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谷先生与我并非朋友。首先，我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很短，参加完研讨会或演讲完毕我便会逃走，因而几乎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相聚。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敬重天谷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无防备的人，甚至到了惊人的程度。对这样的人，除了亲切对待，还能怎么办呢？在天谷先生任所长的研究所成立时，我这个最不喜欢演讲的人甚至还做了一次演讲，笑称就像给弹子房开店送花篮祝贺一样。

        最最不设防之人天谷先生在担任通产省官僚时竟是对外谈判官，这点煞是有趣。天谷先生既不使用谎言，又认为不要，不，是认为不可诉诸针锋相对的争吵。我曾经悄悄问过与天谷先生同辈因而关系亲密的原官僚，就他这副腔调去应付老奸巨猾的欧美谈判官，去应付在老奸巨猾这点上也许比欧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行不行啊？那位原官僚的回答令人愉快：

        “天谷总是摆出一副钻牛角尖的表情，用沉痛的语气阐述日本的立场。于是连对方都会觉得，天谷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日方大概也已经到了无可让步的窘迫境地了。”

        我没有见识过天谷先生的谈判，不保证这句话的真伪，但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连打麻将都要使出宁折不弯精神的人。

        天谷先生在这方面的后辈们又将以怎样的“战术”对外谈呢？近来经常看到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应对外国人时因无知无教养而表现傲慢。作为局外人，我祈祷他们不要这样。

        写书匠的宿命是，作品一旦刊行，瞬间就既是自己的作品，同时又不再是自己的作品了。读书人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阅读，只接受他们自己下意识追求的东西。即便是在要求客观判断的书籍世界里，专业之笔写出的书评也是这样的。我甚至认为，所谓书评，表现书评作者的内容反而比表现所评作品的更多。

        按这个思路下去，我们能够依据天谷先生如何阅读我写的东西来判断他。难道不是吗？

        天谷先生是我“敬赠”名单上的常客，所以书应该是在刊行的同时自动寄给他的。虽然我不能保证一本不落地全部寄给了他，但根据他在各处的讲话判断，我的作品他似乎基本都读过。他对是否接受我的作品有着明确的划分。

        他接受的典型作品是两卷本《海都物语》。这套书被其他评论家评论为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日本，但在字里行间对当代日本传递出了强烈的信号。天谷先生评论这本书道：“大家都说城邦国家威尼斯很像日本。岂止是像，而是希望它们相像。”尽管当时我只是报以微笑，但我内心却在想，还是懂我的人懂我。

        他不接受的典型作品是。他似乎完全没有接受这部作品。大概是因为谈论的事情虽然意外地认真，表现的形式却是嬉笑怒骂。不认真在天谷先生那儿是行不通的。尽管我想写男人袜长就应到膝下，可是男友们照样会穿着短袜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听说一位不认真的男性友人粕谷一希先生说过一句话：“学者和官僚是‘实’人，文人和政治家是‘虚’人。”

        天谷先生当为“实”人。我想他不喜欢政治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天谷先生，芥川龙之介可是说过这样的话哦：“有时只有借助谎言才能诉说真实。”不过，似乎不太能碰到拥有如此胸怀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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