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对我国机械工业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1966年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了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曾开了两个关于改进设计工作的全国性的讨论会。

        其一是属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讨论的中心为“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旨在改进基本建设设计；其二是为适应基本建设需要的，关于“机械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

        尤其是1965年11月第二个讨论会期间，周总理接见与会部分代表时，对科技工作者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心中。

        当时建国已15个年头。我国机械设计的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要新建一个工厂，首先必须有正确的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然后有工艺用的成套机械装备，这二者又必须协调一致。先进的工业必须有先进的工艺装备；先进的工艺装备又需要有研究、试验、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一大套程序才能完成。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相互关系，一味强求先进，出现了基建部门要求提得晚，要得急，变得多，以致使制造部门穷于应付，陷于被动、彼此抱怨、相互“将军”。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人民日报》开辟“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的专栏，在全国展开了对设计革命的讨论。同时机械设备制造部门，也迫切地提出改进设计的要求。在国家经委领导主持下，成立了“机械产品设计革命委员会”，经过半年的筹备，到1965年11月正式召开了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机械、农机、冶金、化工、石油、煤炭、铁道、纺织、农业、林业、轻工等系统的代表800人。会上广泛地交流了经验，热烈响应毛主席对设计革命的号召，学习了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理解“下楼出院，依靠群众”，实行四个到现场等方法，树立新的规章的现实意义，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辩证关系。

        11月24日，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将结束时，周总理约有关部委负责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这是一次难忘的接见。

        接见那天由高扬文和我率部分代表，有各大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地经委负责人共80人参加。

        当周总理听我介绍说，今天到会的只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时，说：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结合，我开了四次棉花会议都请棉农来。你们是第一次，没想到也难怪，但这是个缺点。

        接着我把我国主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外国对比差距作了介绍。其中提到：

        钢，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个工人的年产量100～150吨，我国是30吨；重型机械，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7-20吨，我国是1吨多一些；汽车，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6-12台，我国是1台多一些；拖拉机，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10-28台，我国是1台。……

        向周总理汇报时，我说明，这些劳动生产率，并不可能完全可比，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而机械设备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因素。

        周总理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比较，所以我们要树立信心，立壮志，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原子弹我们也造出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汇报到我们的大工厂的设计人员太少，只占职工总数的2％，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他们约占5-7％。而且我们的统计，把设计人员放在非生产人员一起，有的厂还把设计人员作为精简的对象时，周总理说：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没有设计研究人员，怎能拿出新产品来呢？这是第一道工序，拿人家的成品来解剖，分析、研究，然后仿造改进再创造。这样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说设计人员是非生产人员，这个分类法不当，要通知劳动部和统计局，我们在这里定了：设计人员应当是生产人员，要他们跟着改。接着又着重谈了设计要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并对我说：沈鸿，你那水压机，一个人能搞出来吗？还不是要找其他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一起搞。不要只算专职设计人员，要包括熟练工人（包括年轻的和老的工人），他们可能讲不出道理来，但积累了经验，能找出毛病在哪里，有窍门，能解决问题。从这里可以大量产生设计人员。但也不要我一号召，来个响应，就一下子把指标提高到5％或7％，把许多老工人放到研究所设计科，结果没事情做，坐冷板凳，那就苦死了。智慧是从劳动中来的，以他们为主有好处，这样可以不脱离实际。不是要把老工人带到科室去，而是倒过来，要把技术人员带到现场去。陈永康是水稻专家，离开了稻田就搞不成了。要承认老工人有设计能力，一切智慧来之于群众。毛主席说过善于领导的人，就是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智慧是劳动的结果。理论要联系实际，好的技术人员就不能脱离劳动实践，做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工程师要真正搞出东西来，非参加劳动实践与工人相结合不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要认识这个真理可真不容易。

        当唐山车辆厂同志详细汇报他们吸收了老工人、工具员、定额员参加设计时，周总理说：你们只有7个设计人员，但参加设计的30多人，多好几倍，我们的设计就应当这样做。要动员全部员工的力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你们那个20％的数字，大学生一年能分配到几个？这样10年、20年也赶不上。按唐山厂这样计算，15年就可以了，到1980年就可以培养出大量的设计人员来，使机械产品设计面貌改观。

        当汇报到我们大量翻译和采用苏联的设计时，周总理说：苏联的东西，有些也是陈旧的，对我们不是都适用，都照搬设计科就变成翻译科了。我过去碰到一些研究院的人，大学毕业十几年，还没有到现场去，不是画就是抄。他接着说：先下去也好，要造成一种风气，以不下去为耻，以不下去为落后，不下去就不好过。你要设计产品，又不下现场去怎么能行呢？

        当汇报到规章制度时，周总理说：烦琐哲学来源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苏联。我的公文这一套，就不是学苏联的，发一个文要五六个部长画了圈，才能出去。学习苏联主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少了。我们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社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也影响了我们，还有习惯势力，不敢改，没有革命精神。规章制度完全没有也是不行的，要创造，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搞起来，需要几条就搞几条，不要求全。

        接着周总理谈到设计革命的成败，关键在领导。他说，领导要革命，要以身作则。领导不革命就不负责任。部长、局长直到科长都是长。“首”就是头脑，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头脑，要思想领导，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是不容易的，第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参加实践，向群众请，第三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错带头查，把大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为什么设计人员关门不出来呢？这是跟你们（指在座的部委负责人）学的，不能怪设计人员。要怪你们这些长。我们国务院过去没有提倡，也得检讨。领导看到了要敢讲，要敢于否定错的东西，希望部长们都这样办。请秋里代表国务院、代表我，首先承认错误，过去没有抓，没有把大家的智慧发挥出来，然后提出要求。

        最后，周总理鼓励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完了，设计革命发展了，新东西搞出来了，明年开一个新产品展览会，再推动一下。你们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讨论，要通过实践和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在这个基础上搞三结合，搞产品设计革命大有可为，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到底多长时间，要看你们的努力。

        在周总理接见以后，代表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今后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更加明确了。时隔半年，正当机械战线广大科技人员为我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出努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老技工，被戴上“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的帽子，刚刚兴起的设计革命夭折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干扰，让群众参加技术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三年五载总结一次，就可能由渐变达到突变，那么我国的机械设计的成就，就远远不是今天的水平了。即使如此，我国机械工业的广大科技人员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即使是在动辄得咎的十年浩劫中，他们依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原则，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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