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R区官署建筑科，包括监察股长在内，总共只有五位工作人员。

        监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取缔违章建筑。近年来，地价暴涨，人口稠密，导致东京的违章建筑大幅增加，尤其在建筑密度要求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以下的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有些甚至连基本的环境绿化都得不到保障。在老城区，小歌厅、小餐馆、小工场、小卖店等违章建筑比比皆是。不过，R区是个例外，此处以前属于闲适优雅的住宅区，建筑密度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根据行政部门对地区用途的规划，建筑法结合对环境保护的原则，对建筑物防灾、卫生等方面制定了相关规定。

        但是，最近商品住宅不断增加，开发商无视建筑规章，见缝插针般的盖房子。他们建造的大多是二层住宅，住宅与住宅间只留一米间距，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甚至还发生过棺材运不出来的悲剧。

        专业开发商团队负责建房出售。他们先向区公署建筑科提交符合规定的建筑图纸，申请施工许可。图纸上的施工方案当然都符合法律规范，但建出的房屋却不按要求，完全违反建筑规范。开发商拿到施工许可时，房子往往已经上梁，很多时候，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只剩粉刷墙壁的工作。开发商这样的操作使工程进展神速，所花时间恐怕连普通施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样的开发商一般都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因此他们的资金周转非常快，必须抓紧时间把现有的住房卖出去，用销售得来的钱迅速投入其他的住房建筑工程中。这些开发商的建设过程经常是昨天还在打地基，转眼之间好几栋二层小楼就赫然矗立，外观看上去也相当漂亮，给人以强烈的购买欲。

        监察局难以掌握所有的违章建筑信息。虽然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区内巡视，揭发违章建筑，可毕竟管辖区域面积广阔，仅凭这五个人的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

        因此，整治违章建筑主要还是依靠人们的举报。举报者基本都是居住在违章建筑附近的居民，他们发来信件或打来电话，尤其以匿名电话居多，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开发商的怨恨和报复。

        接到举报后，监察人员会立刻赶往现场查看。这时，建筑基本已经成型，甚至都铺好了瓦，进行外立面涂装。监察人员只能将事先准备的“停止施工”的红色告示贴到柱子上。现场的木匠和泥瓦匠都是开发商雇佣来的，监察人员没法向他们直接发布命令，训斥他们也无济于事。

        监察人员希望开发商看到通知后能尽早露面，可对方往往以没收到通知为由，与监察人员玩捉迷藏。就算开发商知道了，也不会立即派人交涉，多数都要经过四五通电话的催促。

        能出面的开发商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可以对话商量。而有些老滑头会玩人间蒸发。

        监察人员命令施工方按照规划施工，但老老实实表示服从的少之又少。受到警告后，他们反而会加快工程进度，然后火速将房子租售出去。等房子里有人入住，监察人员也就无计可施了。因为购买或租赁房屋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从人情事理上说，总不能把这些支付了高额首付、每个月还需缴纳分期付款的人从房子里赶出去。这就给了那些开发商以可乘之机。

        上田喜一是R区官署的一名建筑监察人员，负责听取居民对违章建筑的举报。曾经有一名家庭主妇打来电话举报，歇斯底里地高声叫嚷：“我要反复打给你多少次啊？怎么打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停工？是不是你们拿了他们的钱就帮着他们？是你们贪污受贿，所以他们才敢如此嚣张吧？”

        行政机构称这类电话为“陈情”，有相当多的陈情者认为，区官署的监察人员和开发商们沆瀣一气，从中渔利。

        但监察人员也有一肚子苦水，因为至少在查处违建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举个例子。

        有位名叫A的男子搭了一栋违章建筑。监察人员于九月三十日接到匿名电话的举报后，立刻赶到现场，见工人们已经在浇筑一楼的水泥，便委托对方转告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第二天早晨双方进行协商。可是次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没有露面，于是监察人员再度赶赴现场，口头通知工人停止施工。

