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这是周恩来青年时代赞美日本樱花的诗句。1975年，他在医院会见日本朋友池田大作和保利茂时，又深情地回忆起56年前在日本京都岚山观赏樱花的情景。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再去赏樱。

        周总理说：“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是啊，这位辛勤培育中日友谊之花的伟大园丁，是多么想再踏上那美丽的国家，看看那粉蒸玉琢、如霞似火的樱花啊！

        1979年樱花盛开时节，邓颖超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总理诗碑剪彩时，满怀深情地说：“绚丽的樱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万树千花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留恋地谢去，对青年时代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曾给予很大的启示。诗碑为日本古都名胜锦上添花，也把周恩来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两国人民之间播种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民间交往也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为了驱散历史的阴云，开辟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在两国人民中间播种友谊，他呕心沥血，辛勤地培育了中日人民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周总理在建国初期就多次讲，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战争的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多次指示从事对日本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多作说服解释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首先从民间贸易打开了。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副团长雷任民，遵照临行前周总理对他们的指示，利用会议的机会，与参加会议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机足计、女参议员高良富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进行了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当周总理得知三位日本朋友接受邀请，即将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一道访华时，4月17日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和王稼祥等同志，告知已做了周密安排，由他亲自领导这次接待工作。为准备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周总理主持各有关部门参加，编写了一份《问题与答案》的资料，最后经他修改，报毛主席批准。其中在谈到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时讲，我国与日本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着悠久的贸易关系。但目前日本人民得不到对外贸易的自主……中国人民对此寄予同情。中日两国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谈到中国是否欢迎外国投资问题时讲，现在中国就有外国投资，而且守法的外商都得到保护。

        我们在周总理的指导下，接待了几位日本民间贸易的先行者，并遵照周总理所深刻阐明的观点，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我们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和有关的政策，使日本朋友受到鼓舞，同时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印象。虽然当时谈成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往返金额不过各自3000万英镑，但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国来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两国人民从此沟通了信息，互相传递了友好的意愿。它就象一株经过漫漫严冬考验的幼芽，冲破冰封的大地昂然挺起，向人们展现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954年10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10月11日周总理会见了日本朋友，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交谈。周总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多日本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既然来了，我们很希望诸位多住一个时期，多看一些东西。我们两个国家是近邻，在近60年来曾有过很大隔阂，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恢复往来，两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周总理说：“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过去的历史不要再重演。”他指出，中日人民之间存在和平与友好的种子，这个友好的种子最大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很多日本人在放下武器之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赶走了美帝，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战后他们有的在中国当了医生、护士、教师、工程师，和中国人民一道工作，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周总理感慨地说，诸位想想，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后就在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所以，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周总理还对日本朋友说，诸位对我们好的、落后的、中间的三方面现象都可以看，参观以后，请提意见，请你们指教。中国要办的事情很多。忙于国家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平建设是我们肯定不移的方针。

        周总理还就战犯问题、日侨问题、恢复交通问题、渔业问题、贸易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最后周总理说，还有象傅作义、张治中、程潜等人，你们都可以见面，全面地谈谈。不要只见我一个人，我不能代表全部。讲政策我是代表政府，讲见解我谈的还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也希望到日本去，这就要请日本朋友努力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没有政府关系，不能签订渔业协定，日本渔民到中国的近海东、黄海作业，常常发生海上摩擦，避风港口、海难救助等问题也无法解决，安全得不到保证。1955年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国渔业协会，同日本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举行了两国之间的民间渔业谈判，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东、黄海和平捕渔和合理保护渔业资源等问题。在准备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要求中方代表调查在东、黄海捕鱼的日本渔业公司有哪几家，捕渔量多少，以此为生的人口有多少？周总理说，他们多属中小企业，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周总理心里装着中日两国人民，处处、事事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受到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日本朋友的无限尊敬和信任。已故大平正芳首相说，周总理是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政治家。比周总理大一岁的冈崎嘉平太先生至今把周总理誉为他“人生之师”。许多日本朋友不论见没见过周总理，谈起来总是满怀激情，眼里闪着感激敬仰的泪花。举世公认，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是同周总理的辛劳和智慧分不开的。他象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着两国人民的心田。

        

他为浇开友谊之花倾注心血

        周总理同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以他非凡的外交才能，参与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使我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在对日关系上更是如此。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战后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为了突破这一障碍，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政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鼓吹“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等等阴谋活动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战后，在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周总理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导思想打开了中日关系的大门。从1952年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封锁访问中国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到协助日侨回国、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签订渔业协定，中日两国人民和双方民间友好团体在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做了许多带有官方职能的工作。然而，这些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于要超越民间性质，解决一些诸如互设常驻贸易机构、使用密码通信、悬挂国旗等带有官方权力的问题，遭到当时的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谈了一年半才于1958年3月达成协议。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就在台湾当局的压力下，公然出面干涉，甚至还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纵容歹徒撕毁我国旗、侮辱我民族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此事就发生在同年4月3日长崎“浜屋”百货公司“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从此，不仅刚刚签了字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执行，经过两国人民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往来也几乎陷于中断。

