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无从知道对于第一原则的

        认识和悟解来自何处，也无从知道

        这种原始意志其本身不容褒贬。

        可是，为了使这意志与一切意志

        融洽无间，你生来就有理性的力量，

        称为‘自由意志’……”

        炼狱是理性萌生和发展的阶段。脱离了黑暗无边的盲目的地狱，人的朦胧的信仰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自觉的、别具一格的反省开始了。这种依仗原始之力的冲动而完成的反省由于自觉性的提高而更带悲剧色彩，其间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了崇高的理性和野蛮的原始之力之间的矛盾。在诗的境界里，矛盾的双方在相互制约中互动，在相互依仗中突破，就这样将对人性反省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阶段。

        从表面看，炼狱是为升华作准备的冷静批判的阶段，人在此地剿灭了一切残存的希望和欲望，只将眼光凝视着东方的蓝宝石般的天空。进到炼狱里面，才知道这里的机制和法令并不是那么回事。在这个世界里，高贵的理性只是起着一种观照的作用，而反省事业的实现，仍然是由心灵的创造力来达到的。这种反省就如同那位上帝的天使演示给人看的那样，是空虚中的自力更生的运动。所以“我”见到的那些个幽灵，他们虽已抛弃了肉体，却仍然对世俗生活怀着无限的温情，因为那是“力”的源泉。他们并不像教徒那样一味痛悔自己的罪孽，而是在“说”的冲动中重现自己的世俗生活，这种重现已经是自觉性很高的创造，因为一切都已经在理性的观照之下。每一个幽灵，如果不是由于无比强烈的冲动，如果不是被这个永恒的矛盾折磨得要发狂，就不会开始这种突破性的“说”的运动。对于炼狱山的攀登便是在这种特殊的反省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完成的，又由于有了理性的观照，“说什么”的问题便成为了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由自发性反省上升为自觉反省之后，人便永远处在力求成为神的追求中。这种达不到终极目标的追求当然只能是痛苦的追求，过程中理性寻求生命之痛就如猎人追寻猎物。这是神的睿智的安排，也是人性本身使然：

        “不肯把造化给我们看的‘神力’，

        宜于忍受盛暑和严寒的磨难。”

        处在永恒苦恼中的人，他总是面对“无比陡峭”的绝壁，“两腿再怎样矫捷都难以攀登”。面对绝境人所能做的只能是飞跃，是将世俗虚无化，并在虚无中进行创造。这种特殊的自省运动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

        “这座山在下面说不定有点震动，

        隐在地球里的风而震动，我不知何故。”

        理性之山岿然不动。然而只是不会“由于隐在地球里的风而震动”，该震动时它还是会震动的，比如当人在苦行中洗浄了罪孽之时。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之下行使苦行，每一轮的苦行又导致灵魂新一轮上升，这一种内在的律动是最为符合人性的。在苦行中重演世俗生活，既突破理性的钳制又处在理性观照之下，由此产生的力可以撼动山岳。诗人史泰喜斯深谙这其中的奥秘，这也是每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断用实践证实着的规律，为攀登理想的颠峰，已经摒弃了世俗的诗人选择了这种表演，在表演中突出世俗和肉体是多么的不可忍受，人是多么的渴望解脱。随着表演的深入，灵魂的境界于不知不觉中升华。但真正的解脱是不可能在活着时到达的，人只是不断产生“解脱感”。这一张一弛的突破运动，曾诞生出许多伟大的诗篇。一个诗人，如果他的理性不够强大，他就难以将这种运动进行到极致，也难以见到终极之美，所以撼动山岳的力来自生命也来自理性。忏悔苦行的结果是爱的产生，将人的原始冲动变成爱，这是艺术的功能。