        十月二日，为整治此违章建筑，建筑科监察局向协作部门的负责人发出处置建议。

        四日，再次给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打电话，要求对方于七日上午九点半出面协商。

        七日，A终于露面，监察人员向对方指出该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对方在扩大占地面积或缩小建筑物之间二选一。

        八日，赶赴现场，贴上红色的“停止施工”告示。

        二十五日，匿名人士打来电话，告知违章工程还在旁若无人地进行。于是建筑科长亲自赶赴现场，又到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家拜访，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不在，委托其老父转告，要求对方次日露面。

        二十六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并没有出面。

        二十八日，根据建筑法第九条第十款，监察人员下达停止施工命令。

        十一月一日，据现场调查，工程依旧在进行。

        二日，A出面，监察人员再次要求他停止施工。

        十一月二十九日，匿名人士打来电话，告知工程还在继续。监察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建筑已经搭到二楼。于是又贴出一张“停止施工”的红色告示。

        三十日，A本人露面，监察人员强烈要求他停止房屋施工，恢复原样。

        十二月一日，违章建筑附近的居民来反映情况。

        二日，监察人员寄通知给A，要求A出面协商，但邮件遭对方退回。

        三日，处置违章建筑的协助部门碰头，召开讨论会，委托警察署、消防署、供水公司、电力公司营业所、燃气公司等单位协助取缔该违章建筑。

        六日，建筑科长到现场勘查，发现此时建筑工程基本完工。

        七日，与A电话联络，要求当面协商。

        八日，A到场，监察人员要求其于十二月十一日前，上交工程修改方案。

        十一日，A打来电话，请求延期至十四日。

        十五日，A打来电话，约定十八日会面协商。监察人员到现场查看，施工已经停止。

        到了约定的十八日，A并未露面。监察人员到现场，发现施工又重新开始，当即要求停工。

        二十日，A打来电话，答应次日出面协商。

        可二十一日，A仍未出现，监察人员到现场视察，此时施工仍在继续。

        二十二日，电话通知A，要求其于次日上午出面协商。

        二十日，A终于出现，与科长面谈。科长强烈要求其立即停止施工。

        二十七日，施工现场立起告示牌，告知居民，该建筑违反了建筑法，若购买或租赁该建筑并入住，将要负担法律责任，提醒居民予以注意。

        二十八日，当地的众议员（原内务府官员）的秘书打来电话，请求监察部门采取折中方案。建筑科监察部当即予以回绝，并判断可能是A向众议员苦苦哀求过。

        二十九日，命令工人停止施工。

        三十日，现场调查。施工仍在继续，已经在内部装修。下午，工人离开。

        一月五日，现场调查，工程处于停工状态。

        七日，再次调查现场，发现告示牌已经被人撤走。监察人员再次立起告示。

        十日，监察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禁令告示牌又被撤走，工人正在施工。命令工人停止施工。

        十一日，A来到监察局，科长责令其停工。

        十二日，通知A出面协商。

        十四日，整治通知下达后第八天，根据建筑法第九条第一款，监察人员向A寄送强制拆除命令，规定最后期限定为一月三十一日。

        十五日，A露面，监察人员责令其拆除违章建筑，A承诺自行拆除二楼的一部分。

        二十五日，现场调查，工人正在拆除违章建筑。

        三十一日，拆除命令书因地址不存在而被邮局退回。

        二月三日，A托人告知监察局，称因生病不能出面协商，并出示医疗诊断书。

        二月八日，打电话给A，两次均未接通。

        二月十二日，A没有出面，托人告知监察局，称其将于三月十日到场。

        三月十四日，接到匿名电话，称违章建设工程又重新开工。

        ……

        这样的经过，叙述起来没有止境。从九月三十日接到匿名举报，再去现场查看，到下达停止施工的命令，经过半年之后，事情仍未解决。

        可见拆除违章建筑是件多么劳神的事情。

        狡猾的开发商总是想方设法拖延执行区公署的命令，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举报者想象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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