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不学习，所以没有读过《思想》这本杂志，但我听说这是一本非常认真的人阅读的杂志。接到如此认真的杂志的约稿，我很吃惊。日子也在惊讶之中流逝，终于错过了写信婉拒的机会，陷入了不得不写的境地。编辑部发来的题目是《研究的苦心》，问我如何。这也是一个足以让我深思的题目。我觉得自己是写历史读物的，却被问起做研究的苦心，这又使我吃惊了。我不禁咋舌，这还是第一部作品的影响在作祟。

        那是出书的时候。我对书的成色没有丝毫不满，但是不敢苟同腰封上写的宣传词。我当即提出抗议：

        “宣传词说的新锐学者很让人难堪。我可不属学者之类。而且说这是新锐学者的精心创作，那就更让人尴尬了。最近风行无所用心地轻松写作，却要说什么精心创作，真是不让人活了。”

        可是出版社并不把我的抗议放在眼里，说什么那样挺好的。我也嫌烦了，便随它去了。

        我认为像我这样尊重学者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大学付给学者的工资大概除了教授学生的部分之外，还包括他们自己做研究的那部分。可是，如果有人，说他们的研究都是钻牛角尖，一点也不重要，我会非常气愤。我不是学者之徒，但我也会像普通人一样买书。不过，我绝对不买标题夸张、写着什么“文艺复兴”的书。倒是一旦发现有关于调查在中世纪教堂建设过程中如何向木匠、泥瓦匠和雕塑师支付薪酬的书、讲加莱船上如何吃饭的书，我会马上跑去买来。至于文艺复兴是靠怎样的概念完成的这类书，读一遍足矣。我觉得净读些这种东西，便会偏离享受历史愉悦的境界。

        所以，一有年轻学者（货真价实的）来佛罗伦萨留学，我就会尽力煮些海藻类的羊栖菜，做些什锦寿司款待他们。尽管他们还很年轻，但迟早有一天会为我的书写书评，为此我也要提前处好关系。也是因为第一部作品腰封的宣传词吧，尽管我的作品只是单纯的娱乐读物，报社和杂志编辑部却总是莫名其妙地要去委托学者来做评论。

        我期待着这些货真价实的新锐学者全力以赴做好钻牛角尖似的研究，我自己也就可以不用再一只手捧着词典阅读外语写的专业书了。这是我款待他们的主要原因。没有比用日语阅读更好的事了。最近的新锐学者似乎有种倾向，他们对媒体所欢迎的那种浮夸标题不屑一顾，孜孜不倦、踏踏实实地积累与学者相符的成就。果若如此，我相信，就算为他们煮些羊栖菜也决不会吃亏，至少他们有足够的资格接受煮羊栖菜和什锦寿司的“款待”。

        我跟这些学者之徒不一样，我写的是读物，而不是学术论文。下面要写的就是我的私房话。这恐怕是认真的学者所写的《思想》中最不认真的话题——非学者之研究苦心了。

        首先当然是确定要写的人物和主题。可我是个业余的，因而并不是在了解了某个人物后才做决定。我在这个阶段对那个人物一无所知。以为例。那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描写1450年到1530年，即从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到结束的这段时间。这个时代是我着迷万分的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写作前确定的也就是这些。可是，即便我决定了要通过女人来写这个时代，要选何人也并未决定。除了伊莎贝拉·德斯特和卢克蕾齐娅·波吉亚以外，我连其他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够令人吃惊的吧。我生来是个慢吞吞的人，并没有马上决定要写的其他女人，而是从学习那个时代开始入手。

        学习时代说起来就是一句话，但却出人意料地麻烦。政治和社会的演进过程自不必说，这条路是何时铺就的？路灯普及程度如何？邮政、马匹的速度几何？鸡多少钱一只，又占那人工资的几分之几？所有这些都必须考察清楚。做这搞那之间，人物也渐渐地有鼻子有眼了。在描写当时中小国家的同时能够把握整个意大利，所以可以写伊莎贝拉·德斯特。为了写波吉亚家族的政治，可以写卢克蕾齐娅·波吉亚；卡特琳娜·斯福尔札适合用于写小国的命运，也可以囊括进来。最后是卡泰丽娜·科尔纳罗。考察过程中我开始着迷于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是完美的现实主义范例，而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是用来写威尼斯外交的最佳插曲故事。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从女人的性格方面来说，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只有卡特琳娜·斯福尔札的桀骜不驯。其他三人所起的作用，说起来只不过是我真正想写的故事中所需要的重要人物而已。