        虽然最高理性排斥具体的世俗肉欲之爱，但永恒之爱又正是由这些肉欲之爱转化而来。肉欲之爱与理性在矛盾中相互搏斗又相互促进，推动爱欲的提升。所以理性只是相对来说是不动的，理性的真正实现其实是依仗于欲望不断对它的颠覆，否则理性便不成其为理性，只不过是种陈腐常规。反过来说，人正是依仗于理性来分辨自身的欲望是否导向永恒之爱。例如作为自由通道的守门人的伽图，便是这种忠于自由，忠于自己的冲动的典范，他身上所体现的理性精神，闪耀着启蒙的光芒。

        那么人的追求究竟是盲目的还是清晰的呢？创造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呢？应该说人处在盲目与清晰之间，创造的境界是种朦胧境界。在第二歌中是这样描述创造过程的：“我”在生命的海洋旁同那船上的天使相遇；天使用翅膀划动空气向“我”演示如何样创造（空虚中的自力更生）；天使然后将幽灵们抛在陌生的海岸边；幽灵们进入实验的人生，并通过“我”重温了人间的爱；幽灵卡塞拉向“我”表白了那种排除肉体的爱，然后向“我”唱起了召唤灵感的歌；我心中创造激情高涨，浮吉尔和众幽灵也如此；然后老人猛喝一声，理性的鞭策使人们盲然奋力乱跑，却又都在冥冥之中将那神圣的山当作目标。这个过程再现了艺术之朦胧，并将理性与冲动在创造中的作用作了生动描绘。从生命汪洋大海中升起的理念之山，永恒地召唤着生命一次又一次奋起。

        “在我们背后，那炎炎的红日，

        就在我前面投下了我的影子。”

        这里说的是诗人在攀登中的情形。在理性光照之下，肉体转化为自我投影，人在对自我投影的分析中进入认识论，并体验认识方面的永恒的苦恼，即，人可以感到纯精神境界，但不能掌握它。所以人，在创造中从头至尾被朦胧的雾所笼罩；而追求清晰又是人的本性，于是一轮又一轮的突破没有止境……在分析自我之际，人的法宝是重返世俗的悲惨，在漆黑一团中体验真理之光。这样做时，他用不着去河里洗罪，他的“洗罪”就是听凭体内召唤努力向上攀爬，在蒙受圣光时投下阴影，通过肉体与光的交媾完成灵魂净化。从创作上来讲，就是排除理性分析，让生命力奔突，创造性地表演出世俗中的精神生活。

        在炼狱中，幽灵们同在地狱一样，同样遭受着虚无感的折磨，同样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来自世俗的信息。区别只在于，理性的控制、观照的力在此更为强大了。而此地的幽灵的冤屈，大都是死不瞑目的冤屈，因此只要不死，人就要同理性较量，说出所谓“真情”。但真情到底是什么呢？真情是能够确定下来的东西吗？显然不是。唯其不是，人才要说，一边说一边超度灵魂。第五歌中那三个高贵的灵魂就是这样做的。那就像一种相向的运动：灵魂要向肉体找寄托；肉体要向灵魂皈依。三个灵魂的境遇都同样凄惨，却又同样抱着誓死申诉的决心。强大的理性以勿容置疑的“死”为先决条件挡在攀登的路上（因为幽灵已丧失了肉体），申诉的冲动则以拼“死”一搏的激愤发出声音。这是失去了肉体的“肉”的申诉，抽去了世俗意义的世俗表演，那双始终“观照”的眼睛无处不在。

        在第六歌中，当“我”问浮吉尔，为什么明知祈祷改变不了天命还要祈祷时，浮吉尔的回答的大意是：天命不变，祈祷也要做。并说这是一个艰深的问题，只有俾德丽采可以解答。然而接下去作者在此处借“我”的口抒发了一大通激情，就像一个“另类”的祷告。“我”在这里抒发的并不是什么爱国激情，“我”抒发的是心灵的激情，这个心灵，就如同意大利的暴风雨，“我”唯有这样不断鞭挞、审问自己，才有获救的希望。这正是那高深的认识论所要求于“我”的，也是俾德丽采的心愿。“我”怒斥了人性的卑劣，肉体的不可救药之后，这新一轮的向“天命”的冲刺又把“我”带到了更高境界。此处的抒情就是对以上问题的答案的演示。

