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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元祐党争

        朋党是宋代政治的传统,远如庆历党争,闹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宁年间,元老旧臣与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涛汹涌,使全国上下,都为之阢陧不安。到了元祐开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赖的,是息影十余年的恂恂儒者司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绝对的信任,下负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进退人才的权力,盈廷朝士,不论是否出于他的门下,皆是他的晚辈,即使一向善于兴风作浪的台谏们,也无不仰视司马的颜色说话,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没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马当国,为时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罢废,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却来不及做进一步的建树,便尔谢世。后继的人没有他的德望,就开始分裂成为三个派系:一是以司马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一是以洛学程子为主的洛派;一是籍属西南的朝士,人称蜀派。苏轼位望最隆,所以将这蜀派领袖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司马门下,与王安石不同,以个人的道德学问而论,甚少瑕疵可求,但他们大多是职业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经验为主,重视实际利害,看不起好高骛远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滥,粥少僧多,爵禄的竞争,非常激烈。司马既亡,他们为要维护既得的权位,非常自然地结成集团,政治上一经分成派系,则党同伐异,势所必至。人如过度执着于权势利禄,就会牺牲政治原则,变成一大堆不问是非的政治动物了。

        司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苏,本意在于利用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声望和才华,来辅翼他的经国大业。洛学的程颐,本是中原理学的重镇,道德学问,为世表率。然而一个人的学问愈高,他的知识范围便愈专门,观念就愈固定,他的经验和思考几乎完全偏在理论和概念方面,与行政业务的相关性就非常薄弱,对于现实政治的了解,实际社会的知识,常常不如一个平常人,何况还要高自崖岸,架子摆得很大,官场上的人事摩擦就从此发生。所以自古以来,学人从政几乎命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颐兄程颢,胸襟比较通脱,生前与司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颐个性,与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来,即要用三代礼法来指导现实政治,辅弼天子圣学。他坚持周礼一定可以重行于当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田,经济民生,终不得平。

        引用这样一个学者,是司马光的失策;而一向坚守学术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来做官,更是程颐的不智。《二程语录》说:

        伊川(程颐)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程颢)与语,直是道得下。

        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较和易温粹耳。论学尚且如此,论政当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疾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

        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

        怨恨苏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吕惠卿等辈;而司马门下所结成的那个官僚集团,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苏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据说,争论役法后,司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现在,他的门人们自知声望不如他,帘眷不如他,不得不结起伙来,对付这匹政治上纵横难驭的野马。

        苏轼作吕惠卿告词,辞锋那么凌厉,怨已结得不小,这人目前虽然失势,但党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潜力。政治变幻无常,一旦机会到时,隐忍的怨恨,都将变为报复的利刃。

        这还不算是眼前的对立,最糟的是二苏又得罪了数代簪缨,父子弟兄相继为相的豪门——颍昌韩家。韩家的门生故吏,此趋彼附,本属一气,在官僚政治的结构中,具有极大的势力,得罪韩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实际政权之官僚全体,二苏的祸患,从此便连绵不断了。

        最初是苏辙把出名凶暴的韩缜攻掉了,后来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范百禄坚欲遵守祖宗成规,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疏论韩维专权,说他援引亲旧,分布要津。韩维因此罢职。苏轼与范百禄、吕陶原是同乡知旧,所以韩氏之党迁怒苏轼,就将他戴上一顶“川党领袖”的帽子,虽然苏轼本来出自韩魏公之门,到这个时候,就都无用了。

        “川党”这一名称,到了洛党口中,就又变成了“蜀党”。

        然而不论名为川党或蜀党,被目为党人的,只是气类相从的几人而已,岂能与出将入相的豪门以及官场老手的集团相抗衡?故洛党既败,苏轼的孤危,就暴露无遗了。

        苏轼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领袖刘挚,曾告诫他家子弟道:

        孔文仲死后,吕公著也曾背后骂过苏轼为“浮薄之辈”。苏轼成为现实政治人物轻视之人,是很显然的了。

        至于程、苏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异。

        程颐是个死硬派的理学泰斗,桃李满天下,一向被人宠惯了,态度高岸,固执己见,即使面对高官,他也直言无忌,不为他人稍留余地,所以朝士们几乎没有人不对他厌憎。道学家之不能与语文学,更是必然之理,举一故事为例。程颐有一天见到秦观,突然问道:“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这是你写的词句吗?”