        相当于我的“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考察和由此而生的史观（个人观点），就这样慢悠悠地以非常意大利式的速度推进着。假设写1部作品需要1年时间，我从来没有1年完成的，大体都要花上2年。不过假定1年时间完成，其中10个月的时间会花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上。下面的1个月是实际写作的时间，最后的1个月则耗费在推敲上。

        下面进入开始写作的阶段。第一阶段的考察结束，第二阶段的史观也已基本形成，在我的脑子里，出场人物分明已经开始带着色彩活动起来，宛如历史电影。第三阶段就是如何把这些画面挪到日语文章里。

        我并没有在大学里领工资，也就是说我不是学者之徒，不能把万事精通的同学作为对象。我必须作为对象的读者只有一般的教养，听到文艺复兴，他们的脑海里只能浮现出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些人。只是简单地写切萨雷·波吉亚这些，他们自然不知道这是谁。如果是日本史，只要写出信长二字，大体上日本人都会联想到基本的形象。这让我很感慨，但感慨没用。就连说到马基雅维利，很多日本人都会在末了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啊，就是说过‘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句话的人嘛”，尽管这个评价错得离奇。不得不承认，把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波吉亚结合起来思考的日本人只是一小部分人。这就是（日本的）现状。由于要面对这样的现状来写切萨雷，在我第三阶段的工作中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写作，就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坐在锡耶纳城夕阳余晖下的广场一隅，我开始写哪年哪月哪日出生在哪里……脑子里却在沉思，谁会读我的书呢？这时，为了准备几天后即将举行的赛马会，骑手们让马匹适应广场铺路石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一下子钻进了时光隧道，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我想起一段史实，切萨雷本该参加那年的赛马会，却在锡耶纳逗留期间收到了父亲就要即位教皇的通知，他不得不前往罗马。侍从的坐骑便获得了冠军。哦，对了，就用马去写文艺复兴后期青春洋溢的切萨雷·波吉亚吧。他活在马背上，死在马背上。马，马，马……

        由于他活在马背上、死在马背上有可靠的史实支撑，这样做甚是方便。说起来，这不就跟能乐剧中过松影的那个家伙一样嘛。到了这一步后面就简单了。我是在日本写的切萨雷。而且，神乐坂附近新潮社俱乐部的那间房，是一个白天有黄莺飞来饮水，晚上有精妙的三味线琴声从附近传过来的地方，怎么说那环境都不适合去写作文艺复兴时代的武将。可是我的心已经钻进时间隧道，活在了文艺复兴时代，来喝水的黄莺和三味线的琴声，我都当作距今500年前那个时代的东西来观赏和聆听。这是一种狐狸附体的状态。这大约不为以冷静为第一的学者所允许。我还是冷静的，只是在写作期间没了欣赏黄莺和三味线的富余精力而已。如果一年到头持续这样，人一定会发疯。所幸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很久，已经成了地中海式的懒人。这样的事情6年里只发生过3次。也就是说，除了随笔集和小品文，我的作品只有3部。

        可是在第三部作品里，我想要搞点恶作剧。这又是为学者之徒所绝对不容的。我对学者投以无限的尊敬，但我自己不是学者，这就成了我愉悦的小秘密。这回可是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史料来欺人眼球。

        直到第二部作品，我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以史料为基础，写得规规矩矩。而第一部作品，我则写得过于规矩，就连引用的话都一一在括弧里注明引自谁的什么什么。甚至会田雄次先生都说，太烦琐了，还是删去的好。对此我也深以为然，在《切萨雷·波吉亚》（即《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一书中我就全部删除了这些内容。不过，参考用的史料全都是有权威学者保证的东西。话虽如此，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创作的。我认为，有些地方不能仅仅列举史料。在这种地方，只有进行推理才能将上下文联系起来，属于有必要的善意之恶。反正我写的东西并不是学术论文。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中生造史料呢？这似乎还是先解释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为好。

        从1450年写到1530年，我把历史上的二流人物——女人作为主人公，来写她们簇拥的一流人物和那个时代。后来，我在《切萨雷·波吉亚》中以一流但年轻的人物为主人公，又写了同一个时代。第三部作品以一流的成熟人物为主人公，这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而且还决定让教皇们在作品中出场。事实上，我还曾打算以生活在历史底层的下层人物为主人公，写成文艺复兴后期的四部曲。可是，关于下层人物的史料太少。实际上就连15世纪的佛罗伦萨毛纺匠人究竟吃些什么都搞不清楚。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如果要写就只能用小说的形式了。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方案。

