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疲于应付刊物的约稿和媒体的采访。我对那种状态很不喜欢，但我不是一个善于拒绝的人，只好在内心里盼望一个机会，能够强使我结束这种状态。1999年，我应聘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里，客观上与国内的媒体拉开了距离，编辑和记者们找不到我了。当时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机会来了。回国后，我横下了一条心，对于约稿、采访以及好事者组织的各种会议一律拒绝，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净了。据说有所谓名人效应：你越有名，媒体和公众就越是关注和包围你，结果你就更有名了。现在我发现相反的规律同样成立：你一旦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聚光灯的照耀，聚光灯当然是不会闲着的，立刻会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为被关注和包围的中心，而你就越来越隐入了被遗忘的暗处。我不无满意地看到这一“褪名效应”正在我的身上发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拥有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我。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摈弃了外来的催逼，写作无疑少了一种刺，但我决心冒这个险。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一种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的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充实完整的内在生活，而不是写作或别的什么。如果没有，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绘画、探险、行善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作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当今膨胀的媒体对于稿件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如果有求必应，我必完蛋无疑。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保证基本写作状态的健康，这样来分配我的精力：首先用于写不发表的东西，即我的私人笔记，它是我的精神生活的第一现场，也是我的思想原料仓库；其次用于写将来发表的东西，那应该是一些比较大而完整的作品；只允许花最少的精力写马上发表的东西，即适合于媒体用的文字，并且也要以言之有物为前提。我一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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