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例，回忆周总理怎样关心水利建设事业。
周总理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1972年11月21日，他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了重大难题，总理都亲自出面处理。凡是毛主席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总理更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1949年大水，长江、淮河灾情严重，毛主席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总理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总理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的水文特征时发现，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诱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
周总理听取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水文专家为使汇报准确，就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因此就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状。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这个办法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重量达一吨多的记录了一百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由于水文资料有了整编的成果，就给制订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平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重温一下周总理主持制订淮河流域规划的指导思想以及他的这种治河精神，将是不无教益的。
1949年长江发生大水，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由于荆江大堤规模浩大，要使达到防御较大洪水标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了解决长江防洪这个要害问题，我们从1950年2月开始就进行现场查勘，研究方案。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经中南局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在当年国庆期间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同志汇报后，当即作出批准兴建的决定。因为工程耽误一年动工，周总理对有关单位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南局务必于1952年开工兴建。在工程正式动工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自挥笔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则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程刚开工不久，总理就打电话给从北京来到武汉的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询问为什么中央没有听到荆江分洪工程有什么困难的反映，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在总理的关怀与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时解决。因而，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每秒10，000立方米的两个泄水大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由于荆江河段系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在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之后，又进一步研究种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除了坚持岁修工程以不断加强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还将荆江防洪治本工程作为三峡工程规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并要求先于三峡工程完成。这个具有独立功能的荆江防洪工程方案，在研究和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周总理多次关怀。1958年3月初周总理冒雪察勘了荆江大堤。之后，又数次听取了荆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汇报，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兴建该工程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荆北分洪放淤工程以及其他解除荆江洪水威胁的方案，至今都未能付诸实施。
解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科研设计工作，确保荆江河段安全的工程方案，不仅做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还可消除地方群众的种种顾虑，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荆江地区威胁的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如何决策了。周总理亲自解决荆江分洪工程困难问题的事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经验。早在建国初期，对荆江分洪工程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总理的果断决策，终于及时地克服了困难，并在1952年汛前完成了荆江分洪的全部工程。不然，1954年长江大水，很难想象荆江大坝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了荆江分洪工程以后，不仅减少了荆江大堤的险情，还为我们制订彻底根治荆江洪患方案赢得了时间。
1954年冬，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以后，周总理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照会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在苏联专家组长来华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苏联专家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不同意见，总理就在国务院接见了苏联专家组长，并要科学家竺可桢一起听取我和苏联专家组长陈述各自的观点。周总理耐心地听完了我们的不同意见以后，就从技术上，也从思想政治上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意图。之后，总理又在长江流域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从许多方面帮助解决问题，使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各个阶段都能顺利地提前完成规划设计任务。
1958年初，毛主席要我参加南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三峡问题。这次会上，毛主席明确今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工作由周总理来领导，毛主席要周总理每年抓四次。实际上总理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每次我到北京，总理都要我去汇报工作。这次会上，毛主席要我写出一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文章，以后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总结。最后，会议确定当年3月在成都召开专门会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
