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六点差五分，我正仰靠在办公室的椅子里，脚高高抬起放在办公桌的一角，安然自得地看着《大公报》头版上的大字标题：

        《怀尔赎金五十万在鸟蛋箱内发现》

        这是伦·科亨近三天来第二次登载的热门特稿消息。我们和该报社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第三版上登载了手提箱的照片，盖子打开着，我在一旁扶着箱子。这篇报导我读了两遍，写得很精采。我成了主要角色，沃尔夫也不例外，索尔、弗莱德和奥里的名字也列了上去。我没有向伦·科亨透露有关玛葛特或拉夫舅舅的任何情况。文章提到了杰克的枪。一只枪便会给故事增色不少。

        尼尔的那笔钱存放在银行里。但不是原来怀尔太太取钱的那家银行。尼尔表现得既不胆小也不愚笨。当我把手提箱放到办公室沙发上时，他打开来看，我们全聚拢来欣赏箱内的东西，包括沃尔夫在内。尼尔拿出两大扎钞票，抽出两张大票面的递给奥里，又抽了两张给弗莱德，索尔也一样。我得了五张。然后他问沃尔夫：“您的那份现在就要吗？”沃尔夫说应该先把钱点清楚，既然他的份额是有比率的。沃尔夫到厨房告诉弗里兹准备四个客人的晚餐。从五点到七点，刚好两小时，弗里兹端上了饭菜。但没有鲱鱼子酱。

        晚上，手提箱的安置成了问题：“原因之一是保险箱内无空余之处；其二是尼尔不愿把箱子放在家中，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就寝时间我给他拿来了睡衣，把他安排在南边的房间里住。这间房正好在沃尔夫的楼上，我还准备了毛巾，把床放下来安好，然后把手提箱提到三楼我的房间里。钱放在枕头底下是最保险的，因此我就腾出一个恰好能把箱子放在枕头下面的空间。我们没有数这笔钱。”

        星期一上午我们在列克辛顿大街的大陆金融信托公司的一间小屋里清点了钱数。沃尔夫在这家银行立户头已经两年了。参加清点的有一个助理副行长、两个出纳员、尼尔和我。我俩自然是旁观者。他们在十点刚过即着手这项工作，直到十二点一刻才最后明确宣布这笔钱的数目为489，000美元。因为尼尔先拿出了二十张面值二十元的作为零花钱。十万元记在沃尔夫的户头上，余下的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元作为尼尔的开户存款。那位助理副行长面带职业笑容，开着诚恳的玩笑对尼尔说，该行不收服务费。我们没提钱的来龙去脉，他也没问。因为沃尔夫是这里受尊重的老顾主。不过，假如他看到了这条新闻的话，他准会有所设测。当然上午的《大公报》还没登载这些消息。

        在人行道分手时尼尔和我握了握手。他招了辆开向居住区的出租车，我听不清他对司机讲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他是去第五街994号。一大笔银行存款落在他名下的美事儿使他两脚生风，好不得意。我走了一小段路便打了个电话给伦·科亨。

        那天我急切盼望着有怀尔太太或安德烈先生那边的动静，然而直到近黄昏还听不到他们的抱怨。我也盼望着沃尔夫解释他推断出钱在何处是多么的简单，但他没作任何解释。我也不打算问他，那会把他拾得太高。我不动声色，按时去处理上午为数不多的信件。午饭后，沃尔夫读完了他那本书，又从书架上重新取下一本。而我则沉浸在各种档案卡片之中。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门铃响起来。我把脚从办公桌上放下来。开门一看，来人是检察官格拉莫。

        他清楚沃尔夫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在11：01或6：01来，但决不该在5：55来访，这可有些不符合惯例了。难道是他想先与我聊上五分钟？不可能。当我让他进来时，我的全部表示只是哼了一声。我请他进了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到红皮椅上，把帽子往条桌上一摔，大模大样地把两腿往外伸直，下颔紧闭，默不作声。我走到自己座位上也满不在乎地伸出腿，不说一句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沃尔夫进来。走过红皮椅时，沃尔夫只嗯了一声，这是对格拉莫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最好的回报。他坐到椅子上时，又向格拉莫哼了一声，问道：“久等了吧？”

        格拉莫头一点。“你可以怪古德温没告诉你。当然了，你可以推给他，他也可以推给你。这倒不错，可我见得多了，所以不必再搞那一套了。您昨天早上对我撒谎说你只是猜想那钱在哪儿，现在看来纯属胡说，您明明知道钱在那里。您是怎么知道的？”

        沃尔夫的眉毛竖了起来：“您的查询已经从凶杀案猜到绑架案来了？”

        “没有。如果您知道钱在哪里，自然也知道是谁放的。准是吉米·怀尔。他上星期三晚上死了。您昨天还讲过您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放钱的位置及怀尔的死因。这是弥天大谎。您是利用关于钱的证据来大捞一把。现在您又要用怀尔的死因来敲竹杠，可能还嫌捞得不够吧。我到这儿来指责您扣压证据或者妨碍司法已经多少次了？”