        再回来说教皇。这期间有9位教皇在位。我既不想也没有理由把这9个人都写一遍，于是想是不是写3个人左右。有一个人是开始就定下的，他就是波吉亚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我从写作和《切萨雷·波吉亚》的时候便对这个人物感兴趣了，打算一定要写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对决，甚至写卢克蕾齐娅和切萨雷时都故意没有触及他，把他留了下来。我很为切萨雷着迷，因为他年轻俊美，而且性感，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更加迷恋他那更为男人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我觉得切萨雷是个不怎么迷恋女人的男人。我也是女人，也一定会认为迷恋女人的男人好。我曾经想，要是找老公，就找亚历山大六世或卢克蕾齐娅最后那个丈夫阿方索·德斯特那样的，还为此不着边际的想法空费了时间。

        教皇波吉亚不但迷恋女人，作为君主也是能力优秀，不输旁人。我没有花太大工夫便确定了接着他要写的另外两个人。我原本想写波吉亚的对手尤里乌二世，但写以毒攻毒的政治非常艰难。我个人有个假设，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意大利可以产生文艺复兴，但却产生不了宗教改革；德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却可以产生宗教改革。而利奥十世正可以拿来证明这个假说。这三个教皇个个都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也是一流的人物，这一点很合我意。我有一个坏毛病，一听说臭名昭著，顿时会燃起好奇心。

        可是，我实在不喜欢“3”这个除不尽的数字，于是想是不是弄成4个人。这最后一位，我特意选择了在历史上，至少是在我写的这80年间名声最好的教皇庇护二世。在考察这位知识分子教皇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说的一句话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于是我便想将其写成插曲故事。他说，如果没有足够力量吸引人们投入其中，任何事业（不论善恶）都将逃脱不了以失败告终的命运。我想通过描写庇护二世的最后几年来写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样，根据有良知的人们所下的评价，这4人从好到坏的排序应为庇护二世、尤里乌二世、利奥十世、亚历山大六世。而我却完全相反，排序是亚历山大六世、利奥十世、尤里乌二世、庇护二世。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大概是有良知的人们都把教皇看作宗教人物，而我却把他们看成政治家乃至君主。我确信，教皇这个天主教之长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宗教人物。

        没完没了地想了这么多，最后到了写作阶段。庇护二世和尤里乌二世两人最终采用所谓正统写法，即用与和《切萨雷·波吉亚》同样的手法来写。问题在于亚历山大六世。关于这个人，我在写卢克蕾齐娅和切萨雷时已谈到不少，因而不想用普通的做法去再写一遍。那怎么办呢？我迷茫了3个月左右。后来有一位朋友建议我读一读桑顿·怀尔德的《三月十五日》，这本书写了恺撒被布鲁图暗杀前的故事。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一个美国人能如此写出古罗马来，很了不起。听他这么说，我便读起这本书来，刚读就拍起了大腿——就是它！我只读了最前面的三四页和最后面的两页，便想到了用怎样的形式去写波吉亚教皇与萨伏那罗拉的对决。怀尔德以恺撒写给身在卡普里岛的朋友的信为主线，把恺撒身边人们的信及其他别的事情串联起来，最后放上苏埃托尼乌斯的编年史作为结束。除了苏埃托尼乌斯的编年史和其他一些内容，其余的全都是怀尔德的创作。

        我手头有波吉亚教皇与萨伏那罗拉之间往来的信函。我决定先直接使用这些信函。几乎与此同时我还决定，用卢卡·兰杜奇的日记来描写佛罗伦萨方面的情况。但仅仅是忠实地直接翻译出来也不足以成文。只要是读过一遍日记的人就会立即同意我的意见，日记这样的写法相当不讨巧，如果直接使用日记而不加改变，500年后的读者只能望文兴叹。我的主要目的在于用这部日记来表现当时佛罗伦萨人内心的变化，于是我想到以这部日记为轴线，用当时人们的信函和其他记录中所反映出的情况来扩充这部日记。这种写法在后来的一篇书评中受到谴责，认为不可以重写实际存在的日记。不过我认为，那位书评家要么一遍也没有读过日记，要么把我误解为学者了。

        话说回来。尽管如此，但佛罗伦萨方面总算是有办法了。问题在于罗马。要想写出波吉亚教皇的心境和罗马教廷内部的情况，还需要找到合适的史料。开始时我也想过模仿怀尔德，让波吉亚给在某处修道院里的某个旧友写信。但这对波吉亚父子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没有留下写有自己想法的任何东西。付诸行动但却不自我辩解的男人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在这种时候却让我一筹莫展。总之，我不能让波吉亚写信了。恺撒在这点上就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别人写的东西呢？可是，当时罗马的编年史基本不着笔墨，原因是写编年史的人不是被波吉亚剥夺了地位，就是因为保守而反感（在真正意义上）革新的波吉亚。考察之后，我真是一筹莫展到了极点。

