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别让自己的死亡成为悲剧。但如果我在20年之内死去的话，那便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即使说是悲剧会有点夸张，那也完全不是什么开心事。

        要问个中原因，那是因为我现在将要开始的工作可能要持续20年。这项工作即使可能中途碰上困难，别人也许也会毫不在意，但我却想做完了再死。所以，如果说不要让自己的死亡成为悲剧，仅就我而言，那就是要保证再活20年。那以后，我觉得可以安详地死去。

        上次回日本大概是6个月前，认识了一位医生。他一看我的脸就说：“你需要主治医生了。”

        我长期在意大利都住坏了，一开始把他的话当成了劝说。他那地方的医生常用的劝告说辞就是这个，比“我给你看看手相”之类的话要高级得多。

        可就在接下来的一刹那，我的自傲心再强，也当真了起来。因为我想起来，这可是在日本。在日本，医生也都是日本式的认真。我当真起来倒不打紧，可我一下子不安了起来：难道从脸上就可以看出我需要主治医生了吗？于是我见人就问。

        “看我的脸，我需要主治医生了吗？”

        我想，被我问到的人很为难。但有一个人似乎并不难堪，他对我说：“你也已经上了年纪啦。”于是我便打算认真考虑这件事，也就是说，我要找主治医生了。

        人们可能会说，找主治医生太简单了。然而这事一点也不简单，因为我的环境特别，而且我提的条件也极其特别。

        首先，最大最强硬的条件是他必须喜爱阅读我的作品。

        为什么呢？因为往后20年，哪怕只是能够较好地享受健康状态，主治医师也是唯一能帮我的人。在此期间，如果我得大病或者死去，便不能从事创作了。只有对此感到遗憾的人才会对我的健康格外关心。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关联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只能求之于喜爱我作品的人。

        即使是医生，如果他不喜欢阅读我的作品，我也觉得不能忍受。我所处的环境特别，由此又生出了特殊的条件。不管怎么说，我一年除了回国两三趟，其他时间都住在意大利，因此诊断常常只能依靠国际电话。不过，以前除了做扁桃体和盲肠手术以及生孩子以外，我并没有住过医院，定期去医院也只是在滑雪扭伤后，迄今还没有因病卧床一周的经历，身体马马虎虎还算健康。所以我觉得打国际电话“打搅”主治医生的情况并不会太多。虽然我有时会在下雨的前一天关节痛，要在家里拄丁字拐杖，但这也并非每逢下雨都会发生。我从非科学的角度判断，如果写稿的进度不佳还碰到雨天的话，才会发生这个现象。然而，并没有什么能保障我这种马马虎虎健康的身体一直持续下去。不仅如此，今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身体出毛病会成为现实。

        不好意思地坦白一句，也许是因为以前身体马马虎虎，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

        记得很久以前量过血压，只记得90这个数字，却忘了是高压还是低压。血糖连测都没有测过，也不知道心脏的情况如何。总之，我完全不知道检查都有哪些项目。我是个女人，倒是很关心体重，经常会称一下。25年来我的体重从未变化，只是最近一两年来增加了两千克，眼下正在考虑是不是要为了减掉这两千克而节食。我完全没有参与过那些所谓对健康有利的运动。以前，除了滑冰以外，其他的体育运动我都还能凑合着玩儿，可如今我却连跳绳都坚持不下去。我也够意志薄弱的了。

        一直以来，不管是体检还是看门诊，我都不愿意接近医生，因为我无法忍受候诊室的氛围。与其说我害怕等待，不如更准确地说我是不能忍受“好，下一位”这种待遇。没有别的，这只是出于想得到特殊待遇的心理。我最近开始觉得，这也许源于幼儿时期的体验。

        孩提时代，我跟我家主治医生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让我“把舌头伸出来”，我就会把在学校的成绩全部报告一遍。第一次恋爱也是“医生老师”比父母知道得更早。孩提时代不去说，如果现在的感觉还和以前一样，那就只能指望爱读我作品的人了。

        我并不是一个比常人更喜欢坦白的人。无奈的是，我的精神状态不知为何总是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的身体状态。所以，即便是限定在医疗领域，也只有那种无比喜爱源自我的精神状态的作品的人才能忍受这种情况。

        第二个特殊条件是，很抱歉，我的主治医生仅限于居住在东京的医生。

        我在大阪有一个由衷敬爱的医生，他让我当他的医学研究对象。这对在日本没有保险的我来说，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可是，无论是从东京人的角度，还是从工作的角度，我每次回到日本几乎都要在东京度过。他在大阪，于我总不方便。

        居住在东京这个条件，我觉得如果用在医生身上，从概率上讲于我很不利，因为我的读者中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医生似乎更多。只要不回国永住，这将是一个不得已的条件。有朝一日我回日本定居了，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主治医生，我可以在他家附近找个住处。但这个日子遥遥无期。

        最后一个条件是不要名声远播的名医。如果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医学家，首先他会因国际会议等而很少在日本，我回国他却要去海外，总会错过。这对我很是不便，我一回国就要立即“打搅”，而在国外又要电话“打搅”。我希望我的医生不是那种老派加“好，下一个”式的人。

        我这种患者往好里讲叫特别，往坏里说叫事多，但又能指望给主治医生多少报酬呢？这个问题问得天经地义。但我的回答是零报酬，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话题。

        总之，我是一个穷写书匠，现在甚至也不想去努力改善眼下的贫穷状态。如果一定要为我的主治医生寻点利益，也无非是和我聊聊天，或者获赠我的书籍之类。正因为如此，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不是绝对爱读我作品的人，这可是无法忍受的苦差事。

        我认为，如今的我，不论是人生还是工作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以后的人生，我想用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这番话勉励自己走下去：

        正如充实的一天会带来愉快的睡眠，好好度过的一生也会带来幸福的死亡。

        我知道我今后的人生将用于何处，我现在还有力气朝着目标奋进。但力气是基于体力的，现实是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对此毫不关心了。所以，对我而言，主治医生尽管与编辑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同样都是我的作品的共同作者。

        有没有哪位医生能够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作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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