        针对日本政府企图一面同我做生意，一面在政治上敌视我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周总理及时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和“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确定了方针，指明了航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8年6月中国渔业协会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日方必须明确承认政治三原则，即：（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周总理亲自向日本朋友解释，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人民选择的政府，愿意以日本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不搞“两个日本”，日本政府却敌视中国人民选择的政府，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毫无道理的。

        1960年8月，周总理接着又提出以“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为内容的贸易三原则。即：第一、鉴于过去的教训，要保证双方经济交往顺利进行，应该签订政府协定。第二、在无条件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之前，可以先由民间企业签订民间合同，但这些企业必须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第三、对确有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个别给予照顾。

        中日民间贸易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一些靠进口中国原料谋生的日本中小企业无法经营下去，濒临破产倒闭。事态的发展引起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忧虑，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纷纷行动起来谴责和抨击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许多企业和商社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上述各项原则。周总理又提出，日本的企业或商社在接受上述原则的前提下，经过日本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的推荐，可以成为“友好商社”，继续从事中日贸易；对于“确属中小企业的困难户”可以给予特殊照顾，向他们提供我传统商品，使其不致因原料中断而破产。通过“友好商社”发展起来的“友好贸易”在中日关系严峻时期起了特殊的作用，使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民间关系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0年夏天，岸信介内阁在民怨沸腾中倒台，打开日中关系成了新上台的池田内阁在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早有改善中日关系愿望的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人在首相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河野一郎等重要内阁成员的默许和支持下，挺身而出，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新途径。周总理抓住时机，同陈毅副总理联名邀请松村、高碕两位先生访华，并指定周总理在中日关系上的顾问和得力助手廖承志同志为中方总负责人，同他们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积累、渐进方式打开中日关系，创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备忘录贸易。双方不仅签订了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互设了常设机构——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办事处（“文革”中改名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且交换了常驻记者。池田内阁还批准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中日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民间往来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松村、高碕先生成了中国人民敬仰的老朋友，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台湾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池田内阁也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取代池田内阁的佐藤内阁，积极配合美国侵略亚洲的政策，继续执行制造“两个中国”、敌视新中国的错误政策。1969年秋，佐藤访美同尼克松发表了联合声明，公然声称，“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极重要因素”，积极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等。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又提出了进行中日贸易的四项条件，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周总理还指示每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谈判必须先进行政治会谈，确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双方就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发表联合声明后，才能进入贸易谈判。为此，日方参加备忘录贸易谈判的负责人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等人遭到日本国内反华势力的攻击，自民党甚至提出要处分古井喜实。然而正是经过中日双方艰苦努力达成的政治会谈公报为日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准备了条件。进入70年代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破产，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敌视中国的政策走投无路，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遍及日本列岛，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相继派团访华，纷纷同我中日友好协会举行会谈，发表联合公报，尤其是我同公明党的会谈受到周总理的特别重视。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公明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其归纳为五条，称为中日复交五原则。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就任伊始，即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对策，并亲自在7月9日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讲话中，针对田中首相的表态，加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句。虽然仅仅是七个字，但在日本国内意见纷纭，田中首相的宏图面临重重阻力之际，正是这个迅速而明确的响应，使日本舆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空前地一致，主张应该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性作用。从那时起，直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周总理日夜操劳，仔细分析研究田中内阁和日本各种势力的一举一动，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实际步骤，指导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每一步进程。7月25日，田中首相委托他的密友竹入义胜前来中国摸底时，周总理深入而坦率地谈了中方关于两国建交的设想，这实际上成了后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

        9月25日，田中首相、太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访问中国。在两国总理和外长进行复交谈判和起草联合声明的过程中，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在日方接受我建交三原则，承认我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为了照顾日本的实际利益，我方同意了日本与台湾之间继续维持既有的民间实务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风格。

        建交谈判中的另一个斗争焦点是关于战后处理问题，即战争的责任、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要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必须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反复斗争，日方明确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双方郑重宣布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并且指出，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庄严地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至此，两国人民为之奋斗了整整20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共举茅台酒杯，向参加庆祝建交招待会的中日来宾一一敬酒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后来我们才得知周总理早在1972年5月就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但是，在那党和国家遭受深重危难的年代里，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造福子孙后代，周总理不顾病魔缠身，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指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他为我们留下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对日工作中，哪一项重要决策不是周总理深思熟虑的结晶，哪一个关键时刻不是周总理指明航向。即使是一件细小的具体工作，周总理也从不放过。他经常教导我们，外交工作无小事，决不可掉以轻心。周总理总是谦虚地说，他只不过是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执行者，但他在中日关系上的卓越功勋同他在其他方面的丰功伟绩一样是尽人皆知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由于我们的工作面的局限性，只能试举几例谈一点我们的体会。