        在激情的冲动中“我”体会到罪永远是要受惩罚的，同时祈求降恩的行动也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批判、否定、痛悔，这是人性的义务，这义务又是在创造中得以履行的。艺术家的创造凭着一腔原始之力撞开地狱之门，又凭着一腔正气在炼狱里重返世俗，进行从未有过的灵魂清理。这样的形象，正如诗人史泰喜斯对于诗人浮吉尔的形容：

        “你好像是一个夜间行路的人，

        把灯提在背后，不使自己受益，

        却使追随他的人们变得聪明……”

        诗人的前方永远是黑暗，永远需要冲锋陷阵，他在这样做时带给同胞的是光、理性之光，这光来自于生命的运动。当原始之力仅仅在艺术领域里发挥时，她给人的启示是同自身相反的东西：节制与饥饿。这就是理性之光的意义。人读了神圣的诗篇精神上变得更加饥饿，肉体上更懂得节制，同时也就为创造作好了准备。整个过程体现为诗人之树的意象，那是激起饥饿的树，也是给人精神食粮的树，而食粮的名字就叫“饥饿”。感到饥饿的程度越强烈，饥饿的读者的数量（不仅是平面计算，也包括立体的、历史性的计算）越多，艺术的辐射力也越大。所谓永恒的诗篇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挑起人的创造渴求的诗篇。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暂停攀登呢？幽灵索得罗说，那是在太阳落山，黑夜来临之际。也就是由光激起的生命力落潮之时。这种黎明前的困惑对于创造是必要的调整。在等待新理性降临的彷徨中，生命沉入到底层的帝王世界。虽然人的视力看不透幽谷的黑暗，但那种非人间的美已沁入人心。在这种地方的游历便是生命获得能量的方式。在这个最最黑暗的处所，帝王们坐在奇花异草上唱着爱的颂歌。这些强有力的帝王，正是原始之力的象征，他们生前作恶多端，现在却在艺术境界之中用同一种力去体验上帝的意志。而“我”，在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了这些庄严的帝王，“我”便知道了“我”决不会无所作为，“我”必须从帝王们身上吸取“我”进行创造的力量。所以“我”加入了爱的颂歌，歌颂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在第八歌中又一次演绎了创造的模式。

        读者，这里要用锐利的目光看那真理，

        如今把它掩起的面幕真是稀薄，

        要往里面窺探确实是容易。

        紧接这个暗示出现的是天使与蛇的寓言。确实，艺术的创造就是天使与蛇之间的搏斗，在搏斗中自身的邪恶转化为崇高的爱，自由的意志，照亮旅途的蜡烛里的蜡。所以即使“上帝把他的本意深深隐起，没有浅滩通向那里”，“我”也能从自己身上感到上帝的本意。由幽灵们解释完这个寓言之后，“我”就开始了自由的飞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第九歌中是这样描写的：

        自由是在黑夜的梦中实现的。“我”看到一只鹰，“像闪电那样可怖地飞扑下来，把我抓起，带到那火的天体。” 这个噩梦令我“脸色发白”，“因恐惧而全身发冷”。然而这种可怕的感觉就是自由本身，“我”已在梦里借神力到达了幸福的地点。这个神，就是永恒的女神、爱神，也是潜意识里蕴藏的向善之力。正如浮吉尔告诉“我”的，“我”现在要做的，就只是竭尽全力表演了。于是“我”在上升运动中自我意识逐步增强，终于与真理之门的卫士见面了。在这里，每一个叩访者都是从未有过的第一个；在这里，守卫者的光辉使人无法仰视。

        真理之门的台阶无比坚硬，它的红色红得那么惨烈，它还可以照见自我。在守卫者为“我”唤起罪恶感之后，“我”进入了真理之门，开门的钥匙灵敏而高贵，开门的前提是攀登者无条件的虔诚。那张门的结构之坚固沉重，发出的声响之粗暴都是震撼心灵的。与这个声音相和的却是赞美上帝的美妙的歌声，那灵魂之音，是对真理的最高领悟。这两种声音就是理性与感性，逻辑与诗的美妙组合，是上帝赋予人性的特点。它的升华的实现，是通过阴沉恐怖的自由飞翔来达到的。