        “二十次，三十次。”

        “这次不再和您罗嗦了。这次不同，我是来通知您，您得出的怀尔死因的证据正好就是他被谋杀而死的凭证，如果您拒绝现在就把这些证据提供给我，我就将把它们挖出来，不论什么，都弄到手，我还要指控您和古德温是同谋犯。”

        “嗯……”沃尔夫清清嗓，对我说，“阿奇，我的记忆力不错，不过你的更无与伦比。我们有格拉莫先生缺少的那些关于怀尔先生死因的证据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先生。可能他倒有一大串细节详情是我们所缺乏的。”我转过身对格拉莫。“您看，我确实知道沃尔夫先生所知道的任何事情。但昨天他不仅告诉过您他认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推断，这一点我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而且他还告诉您几乎全知道是谁杀死了怀尔先生，这一点我不同意。确实，真想不到。我不得不把肚里的存货都全抖出来了。”

        “他没说这一点，这正是个问题。”

        沃尔夫哼了哼鼻音。“这只是个夸张出来的问题，您说我是招摇过市——姑且用您的话讲。显然您没有仔细思考过，那么我找到这笔钱（您会觉得惊奇）就足以为怪了。事实上，您现在问的这些问题我早已给您解释过了。”

        “又一个谎言。我现在没问问题。”

        “不过您确实又在提问。”沃尔夫摊了摊手。“好好想想吧，正如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的关于钱在何处及怀尔死因的结论是从所掌握的情况中推断出来的，我没有您所需要的证据。昨天您还说，让我去推断、去演绎吧。现在您想得到它们，便来发怒漫骂。”

        “您又在搅混水，我没有骂谁。”

        “我正在澄清事实，尽管没有必要去让您分享我推理的成果。本来不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持有执照的侦探的我来讲，谁也不能强迫我写下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定了钱的位置，并且论证了谋杀尤特丽小姐和怀尔先生的凶手。根据我缜密的思维，我可以决定那样去设想、推理，我要考虑这些，条件和时间……”

        门铃又响了。我开门前猜想可能是安德烈·弗罗斯特带着个法官或一群记者什么的。结果都不是。来者是西切斯特警察署的本·戴克斯，还有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让他们参加这样的谈话，因而我只把门开到两英寸大的一条缝，刚够和他们对话。“等会再来行吗？”

        “来执行法令的。”戴克斯说。

        “您是阿奇·古德温吗？”那位陌生人问道，同时出示了一个证件。不是西切斯特的，而是纽约的。“把门打开。”

        “现在已经下班了。”我说。“请说出明确的理由，为什么我会……”

        “请看一下法庭传令。”戴克斯说着从门缝里插进来一张传票。

        我接过来打开，从头至尾细读了一遍，这份玩意儿文字冗长而夸张。我尽力保持着冷静。“沃尔夫先生要看看这个，”我说。“他的阅读能力很强。请等我一下。”我赶快回到办公室，等沃尔夫一说完话就通报道：“打断一下，请原谅。西切斯特的本·戴克斯带来一个纽约刑警，护送这玩意儿来了。”我念着那份法庭令：“阿奇·古德温因重大盗窃罪被拘留。起诉人：阿尔莎·怀尔太太。特发此令状。”我问格拉莫：“在我离开之前您还有问题要问吗？”

        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注视着沃尔夫。沃尔夫正谈着他对凶手的论证。他把通知要过去读了读。“她真是个大笨蛋，”他宣判似的说，“让他俩进来。”

        “我们不需要古德温，”格拉莫说。“您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他保出来了。”

        “带他们来。”沃尔夫斩钉截铁地说。

        我回到前厅，取开门链，请他们进来。我吃惊地发现原来门外是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呆在石阶下，万一交上火的话好做个后备人员。这是捉拿凶手惯用的战术。当他们跟我来到办公室，这第三人突然从我旁边冲到沃尔夫的办公桌旁。我当即发觉我刚才的判断是何等的错误。他从口袋里嗖地一下摸出一张通知之类的东西送到沃尔夫眼前。“给您的。”说完后转身要走，但本·戴克斯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道：“你是谁？”

        “杰克·大菲。送传票的司法员。”他说着，抽出胳膊走了出去。

        “一个报童。”戴克斯厌恶地说。我跟着到前厅，见他关门走了以后，才回到办公室。沃尔夫正拿着那张传票在看，脸上露出愠色。他读完后便把传票摔在桌上，转过身去闭上双眼，噘着嘴，又把两片嘴唇紧缩在嘴里用牙咬着，一噘一咬，嘴型不断变化着……

        戴克斯：“说好了，古德温，我们走吧。”那个纽约警探突然认出了检察官格拉莫，便开始追随他的目光，无奈格拉莫老是瞪着沃尔夫。沉默了一分钟之后，沃尔夫睁开眼睛，直着腰板站起来问我：“怀尔夫人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他轻轻拍着传票。“这是传票，她在控告我，不仅为了手提箱内的钱，还要索回她付给我的酬金。”