        交友重交心。周总理经常说：“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抓住一切机会同来访外宾交朋友，有时同他们谈话长达七八个小时。他的朋友既有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和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他谈问题以理服人，注意开导，使人心服口服。最近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国会对策委员长市川雄一先生满怀激情地回顾了当年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1年。他们问周总理的养身之道是什么？周总理回答说：“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许多同志牺牲了，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养身之道吧。”周总理还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疾风知劲草”。多少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谈话一直在他们耳边回荡，他们把这些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激动地说，周总理一直活在他们的心中。

        1971年，日本一位随旅游团来访的女学生发生了意外的不幸。日本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借题发挥，恶意中伤。周总理详细听取了关于事故经过的汇报，并指示我接待单位把她的父亲恳信行教授请来，亲自说明情况，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经过周总理诚恳细致的工作，这位教授亲自向报界辟谣，澄清事实，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后这位教授多次访问中国，至今邓颖超同志还念念不忘周总理交下的这位朋友。

        西园寺公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从1958年1月携眷属来到中国，在北京整整住了12年。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民间大使”，会见日本外宾总要邀他作陪，还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在“文革”中，西园寺先生呆不下去了，1970年他决定离京回国。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处境，临行前特意在西华厅设家宴同邓大姐一起招待了他们全家，并欢迎他以后每年来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十几年过去了，西园寺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不忘总理的遗愿，每年携全家来中国一次小住。在西园寺先生80大寿时，邓大姐亲自为他祝寿，使西园寺先生一家深为感动。

        1972年7月，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的圆满成功帮了大忙，回国后他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有关单位按周总理指示办了。周总理的公正评价深深感动了以清水正夫先生为团长、松山树子为副团长的松山芭蕾舞团。

        “饮水不忘掘井人”，是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对冈崎嘉平太先生讲的话。他以此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作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敬意，并教育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老朋友。

        平等待人。周总理一向注重教育外事干部警惕大国主义作风，而且身体力行。他接待外宾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从不强加于人。周总理多年来一直习惯于夜间工作，经常伏案工作到黎明才上床休息。但是，当他了解到田中首相的习惯是早睡早起时，从田中首相访华一周前开始，他就主动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夜间不办公，不批阅文件，以便能适应客人的习惯，安排两国总理会谈。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向周总理反映，在日本参加招待会要自己付款。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很多，出于友好，不便拒绝，但每月应酬数次，无处报销，个人负担很重。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这一问题，同日本朋友商量，如何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丝不苟。周总理一贯要求外事工作人员，外交工作要注意及时性、准确性和主动性。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为了做好工作，他坚持阅读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刮胡子的时间也要请秘书代读《每日要闻》，对日本情况非常熟悉。许多有关日本的重要情况往往是周总理最先发现并批阅给大家看的。他要求主管同志掌握情况要及时，对待问题要敏感，考虑问题要周密。

        1973年4月，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廖承志同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应日本各界22个友好团体的邀请访问日本。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大型代表团。从成员组成到活动方针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制定的。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和外交部有关同志。做完指示后，周总理突然问：“田中首相送来的樱花树长势怎样？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廖承志同志见到田中首相时应该当面汇报。”全场同志都愣住了。这样一件重要事惰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当场有两位同志立即驱车到栽种樱花树的几处公园察看，并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田中首相会见中日友协代表团时，廖承志同志从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几枚压平了的樱叶送给田中首相。看到首相接过樱叶笑逐颜开，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叮嘱秘书妥为保存时的神态，使人感到真是一片樱叶一片心，两国总理重友情。

        日本朋友知道周总理喜爱樱花却始终未能实现再次东渡观樱的心愿，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竹入义胜先生在邓大姐访日时，特意订制了印有樱花图案的日本景泰蓝画盘送给邓大姐，这个盘子一直陈设在周总理的住处——西华厅客厅内。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名誉会长是周总理晚年在医院会见的日本朋友之一。池田先生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情，在创价大学校园内栽种了一种樱花，命名为“周樱”。田中首相在离开首相职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秘书早坂茂三来北京送樱花树苗。根据田中先生的意愿，我国把这批樱树栽植在北京的西华厅和重庆、南京、西安、绍兴、淮安等周总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待到每年阳春三月，樱花烂漫，人们怎能不忆起那位辛劳的园丁、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日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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