        由此可见，梦和潜意识对于创造是多么的关键。能够随时发动起潜意识而进入梦境的诗人，是随时能体验到自由的人，这样的人既幸福又阴沉。

        那么人在自由飞翔之时，蛇到哪里去了呢？这深藏的罪恶的欲望，如今在受到理性监控的潜意识的森林里兴风作浪。正是这种由恶转化而来的爱的躁动，导致了“我”的上升的飞翔，从而将前面的那个寓言进行了新的改写。一位诗人，只要他还在创作，这种改写就不会停止。不论那转换是多么的难堪和羞愧，恐怖和残忍，“爱”永远是他的动力，“赎罪”永远是他的追求方式。在没有退路的自由的旅途中，人的信念其实是由天使和蛇二者构成的，缺了哪一方都不成。在此处，宗教意识强烈的但丁已用艺术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他的寓言，大约是因为不得不忠实于自己的冲动吧。

        第二十三歌中描绘的是人在矛盾中进行创造的形象。饥饿的鬼魂之所以变成这种皮包骨头的恐怖形象，正是由于他们体内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生的欲望的严酷镇压。永恒的意志吸走了能量，人的外表才变得如此消瘦。而这个意志，既镇压欲望，又滋养着生命之树。所以只要肉体的活力在不停地转化为精神，鬼魂就总是那么消瘦，而且越来越瘦。禁欲的饥饿是完成这种转化的方式。可以说，所有精神领域内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禁欲者，创造这一行为就包含着禁欲。当然欲望也是决不会消失的，它通过曲折的渠道变成了精神产物。转化的过程是既苦又甜的自审与自虐，创造的境界让人绝望又令人神往，即使到了具有相当自我意识的炼狱，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当一件艺术品唤起人体内的“饥饿”感时，这个人就正在自觉地将体内的能量转化为精神，艺术的功能也就在此。这种转化发生得越多，人性就越美好。所以美好的艺术品并不激起人的性欲和食欲，相反它是排斥这二者的。它激起的是人的幻想力，让人在不明的渴望（饥饿）中力图再现对象的意境。所谓永恒的意志就是人的理性，这个意志又是由从欲望转化而来的“爱”来滋养的，二者互为本质。人要保持生命的活力，就得不断运用这个意志来禁欲，也就是不断将肉欲转化为精神。

        人在忍受了巨大的禁欲的苦难之后，会发生某一阶段的精神升华，那个时候，“所有的悬崖都为之震动”。为了这升华的瞬间带给人的幸福，人不再像地狱阶段那样只是单纯地忍受苦难了，人现在要主动寻求苦难，积极地将制裁加于自身，直至极限。十至十一歌里的那一队阴魂便是这种自我制裁的典范。这些义无反顾的赎罪者，看不见的苦刑使他们的身体悲惨地弯到了地上，一边走一边可怜巴巴地“捶胸”。对于这些人的不自量力，“我”这样感叹道：

        生下来只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

        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受审判？”

        然而成为蝴蝶的感觉是多么美啊，为了那种美感，即使是忍耐力到了极限也要继续忍耐。再怎么痛苦，大不了也就一死。已经看到了广阔的蓝天的他们怎么还能变回去呢？炼狱的制裁具有神奇的转化功能，它能使骄傲者变成谦卑者，追名逐利者变成真正的超脱者，这一切都是通过爱的祷告来完成的。于是生存的模式形成了这种格局：在世俗中犯罪，在艺术境界中赎罪。一切先前有过的，在炼狱里全都获得了相反的意义。这种来自自由意志的选择让人一点点蜕化成蝴蝶。祷告有两种，一种是天堂式的祷告，它是冲着世俗的罪而来的，它恳求理性出面，将人从肉欲中解救；另一种是寻求精神寄托，它祝愿理性迅速上升，并给肉体指明方向。幽魂们和浮吉尔的祷告就是这种相对的爱的交流。

