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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奉召还朝

        宋自开国以来,厉行中央集权制,所以士大夫社会的观念中,一向重京卿而薄外官;京卿得罪者常外放州郡,视为责降,几成通例。苏轼初至杭州,不知底细的陈传道,写信来安慰他的“不遇”,苏轼大为不安,复书言: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尽管苏轼自己,有此不同流俗的胸襟,可是宣仁太皇太后却也并不同此想法,她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准了苏轼乞放外郡的请求,心里抱着满腔遗憾,无时不在考虑弥补。

        苏轼一离京城,元祐四年六月即除苏辙为吏部侍郎;三天后,改翰林学士;不久,又命权兼吏部尚书。纵然说苏辙自有进用的条件,但是晋升的速度那么快,时间又排得那么凑巧,令人不得不信,这未始不是太后的弥补手腕。

        元祐五年(1090)正月,距苏轼莅杭不过半年,范祖禹即疏请召轼还朝,以为在中枢政治的重要献替上,不能没有像他这样一个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

        臣伏见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嫉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阙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

        然而其时杭州正在灾荒之中,苏轼勠力从事于救灾工作,不便中途换人,只得暂时搁置一下。五月间,遂有再除苏辙为御史中丞的诏命。

        这次诏命,系由宫中直接以中旨颁发,出于太皇太后的宸衷独断,事先未与宰执商议,因此引起自宰相以次,满朝的不悦。

        不但宣仁太皇太后如此惓惓于苏氏兄弟,而年方十五,尚未亲政的哲宗皇帝,也很惦念这位曾任侍读的老臣。据王巩说,苏轼自杭召归途中,曾亲口告诉他说:在杭时,一日,宫里派中使下来,交代公事既毕,地方监司官集合在望湖楼上公宴饯行。席终,他迟不动身,问苏轼道:

        “某未行,监司可先归。”

        诸官告退,他密语苏轼道:

        “某出京师时,往辞官家,官家说:辞了娘娘再来。某往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谕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

        取出来的赐物,是茶一斤,封题皆是御笔亲书,苏轼赶忙写了札子称谢,托他代为进呈。

        说完这个故事,苏轼慨然言道:

        “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

        元祐五年底,太皇太后两次面谕执政,要召苏轼还朝。翌年正月,就有召轼为吏部尚书的消息。

        苏轼闻讯,大为惶惑,因为范袓禹上年曾经论荐,所以复函淳父说:

        奉书不数,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为慰。某凡百粗遣,闻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复堪此。即当力辞乞闲郡尔。侧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间,千万以时自重。不宣。

        同年二月,朝廷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太皇太后这次径擢苏辙居辅政之地的诏命,便没有以前几次那样顺利了,命下中书,右司谏杨康国拒不书读,奏曰:

        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

        其言与反对派向来所说的无异,指三苏是苏秦、张仪的策士之学,毫无新鲜内容。章上,不报。改诏范祖禹书读行下。

        太皇太后的旨意,虽然贯彻了,但苏氏弟兄之为朝臣侧目的情势,也益发深重了。

        正月间,原拟召苏轼为吏部尚书,即前函所说的“天官之除”,后来既任命了苏辙为尚书右丞,兄弟同朝执政,总有不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诏下杭州,就改为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

        苏辙对于尚书右丞这一新命,内则不敢超迁于老哥的前面,外则凛惧于同僚的忌嫉,连上四状,辞不接受。状言:

        伏念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尝兄之力也。

        顷者,兄弟同立侍从,臣已自愧于心。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苏辙求与老哥一同退守侍从,使与现实政治权势,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确实是个比较安全的处置。无奈太皇太后之重用苏辙、召还苏轼,用意本在牵制执政,所以仍然诏示不许。

        苏轼在杭州奉诏,也立即奏请辞免翰林学士承旨,拜发了第一状。他的立场,亦是亲嫌理应回避,如言:

        ……窃睹邸报,臣弟辙已除尚书右丞。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将来接替知杭州事的,是苏轼的老友,与他同应开封举人试,在仕历上亦步亦趋的林希(子中)。他以天章阁待制知润州,调知杭州。苏轼很高兴林子中来接他的手,有许多地方未完的心愿,希望子中能来完成。

