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在南宋以后被誉为词的集大成者，历代的词学评论家把人们用来恭维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评价周邦彦身上，称他是书中的颜真卿和词中的杜甫。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陈匪石《宋词举》：“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过，称周词为集大成，拟邦彦为“词中老杜”，只是就其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说他词中内容有如杜甫那样负海含天、深厚博大。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邦彦词的意境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这里既没有柳永的真率热情，也没有苏轼的豪爽旷达，更没有辛弃疾的英雄浩气，只是平常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虽然其中不乏文人的细腻优雅，但是难见远慕高举、豪放飘逸、悲壮崇高等深刻的情怀，在情感的丰富深厚上并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所以王国维颇有微词地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南宋著名词人张炎也认为：“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词源》）。他的确缺乏柳永、苏轼、秦观、辛弃疾等词人那种迷人的个性，而只是一个风流、博学而又细腻的文人，人们之所以给他带上“集大成”的桂冠，全在于其词技巧上的博大精深、包罗万汇。陈匪石在《宋词举》中说：“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清真词的确算得上是唐至北宋填词艺术经验的总结。

        周词的创作方法也是北宋、南宋之间的转折点。周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如柳永，体裁不论是长调还是小令，都以直接的情感抒发和表现为主，词人敞开心扉让情感的激流或小溪尽情流淌，情感的洪流淹没了文字，读者也只陶醉于词的情感而忽略了词的语言。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它们都是以情感迅速直接地打动人心，甚至使读者完全忘记了它的语言——尽管它们的语言也很美。但是，在周邦彦那里直接的情感抒发让位于精心的思考，不是让自己在具体情境中的惆怅、愁怨、相思、希冀等情感自然倾泻，而是全力在传达技巧上精磨细琢，专心于语言的典雅浑成、结构的曲折繁复、音韵的和谐悦耳，知识学问和文化修养在词的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深厚的功力和渊博的学识使他的词达到了浑成的境界，但仍然可以看到它们所留下的人工打磨的印记。读他的词最先引人注意的是语言的精工、结构的巧妙以及音调的掩映低徊，不是为词中情感牵着走，而是对词中技巧的击节赞美，新鲜活泼的情感让位于精心结撰的高明技巧。人们对其“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倾心折服，对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叹为观止，对其“清浊抑扬，辘轳交往”的音律之美更是一唱三叹，但几乎不仅不能为他词中的情感如醉如痴，甚至对这些情感十分隔膜。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情感本来就不浓烈，另一方面是他词中的情感已不是自然地流露，它们经过了人工的修饰和安排，因而减弱了新鲜情感的强度。王国维曾在《词辨》的眉批中说：“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周邦彦的词不是随兴挥洒的天才产物，而是勤学苦练得来的人工产品。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它是对周邦彦广泛地继承前人之所长，尤其是以凝思苦索的安排取胜的特色的总结。由于它们是思力安排的结果，因而读者也必须用心思索才能明白词中的情意，如果只凭情感或直觉读他的词会感到隔膜。俞平伯也认为：“周邦彦的词，在两宋词人中技巧性很强，自有一些不大容易了解的地方。”（《论诗词曲杂著》）那么，他的技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结构的曲折繁复，其次是语言的浑成典雅，最后是对景物的摹写曲尽其妙。我们现在结合他的词分别来解析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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