        “这些钱您心痛得很？”格拉莫愤愤地说。

        沃尔夫注视着他。“格拉莫先生，我有个建议，不愿要其他人听见。我想让您取得优先权，条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延期执行拘捕令，如果这种想法是可行的话。我建议您劝劝戴克斯先生，他是被您们的一个武装刑警陪同前来的，等到明天下午再拘留古德温。等这些人离开此地后我再说出我的建议。”

        格拉莫扬起下巴撇了撇嘴。他不得不装着狠狠地瞪了沃尔夫一眼，但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他现在明白沃尔夫不是在耍花招。他开了口：“戴克斯是从西切斯特来的，虽然他带了一个纽约的伙计跟他一块执行任务，但逮捕拘留还得取决于他。”他的头转了过去。“怎么样，戴克斯？您是不是还得打个电话到警察署去？”

        戴克斯摇摇头。“没有那个必要，检察官。我可以自己作主。”

        “那好，就这么办。沃尔夫所说的你都听见了。如果这只是一个托词的话，你明天就可以拘捕古德温。”

        戴克斯犹豫了一下。“如果您不在意，检察官，我想我可以说，这是您的要求吗？”

        “您可以这么说，这确实是一个请求。”

        戴克斯走到沃尔夫办公桌旁拿起拘捕证，对我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古德温。”

        我告诉他我连想都不会那么想。他调头走了出去，后面跟着那位刑警，这个人一直没有找到时机向格拉莫敬礼。我赶到他们前面，为他们开了门。回到办公室又听见沃尔夫正说着话。

        “……不过我首先得使自己信服。正如我告诉过您的，我没有证据。古德温先生已经遭到拘留的威胁了。我也遭到了起诉。我并不想让自己再背个诽谤的罪名。”

        “见鬼。能私下告诉我吗？”

        “可以。不过公正地讲，这不是要点。我打算采取某个步骤，而我要是把我的推理告诉了您，那您很有可能给我造成许多困难，让我的这些工作难以进行，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您又不敢象我那样采取行动，因为您拿不出证据。不过，也许就在今天晚上，至多到明天下午，您会从我这里得到这些证据。”

        格拉莫满脸不高兴。“这就是那个该死的建议。”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沃尔夫看了看时间。“我要有条不紊地行动。”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格拉莫伸手去拿帽子，“我本该让戴克斯带走古德温的。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他气愤地站起来，“叫您的推理程序见鬼去吧。”他走了。半途又折回身来，“如果您明天通知我您的推理和假设都是错的，那么，上帝还会保佑您的。”他走了出去。这一次我在他出门以后到前厅去察看已不仅仅是例行公事了。他完全有可能偷偷留在屋内窥探情况。我一回到办公室，沃尔夫就决断地说：“打电话给怀尔太太。”

        这事可没那么简单。先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我坚持要同怀尔太太通话，一会儿又换了拉夫·普塞尔通话。我又坚持了一阵，他告诉我，他姐姐不想同我和内洛·沃尔夫说话。我问他能不能给她传个口信，他说可以。我要他告诉他姐姐，就说沃尔夫想告诉她，他是怎样知道钱在哪里的。就这些。又等了一会，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我是奥茜·怀尔。您是内洛·沃尔夫吗？”

        沃尔夫拿起他的话筒：“是的。我打算告诉您我怎样知道钱放的地方，但是可能您的电话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我还要——”

        “究竟为什么电话被窃听？”

        “这是警察的好奇心在作怪。我还要告诉您许多别的事情，例如：在铁矿路从您手中拿走手提箱的那个人的名字；我怎么弄清根本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以及怀尔先生被谋害的原因。我希望您能在今晚九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沉默。她并没有挂上电话，但这么长时间的无声息使我认为她离开了电话，以至于沃夫尔最后发问：“您还在那儿吗？夫人？”

        “在。”又是一阵沉默，半分钟过去了。“我现在就来。”

        “不行，得等一等，到晚餐后再来。九点见。”

        “我会来的。”再没有声音了。

        我们挂上了电话。我问沃尔夫。“何必这样匆忙呢？我们还没弄到半点证据呢！”

        他愣愣地瞪着电话，叭地一声关上电源对我说：“我要使你不至于因为这个愚蠢女人的诬告而被强行关进监狱。要立即行动起来。那东西还灵吗？”

        “我想还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使用它了。”

        “试验一下。”

        我站起来，一只手顺着桌边和墙壁的空隙滑下去，轻轻按了一下。然后坐到红皮椅上，用低沉的嗓音说：“内洛·沃尔夫正准备玩一个游戏，我们希望不会失败。”我回到办公桌边关掉它，然后走到厨房打开厨柜门，把磁带倒回去，轻轻动了一下按键，几秒钟之后我的声音传出来：“内洛·沃尔夫正准备玩一个游戏，我们希望这不会失败。”我关了机子折回办公室去报告。“效果很好，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那个笨蛋可能带有枪，或是一颗炸弹，天知道。离她近些。”

        “或许会带来一个律师呢。”

        “不会。绝对不会。她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沃尔夫把传票拿起来，把它揉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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