相符”。表示届时一定请周总理亲自来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
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仍在万隆举行，那里早有成套的会议设施，自然筹备容易，所以有人主张在万隆开。周总理则考虑到非洲形势的发展势头，认为如能选择一个非洲国家做东道主，必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对亚非团结也很有意义。他向苏加诺总统提出这个建议并得到诚恳的赞同。经亚非国家商定，由阿尔及利亚主办，首次筹备会议在印尼举行。这一切商定后，又发生了苏联能否参加会议的争论。周总理对这一争论早有所料，曾嘱咐出席筹备会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高姿态，阐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支持与会者公正合理的反对主张，防止出现无理纠缠而影响会议的顺利进行。陈毅同志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说：在第一次亚非会议时，我国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赞同不邀请其参加的主张，因为它是欧洲国家。而今我国同苏联关系变坏了，我们依然不赞成让它参加亚非会议，不能因两国关系的好坏而改变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说苏联领土有亚洲部分，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让其位于亚洲的加盟共和国来参加亚非会议。这番话说得坦率、磊落，以理服人，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外交家的气概和风度。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赏，从而结束了争论。
1965年，正当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各国代表已开始赴会，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了政变，本贝拉下台，阿局势一时尚未恢复平静。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举行，揣测纷纭。我方已到阿尔及尔的代表团部分人员，有的对有关形势的估计较乐观，主张“既来之则开之”，力争能够将会开成。当时，周总理及其随行人员正在开罗停留，随时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交换意见。听到东道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密切注视有关事态的发展，获悉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多按兵未动，迟迟不去阿尔及尔，东道国新当局忙于内政的安顿。有些亚非国家代表团对是否去阿尔及尔，尚在犹疑中。周总理根据种种情势，认为与其开一个残缺不全的会，不如暂且不开以待时机。他当机立断地作出建议停止举行的决策，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总理向我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阐明：开会的目的是要增进亚非的大团结，加强反帝反殖斗争，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开拓新局面。显然目前出现的事态，不宜于马上召开这样的会议，如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不利于形势发展的因素。为了防止有人借暂不开会吹冷风、搞离间，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纳赛尔总统和阿尤布.汗总统商定，联名发表一声明，指出，第二次亚非会议暂不举行，对亚非团结并不是一个挫折。事后的事实证明，亚非人民的事业仍本着万隆会议精神在继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之，大量的事实表明，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这段时间，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充分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过程中，通过卓越的外交活动，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发展了，已经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表明他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当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和捍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60年代到70年代周总理去世前的这段时期里，虽然由于“文革”造成的十年动乱，曾使我国正常的外交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总的对外关系依然出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同我建交国家越来越多，一系列国家同我国签订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友好合作条约，我们的朋友满天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诸多的新情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对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样是适用的。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必须击败美帝国主义的捣乱和破坏。美帝国主义尽管在朝鲜和越南先后遭到了惨败，但它仍以世界的霸主自居，仍不放弃侵略和干涉别国的野心。它不仅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公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而且猖狂反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它到处散布谣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共产党的阴谋圈套，同时运用各种控制手段阻止某些国家的响应和友好交往。面对当时的形势，周总理一方面坚决支持一切受美国欺侮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积极而稳步地开展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工作，冲破了美帝对有关国际事务的粗野把持；另一方面基于对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视和为了展开新的外交格局，又适时地开展了所谓“乒乓外交”等活动，又经过多渠道的努力，终于导致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同时，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一方面宣扬美苏共同主宰世界，说什么只要美苏两家坐在一起，别的国家休想轻举妄动。并通过报刊大肆宣传，胡说什么美苏两国首脑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这种令人惊异的梦呓，同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他们片面撕毁大批经济技术合作合同，并迅速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来，他们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出兵侵入别国领土长期占领拒不撤兵，并热衷于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和平。这种种行径表明，他们所谓的“和乎共处”只能是一种“骑马者与马的和平共处”。
最后，还要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进行斗争。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其篡党夺权，并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张的罪恶目的，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对建国以来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大肆攻击和诬蔑，把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以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旨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诬蔑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攻击外交部是“卖国部”，驻外大使多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分子；攻击正确而必要的外事纪律是“管、卡、压”的专制手段。他们一方面对内集中火力攻陈毅外长，妄图以此为突破口，进而打倒周总理，篡夺全部外交大权；另一方面，对外利用造反派搞“三砸一火烧”，制造外交纠纷图谋使外交失控，乱中夺权。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周总理力撑危局。他一面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紧紧掌握外交大权，竭尽全力排除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继续保持整个外事系统的运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国际事务，与各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各种荒谬理论，批判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坚持和捍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但一提到他，我们仿佛又站在他的面前，心中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不禁涌起两方面的思念：
其一，目前，国际反霸斗争蓬勃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扩军备战的潮流势不可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切反对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手中的有力武器，成为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共同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天的大好局面，正是周总理当年付出那么多心血和智慧所结下的丰硕成果，我们脚下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它的起点正是周总理当年辛勤开拓的啊！
其二，我们惰不自禁地回忆起同总理一起工作时，所受到的“春风化雨”般的哺育。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啊！在那熟悉的西华厅和外交部大厅，总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分析形势，阐释战略，讲解政策和策略，叮咛纪律……，每次会后走出总理的办公室，总好象登上了一座新的高峰，眼前展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脚步迈得更加勇敢坚定，浑身充满了力量；每当我们参加一次重要国际活动前，周总理总是详细询问各方面准备得如何，周到地帮助我们设想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叮嘱我们应当注意的细节。而每当我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时，总理耐心地帮助我们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有时还以自身的经历启发我们……
每当想起这些，我们总觉得，只要总理这些良作风得到充分发扬，那么，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就一定可以克服，党的战斗力就一定可以增强，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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