        少游以为这回得了老夫子的赏识,恭恭谨谨地拱手逊谢。哪知程颐却正色训道:“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惭惶告退。

        苏轼憎恶矫揉造作以权威自命的人物,而聪明人喜欢表现自己,戏谑别人,成了习惯。当他看到口诵三代圣道,一脸“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见了巫婆,不免觉得可笑;又如一旦发现这道学君子的实际为人,却又奔走权门,作伪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骂了。在奏状中也会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苏轼在程颐眼中呢?只是个徒逞辞辩的浮薄文人。他这种观念,成为理学人物的共识,即如后来的朱熹,也极诋苏轼为“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笔抹杀一个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这样两个人同列朝班,同预经筵,不必一定得有“戏侮之言”做导火线,早晚是会发生冲突的。

        元祐与熙宁不同。熙宁党争,一方面为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事者,诋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假如说当时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话,也只有朔派才具“党派”的规模,不但羽翼众多,而且大多数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谓“蜀派”、所谓“洛派”,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应有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乡朋友,三四个门生,各卫乡贤师门而已。

        何况当时地位超然,有胡说八道特权的台谏官,后来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谁抓得住这个政治工具,谁就能够操纵政局,这岂是迂夫子型的理学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们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诸公,大多是职业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冷静察见,洛蜀双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稳坐高山,等待虎斗,若非两败,必有一失,到那时候,他们就收渔人之利了。

        且看馆试策题案起,朔派诸公原来想帮程颐、贾易,先把那个“哓哓好言”的苏轼揪下台来。但是后来看太皇太后的脸色不对,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暂时歇手。等到程颐有隙可攻时,他们又倒在苏轼、孔文仲、吕陶这一边,给这位愚不晓事的圣人之徒,先来个致命的打击。

        程颐、贾易既都罢去,洛学这一派,“树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机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声势更盛。

        声势更盛的朔党的矛头,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专门对付苏轼了。然而苏轼是个对人对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依然任性任情地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留一点余地,如写范子渊、吕惠卿制词,虽然笔墨淋漓,读者称快,然而他个人的冤家,也愈结愈多。他的门人毕仲游怕他再惹灾祸,致书恳切劝谏:

        ……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

        毕仲游是苏轼主持馆职试中,以第一名入选的高材生,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做座师的当然只有满心的感激。不幸苏轼生来心直口快,有话非说不可,又嫉恶如仇,遇事一定要分个黑白,个性如此,就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个官僚社会里,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

        还有一层,即使苏轼从此钳口结舌,废笔弃砚,他也一样逃避不了官僚集团的围攻,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政治与文化方面过高的声望使然。欧阳修逝世后,接任文坛盟主地位的是苏轼,几为天下人所公认。宋是彻底实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这样名满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权位的职业官僚所嫉视、所恐惧,毋宁是极为自然的形势。所以,“盛名”为苏轼祸患的根源,实不下于“多言”。

        苏轼读书求知,总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会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难,救助时代的孤危。何况,入仕以来,自仁宗以次,经历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时期,宣仁太皇太后对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应有的节操,知遇激发勇气,他那奋不顾身的建言,皆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赤诚。且看他此一时期,若干奏议的“尾言”,便是责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丰八年《论给田募役状》: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维哀怜裁幸。

        元祐三年《论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难缄默。

        同年《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

        同年《乞郡札子》:

        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又《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不但得罪边将,更伤害了包庇边将们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说: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

        苏轼曾经自己形容他那“难安缄默”的脾气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虽然,处身在现实政治的巨大压力下,有过身中奇祸的经验,中年以后,但在可以谨慎的地方,苏轼也已颇知谨慎了。蜀国公范镇作《司马温公墓志铭》,中间有一段写的是:

        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

        稿成,嘱苏轼写此碑文,苏轼便复书劝景仁道:

        结果,苏轼未写此碑,而今传铭文,也没有“裒顽鞠凶”这四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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