        苏轼奉诏还朝,杭州是无法留恋的了。一向乐观的他,以为既有苏辙在朝辅政,而他的处境,太皇太后也很明白,只要表示坚定的心,请求再行外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心里还很轻松。

        不过,杭州的朋友,西湖的山水,即使是堤边的一草一木,行路的男女老幼,处处都似连系着感情的脉动,一时真不容易放开。所以,自有内召消息以来,苏轼湖上漫游的行脚,更加勤快了。

        二月,杭州的天气,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来了,陪他雪中游湖。过些日子,龙山真觉院的瑞香花开了,他们又一同去赏花。

        这瑞香花,有黄紫两种,有紫瓣而金边者,初产于庐山,后来广植于各处。据(咸淳)《临安志》:“东西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锦熏笼,色香清远。”然而,这已是南宋时事,苏轼为守时,却以真觉院的瑞香花为最胜。轼诗篇首言:“幽香结浅紫,来自孤云岑。”可知这是紫色而传自庐山的那一种。

        曹辅和其他坐客都说这不是瑞香,是紫丁香。苏轼笑子方不识:“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连作三阕,其第三阕专为瑞香辩证: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

        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秾,怕见此花撩动。

        作为一个中国旧诗人,必须通识草木虫鱼之名,原非易事。现在插入这段闲话,实欲见出苏轼的性格,认真而又好胜,即使是这种细碎的花名之争,他既不肯含糊混同,而又那么恣肆地调侃他的朋友。

        越州太守钱勰(穆夫),几于同时被召,从班再知开封,苏轼作《临江仙》送他先行。对于仕宦生涯的奔走四方,他深有感慨。如言: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即将离去杭州的苏轼,只有尽量抽出时间来,山南山北地跑,身在春日二、三月的西湖风光里,山寺闻钟,湖边策马,消解无可奈何的离情。苏轼胸中久已蕴积一个极大的愿望,追寻白乐天所能得到的悠游林下的那个旧梦,忽又在心廊回荡起来。

        当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辙得除起居郎,兄弟同侍皇帝迩英阁读书时,苏轼就曾有过这个想望,留着“子由服侍娘娘”,自认“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希望就可抽身退出这个现实政治的圈子,其时,距他起复还朝,还不满一年,而且正在扶摇直上青云的时期,他已抱有怀退之想,“世缘终浅”,苏轼自知他终究不合是一个富贵场中的人物。

        苏轼在杭州,曾遇善于看相的程杰,作诗为赠,也说:

        书中苦觅元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白乐天做过杭州和苏州两地刺史,后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其后遂以刑部尚书致仕。宦游三十年,退居洛阳,疏沼种树,构石筑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与和尚结香火社,文酒自娱者二十年,以七十五高龄逝世。

        苏轼非常羡慕白乐天这“水畔竹篱边”的闲居生活。现在他从杭州太守召还,行年五十六岁,倘及此告退,如与乐天一样能活到七十五岁,则也一样可有二十年的闲居之福。在这美丽的幻想里,苏轼自言不如乐天者,他还有个樊素,名花伴老,然而,苏轼岂不自有一个深爱的朝云?

        离杭三日前,往别西湖南北山诸道人,下天竺的惠净和尚赠他一方丑石,作三绝句,诗题也说:“余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诗之一曰: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善相的程杰似乎也没能看出他以后还有那么大的风波,还有那么一段九死一生的艰危。即以目前而论,好不容易逃出九陌红尘的火坑,到西湖边来透了一口闷气,如今又得硬着头皮回去,能不能够再逃出来,实在也很难说,虽然他自己似乎还很乐观。

        杭州的同僚,在西湖上设宴饯行,刘季孙有诗,马瑊有词——赋《木兰花令》送别,苏轼各有和作。兹举中玉词,以见僚友对他的感情: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

        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

        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

        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

        苏轼自别西湖,不论何时何地,惓惓难忘。不幸的是此别以后,果然再也无缘重到杭州。

        苏轼决心不愿留京供职,所以单身一人上京,一面上章力辞,只望途中就能得到朝廷别给一郡的恩诏,他就可避过汴京城中无谓的麻烦。

        元祐六年(1091)三月初九,苏轼自杭州西郊下塘乘船离杭,因为这次水灾以苏州和湖州的情况最严重,所以他要从水路绕道灾区,亲自勘察一个明白。于是决定先赴湖州,溯吴淞江,再至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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