        第十二歌中描写了脱离了地狱的“我”自觉反省的情形。浮吉尔一面叫“我”从罪感中摆脱，挺直身体继续攀登，一面又还是要“我”把眼睛往下看，让地面的那些图案作为“我”前进中的“安慰”。浮吉尔的矛盾意志总是这样意味深长。实际上，“我”看到的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图象。浮吉尔将前人经历过的可怕历程揭示给“我”，使“我”心里有底，使“我”进一步悟出今后自己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苦难也是可以承受的。这就是所谓“安慰”的含义。于是“我”又一次主动地从地上“看”出了肉体与精神间相互厮杀的可怕场面。那些画面描绘着人的视死如归的伟大（布赖利阿斯）；人的为进化而杀戮的残忍（朱彼忒、阿坡罗）；人向纯理念突进的狂妄（宁禄）；人对于痛苦的耐受力（奈俄卑）；人的自戕的勇气（扫罗）；人使自己变形的疯狂（阿拉克尼）；人为命运钳制的悲惨（阿尔克美昂和他母亲）；人的灵魂的复仇之恐怖（托密丽斯）等等等等。“我”通过这种主动的“看”而洞悉了人性之谜，但“我”有浮吉尔作为支撑，所以不会为自身的邪恶所战胜。“我”反而要战胜邪恶，打消犹豫，勇敢地向上迈进。因为作为人类，“我”是生来要翱翔于天空的。于是“我”就借助那“可靠时代”凿成的石级（从生命核心涌出的力和形式感）一步步去同理想晤面。

        “唉！这里的入口和地狱里的入口

        是多么不同呀！这里我们在歌声中

        走进，在那下面我们在哭声中走进。”

        区分因此更明白了。地狱是出自本能的忏悔；炼狱赞美理性，向人性深处挺进。由于这一阶段的提升，人就从单纯的负罪感转化为追求受苦的幸福感，于是所有的受苦都带有某种甜蜜的味道了。从此，“你的双足将服从善良的意志……变为一种愉快。”因为这种“愉快的”受苦，罪也于不觉中一点点消失。二十四歌里面那些兴高采烈的节制食欲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绪。尽管幽灵们因节食而形象可怕，“用牙齿咀嚼空气”，但他们内心的欢乐无法形容。他们那枯槁的外貌是由于他们将肉体的累赘限制到了极限的结果，这种强力的钳制因而产生了精神之爱，产生了真正的艺术。形象地说，艺术就是对于饕餮者的饥饿治疗法，在节食方面越极端，节食的境界越美，越纯净。这些具有强烈食欲的个体，正是艺术实验的好材料。因为深谙这其间的奥妙，他们才会有那么幸福的表情。那路边的精神之树，正是从夏娃偷吃果实的原始之树长出来的，就是在远古的那个瞬间，处于混沌之中的精神与肉体开始分野，理性同原始欲望之间的对峙开始形成永恒的格局，人性内部的搏斗从此再也不能平息。

        在地狱中一半盲目一半自愿经受过的那些酷刑，到了炼狱中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自虐行为。十三歌里，在那通往内心的“沉闷的青黑色的小路”上，唯有爱是人前进的动力，而理性之光，则为肉体导航。人在前进途中会不断听到关于自我牺牲的暗示，在崇高美感的激励之下，人必将到达灵魂的核心。那种地方的风景是可怕的。那些阴沉的鬼魂坐在荒坡的断崖下，眼皮被用铁丝缝起，正在苦苦地从眼缝里挤出泪水。他们就这样在自虐中渴望着天堂，可说是每一刻都执着于那同一个意境，决不偏离一步。所以“我”说幽灵们是“为了上升而压制自己的精灵”。而“我”作为来自世俗的使者，可以挑起他们进行新一轮的自我批判，以缩短同真理的距离，炼狱的酷刑之所以有感激之情，是因为人的视野已大大扩展了，命运的鼓点直接从那核心传来，既紧迫，又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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