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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南都来去

        元丰八年(1085)新正,苏轼在泗州得到消息,他去年十月十九日在扬州拜发的《乞常州居住表》,投入主管章奏的官署,他们“拘执微文”,挑剔文字上的小毛病,借为口实,不肯转呈。苏轼于是改写一状,派遣专人入京投递,这第二次写的表文,首尾比较详尽,比较哀戚,中间文字无大变更,如言:

        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虚,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敢祈仁圣,少赐矜怜。臣前去南京(都),听候朝旨。

        苏轼忙着买田宜兴,乞居常州,苏辙则于十二月间奉诏移知绩溪县,在这年前年后的时间里,兄弟俩分在两路,各奔前程。苏辙是乘舟出筠江,过南昌登滕王阁,除夕夜是在鄱阳湖上度过的,新年他在庐山。苏轼除夕是在泗州,过年后才到南都,其时辙已至绩溪县任。哥哥是无可奈何,只想安于江湖,弟弟则幸已离开了那个遭人排挤的环境,从江西去安徽做“百里侯”了。

        苏轼二月至南都,是张方平退休后第三次来谒。

        乐全老人张方平(安道),第一个识拔苏氏兄弟,将他们推荐给欧阳修,得到这文坛盟主的揄扬,至于今日,饮水思源,苏氏兄弟对他一直敬礼不衰。尤其苏辙自中制科后,曾多年追随方平做事,关系更加亲密。

        元丰二年(1079)七月,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一直家居南都(今河南商丘),苏轼遇有机会,一定要抽出时间来,遄程去看望这位息影林下的长者。在张方平家居的十五年间,苏轼亲谒乐全堂有六次之多,除了最后一次吊祭之外,盘桓把晤,相得甚欢。这老人视苏氏兄弟如自家子侄,非常关心他们的事情。

        苏轼诗狱案起,方平虽已退休,却不顾一切,以三朝元老的地位竭力营救,恩谊深重,在这两弟兄的心中,感激怀念不尽。

        所以,苏轼脱祸归来,晋谒乐全老人,是预定行程中的一件大事。正月初四离开泗州,径往南都,就寄居在乐全堂中,与老人作伴,住了将近两个月。

        这时候,张方平已经七十九岁了,两目昏暗,几已失明,平居精神好的时候,苏轼陪他谈谈疾病、医药、服食养生,以及做梦之类老年人通常喜欢的话题,也是苏轼向来留心,颇为内行的学问,谈得津津有味。他们之间,诚如苏轼所谓“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槖鼓风”那样的和谐与亲切。

        因为方平病目,所以他家聘有私家眼医王彦若,擅于针治目翳,技术超绝。苏轼在黄州时,久患角膜炎,未曾完全治愈,趁这个机会请王医诊治了。在那个时代,用器械割治眼睛里面翳膜这种外科手术,简直是骇人听闻得要使人人“缩颈走避”的奇事,然而苏轼听了王医一番解说,非常佩服,写下《赠眼医王生彦若》一诗,对这冷僻怪异的题目,居然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有庄子“庖丁解牛”的风味。

        李廌(方叔)闻知苏轼已抵南都,即自颍州阳翟遄程前来谒见。

        方叔的父亲李惇(宪仲),是苏轼的同年,虽然生前并不相熟,但知道这人“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身后萧条,家境非常贫困。李廌向苏轼讲述这些年来的景况,说起:“我祖母边氏、前母张氏、生母马氏和先君的柩木,都还未葬。恁便怎么穷困,我也不敢沮丧,然而四丧未举,真是死不瞑目。”说到伤心处,流下泪来。

        苏轼听了,心里很难过。恰巧,他有个从前在徐州交好的朋友梁先(吉老)听说他快要回常州去了,送了十匹绢,一百两丝的“程仪”来,苏轼推辞不得,就收下来全部转送了李廌,又作了一篇《李宪仲哀词(并叙)》,结尾几句是:“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希望认识李宪仲父子的人,都能慷慨解囊,帮助他完成这件葬亲的大事。

        张方平老病学佛,苏轼来,授以《楞伽经》,交他三十万钱托代翻印布施于江淮间,以弘佛法。

        苏轼后来听从了元的意见,“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所以不惜工力,亲自抄写经文,叫人到杭州去寻了刻工来,雕刻书版,藏于金山寺中——但是书版亦有兵燹水火之灾,世间真无常住的东西。

        苏轼在南都,住了不到一个月,即元丰八年二月,朝廷告下,准了他的申请:

        “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得此,即免道路奔波,再去汝州,犹是小事,而常州住家,原是多年来的愿望,一旦竟然实现,真使苏轼欣喜欲狂。离开黄州时,曾作《满庭芳》一阕为别,现在则“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人间何事,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苏轼身经大难,不能不相信命运,现在只希望这一场生命里的逆流,都已过去,祈祷上苍,从此船头转向,长风万里,莫要再起风波,让他得在常州这样美好的地方,平平安安度他的劫后余生。

        从此,苏轼心里充满了宁静和幸福的喜悦,有《春日》一诗,极可体味他此时闲适的心情:

        鸠鸣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

        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苏轼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唯一遗憾的是“君恩未报”,万万料不到这回“放归阳羡”,已是神宗皇帝对他最后一次的恩泽,一个月后的三月初五戊戌,这位三十八岁,英年有为的皇帝,忽然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了。

        南都密迩京师,三月初六日,苏轼已闻遗诏,立即举哀挂服。回念神宗对他的知遇,对他所作种种回护的努力,心里非常痛苦,写信给同难的王巩说: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词,少陈万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

        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

        说是不敢写的《神宗皇帝挽词》,结果还是写了三首,如言:“……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把自己身世的悲哀,归结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怀中,说得何等沉痛,同时并为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四月初,苏轼辞别乐全老人,离开南都,过楚州,再至扬州。五月初一日,往游扬州竹西寺,这是杜牧诗所谓“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名刹。时值仲夏,天气已热,苏轼跑得累了,就在寺中休息乘凉,作了一首好诗: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打盹醒来,身心舒泰,迤逦归去,看见有父老百姓十余人,聚在路边说笑。只见其中一人,两手加额,一脸虔诚地说道:“见说好个少年官家。”

        其时上距神宗之崩,已经两个月,哲宗已经嗣立,苏轼听到老百姓那么至诚地讴歌“吾君之子”,心里非常高兴。再加自己获准常州居住,买就了宜兴的田产,虽然不能富裕,以后日子,至少可以免于流浪,免于饥寒,何况这一年淮浙间的年成,又很丰熟。这几件事,归在一起,使他压抑不住心里满溢出来的欢喜,于是续吟一首道:

        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轼一时高兴,把这两首连同最先作的“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的那一首,冠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的诗题,一起写在途中僧舍壁上。谁能料到,像这样的抒情小诗,也会招惹麻烦。后来元祐年间,竟被御史赵君锡、贾易摭来,指责苏轼见先帝崩驾,幸灾乐祸,无人臣礼,为大逆不道的罪证,严加纠弹。宋朝的言官“风闻言事”,有权胡说八道,也是当时的弊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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