为了给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周总理在1958年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这次查勘活动由富春、先念同志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总理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斗坪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岩芯带给毛主席去看。总理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作了专题报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方向的重要文献。
在成都会议决议中，还对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作出了开工决定。
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总理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同志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办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
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总理就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虽受“文革”动乱影响，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还是胜利建成了。
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它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总理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当然，要完全发挥第一期工程效益，为后期工程创造条件，还需继续不断努力。
周总理按照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批示，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召开全国性的专家会议，探讨有效的治黄新方案。黄河有它自身的规律，在没有正确认识它以前，原来作为控制黄河的骨干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竟有变成泥库的危险。周总理在1964年冬季安排了治黄会议，寻求治理黄河的好办法。会议期间总理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一些好的意见总理当即给予鼓励，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总理就耐心加以说服。
在讨论如何处理三门峡泥沙淤积问题时，总理要求到会同志提出方案。总理还指名叫我发表意见。我即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渲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接着，总理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温善章”。总理又接着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在讨论治黄方针问题时，总理要我发表意见。我说，黄河是一条宝河，把黄河当做害河来治是不对的。黄河的问题从本质来说是一个农业问题，但须先做试验以说服那些不同意见。总理当即给予我鼓励，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先用200亩地在黄河搞“放淤稻改”试验的方案。总理说：“袁世凯能在天津小站的盐碱滩上成功地种出小站米，黄河两岸条件无论哪一方面比小站都好，为什么就不能大面积种植水稻？！”由于总理鼓励从发展农业方面寻找治理黄河的方向，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具体事例。许多人证明历史上凡黄河泛滥的地区，都是主要产粮区。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研究黄河决口历史时发现，史书上记载所谓“暴民决堤”，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清官领导群众“决堤放淤”。大家的发言与我的调查是一致的。在这次治黄会议之前，总理曾多次催促我查勘黄河。我沿黄河找群众了解，许多农民都说黄河泛滥以后可获得丰收。这不仅是他们的亲身体验，也包含着许多科学道理。因为黄河的泥沙很肥，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只要是有计划地、科学地利用黄河泥沙，改造大面积土地，改变地形地貌，增加土地肥效，是完全可以达到既发展农业又治理黄河双重目的的。
通过农业措施制订治黄方案，需要提出分期、分阶段的农业发展规划，以便最终全部利用黄河的水沙资源。我当时提的口号，是把黄河的水喝光，把沙吃光。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我开始了在黄河两岸搞“放淤稻改”和水旱两季种植实验。总结一年多的经验，使我对上述治黄方案的信心更坚定了。
由于周总理的鼓励与启发，使我在短期内制订出了这个从农业着手的治黄方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要我从长江派人治黄，我才能到黄河岸边进行实践。我从“放淤稻改”做起，逐步扩大调查研究与实验范围。例如沉沙池结合养鱼，蓄水养鱼结合南水北调，供水京津地区，设计输沙渠道，将黄河河槽内大量泥沙向外输送，建设能撤迁的活动问，以适应河岸放淤地形变化的需要，以及推广水稻播种与稻茬小麦水旱轮作的增产措施等等。我深信随着种种发展农业措施的展开，势必最后将黄河洪水期间的多余水量全部喝光。但遗憾的是，“文革”的动乱打乱了这一套治黄计划，更打乱了周总理亲自视察黄河检查“放淤稻改”工程成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使周总理再也无暇顾及治黄的问题了。
1970年12月30日，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长江葛洲坝工程终于开工了。开工前周总理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2年11月上旬，约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周年的时候，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葛洲坝工程会议。他宣布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并说现在是执行毛主席批示到了修改设计的时候了。为了解决工程的种种矛盾问题，总理决定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由我负责主持工作。工程设计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总理还亲自参加由我主持的第一次技术委员会，并过问了工作计划起草问题。总理还嘱咐我，要我集中精力把葛洲坝工程搞好，说他对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我们也抱这样的谨慎态度。总理说他最担心葛洲坝工程航道泥沙问题能不能解决，我报告总理完全可以。总理虽然认为我说的在理，但还是说：“那我还要保留。”我理解周总理这话的意思，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意识到周总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葛洲坝的航道问题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泥沙问题，一是水流流态问题。而水流流态问题比之泥沙淤积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引航道口门以上的天然河道中，一定长度的河段里，没有任何控制工程，又必须达到轮船进入引航道口门要求的水流流态标准，确实是葛洲坝工程一个特殊的重大技术难题。由于周总理的重视与启发，经过长办广大科技干部的努力，周总理所不放心的问题，在工程建设中都全部解决了。
周总理对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他认为在确定水利工程方案的时候，尤其关系全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改组葛洲坝工程领导班子的时候，总理决定成立一个具有责任制特点的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事实再次证明，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技术委员会，很难想象葛洲坝工程会取得如此成功。当然，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经验还有待进行系统总结，去丰富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今天，周总理最关心的葛洲坝工程，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决策的正确，已经基本建成了，当年总理决心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目的也已达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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