        这种时候，非学者之徒才会有复杂的烦恼。学者之徒会罗列当时的编年史，注上一句“该作者为波吉亚的对手尤里乌二世做过秘书，对其叙述宜稍加注意”，或者注明“当时的威尼斯尚未像后来那样反对波吉亚，立场中立国家之居民所言大致可信”，便可尽到一个有良心的学者的责任了。可如果我这么写的话，那些只了解意大利面条的读者就不会读我的书了，卖文为业的我可就不及格了。成不了畅销书倒也不要紧（成得了则最好不过），可我还不至于傲慢到满足于去写没人阅读的东西。于是我便想，既然这样，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捏造出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史料来。然而，实际操作之后我便立刻叫起苦来。

        我痛感捏造不是史料但却可以以假乱真的假史料有多么困难。这需要考察所有的真史料。在此基础上为作伪者定位，还必须考虑到这个人物可能会有的偏见。我甚至感到，直接翻译实际存在的史料要轻松得多。

        思索之后确定了作伪者。他的名字叫弗洛里德，时任教皇的秘书，教皇写给萨伏那罗拉的信几乎都由他记录，所以我百里挑一选中了他。我假设他的年龄与当时的我一样是33岁。我这样做，只不过是想通过他的笔吐露我对波吉亚教皇和萨伏那罗拉的想法而已。造假者本应该冷静，这样做完全不合格。可我是个女人，还有个坏毛病，只写自己迷上的人，说什么都想表现自己的心情。

        我在意大利忐忑地等待着对《中央公论》上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反响，即对假货的反响。正好当时有一位年轻学者在留学。他告诉我，他的老师，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这可是天下第一的东京大学的老师哦）打来电话问他：“喂，真有那些史料吗？”接电话的他便回答道：“哦，我也不知道呢。”听到这些的时候，坦率地说，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假画造得让美术馆馆长都发出了赞叹，想必这就对了。这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但不管是著名历史学家还是他尚未出名的年轻弟子，作为学者他们都属于我发自内心尊重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不过，他们的专业是中世纪历史，用日本史来打比方，就如同研究源平时代的专家即便不知道战国时代留下的某个人的记录也并不足为奇，丝毫无碍他们作为学者的名誉。这事原本不必写给《思想》的读者看，权且加上这一笔吧。

        我享受着这样的愉悦。想到我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这才在3次连载的最后一次中坦白了哪些是真史料，哪些是假史料。我可没有芥川龙之介那样的身份，并无那样的史料，却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依据的就是这个史料。事实上，我原来打算就此收手。可后来有好几个人说一下就看出那是假的。这再次刺激了我的调皮心理。既然如此，那就……我再次走上艰难的史料造假之路。

        但是这次我做得更加仔细。我做了两份完全依据史实的史料，一份做成原封不动列举史料的形式，另一份做成酷似我捏造出来的样子。我把这两份史料分散到了两个地方。当然，我这次没有坦白。

        这些东西成书出版的时候我在东京，一边阅读各报登载的书评，一边高兴地跳脚，因为虽有人提及我所坦白的假史料，但却没有一个人触及我所没有坦白的地方。对于形式上我做得很像捏造的地方，有一篇书评说，这本书非常有趣，一本400页的厚书却能使人一口气读完，但书中的虚构部分让人略感别扭。差一点我就要给这位书评家送瓶酒了，当然是特级酒。

        然而，不管坦白不坦白，史料造假的前科都在作祟。以前我一直被视为一个仔细考察的认真之人，可从那以后，我的信用度似乎跌到了地上。实际上，我比只使用真史料的时候更加努力地学习，而史料造假所耗费的劳力自然是怎么说也不能示人的。我在反省，认为不能再这样做了。这固然是因为我深感自己还摆脱不了一个新人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虽然这种恶作剧已经露馅，可在日本说我胡闹而坏了对我的印象的人肯定比笑话我的人更多。我盘算着可能还有这样的风险，做事认真的岩波书店等以后绝对不会理睬我。我在经过这些考虑后决定，至少3年之内不再做史料造假的事，尽管我还没有决定这3年是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还是隔年跳着来。

        

补记

        从那以后何止3年，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去碰史料造假的事。与其说这是为了等待岩波书店的约稿，不如说只是单纯因为我已经没有体力去做史料造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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