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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惠州和陶

        一个出身农家,长于西南小城,自少浸淫在诗书、美术和大自然怀抱里的青年,一自误入仕途,便跌落在样样与自己性情相违的现实中,三十余年,无法自拔。这三十余年中,看尽了人间的不平、官场的丑陋、士大夫们的寡廉鲜耻、权力斗争场里的诈伪变幻,总算熬到暮年,应该全身退出这走错了一生的道路时,不料还要再度遭逢生死边缘的祸患,被贬过岭。

        任何一个人,到此悲惨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丰富,内心的冲突也越激烈。苏轼今日,既已被忌于权力世界,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无所归着,则此未死的余年,总须有个寄托。崇信道术,是宋朝知识社会普遍的风气,而罗浮又是丹鼎派法坛之所在。于此,神仙世界里的各种幻想,就在他眼前闪烁出瑰丽的光芒。

        然而,神仙世界终究只是传说范围里的幻想,海上三神仙,总只存在于烟云缥缈之间,丹药吃多了要送命,则如何建立一个足以抵抗苦难、重归自然的实际生活,毋宁是苏轼目前更为急切的要求。于是,他回过头来,要找陶潜为师。

        渊明出身于天师道世家,与道教也深有渊源,但他并不相信神仙之说,诗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另辟蹊径,另外构思出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理想国来,将这构想非常完整而具体写出的,就是和诗。

        陶渊明认为人与万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够用一片平等心来领悟自然的本态,享受自然的和谐,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体,遂能徜徉自得,上观四时的运行,俯览花木的荣落,以回归自然的精神打破时间的界限;现象虽然因时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质却并无差异,人与万物同是天地间的无限生机,人与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没有任何冲突。

        苏轼自己说,南来以后,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难中兀立不倒。他作《和陶读〈山海经〉》诗中,引葛洪和陶潜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并且认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绘一幅“三士图”,以为学道虽然晚于葛洪一步,而作诗却未必不如渊明。

        陶渊明并不生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隐士,少壮时代,曾经崇拜田畴、荆轲那类人物,是个“抚剑行游”的游侠儿,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断地立即归去。他之回归自然,一半出于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产生的反射。

        渊明晚年,气概不衰,仍然是个不为时移、不为势屈的倔强老人。苏轼认为渊明这种性情,颇有与自己近似之处。

        经历挫折,而皈依自然,渊明诗《归田园居六首》,最能表达那份与自然同乐的精神。兹举其第一首为例:

        这些诗篇,给予苏轼非常强烈的共鸣,因此下定决心,尽和陶诗。

        那是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四日,苏轼往游白水山佛迹岩,洗温泉浴,在悬瀑之下晾发。傍晚,浩歌而归,不觉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荔枝树上结实累累,个个都有芡实那么大了。荔园的主人,是个年已八十五岁的老叟,对苏轼说:“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时,希望你能携酒来游。”

        苏轼回到家来,躺在床上休息。听儿子过在朗诵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六首》,不禁顿生感触。不说别的,即如第一首中那两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岂非都是苏轼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语,心所向往的生活?渊明所描画的村居,随处皆是,随时可得,这才是今日苏轼唯一安稳的出处。因此即从床上跃起,下了决心,要于扬州和陶《饮酒》之后,续作《和陶归田园居》,然后“要当尽和其诗乃已”!

        这个决心,不比等闲,尽陶渊明一生所作的诗歌,一一步韵和唱,虽然陶诗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个天大的心愿了。

        以诗人生活而言,渊明所写的田园之乐,已经那么动人,而陶潜另一美丽的想象——混合传闻的事实,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则更令人向往。

        桃花源,那是一个男耕女织,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待完的税课,没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会;男女老幼都过着自然的生活,不用劳心,没有争夺的自由乐土。这个样子的社会,对于一个不容于现实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实是太大的诱惑。

        桃花源真实的地方何在?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居民,到底是从哪里、从何时来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这许多问题,历来的文人,穿凿附会,争论不休。

        苏轼认为世传桃花源事,多过其实。渊明所记,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为避秦乱逃到了这个地方,渔人所见,是其子孙,并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杀鸡作食”的话,苏轼说:“岂有仙人而杀生者?”《和桃花源诗叙》说: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陈寅恪作《桃花源记旁证》,主要是考证它纪实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实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坚的“秦”。苏轼认为世间类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陈寅恪非常推重,认为“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

        其实苏轼认为桃花源人间多有,作举南阳和青城两个实例,以及他曾梦见的仇池,皆实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长寿。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这一点,目的是强调他一定能够得到避世的桃源,用乐观的精神来安慰自己心里的空虚和彷徨。

        渊明与子俨等疏里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苏轼认为渊明这句老实话,与他同病。

        陶和苏都是深沐儒家教养,个人道德严正,责任心极重的人。陶作《荣木篇自序》说:“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咏贫士》诗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像这类话,苏集中也俯拾皆是。苏轼南迁途中,还说:“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反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两个都是“志士不忘在沟壑”的人物。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过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须彻底放弃物质欲望,才能不为外物所役,就不为别人做奴隶。虽然渊明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饥寒贫乏的日子,但他“忧道不忧贫”,活得很快乐。苏轼出处虽与渊明不同,“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但他向不重视金钱,到手辄尽,所以到祸患来时,安家费用还须弟弟接济,自己所带一点薄蓄,到了惠州,却因提倡做社会公益事业,几乎全部花进去了,写信给南华长老说:“书生薄福,难蓄此物。”所以不如花了,反而觉得身心轻安——观察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最能正确反映这个人的品格。苏轼在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和陶贫士七首》中,论陶之穷,却曰:“俗子不自悼,顾忧斯人饥。堂堂谁有此,千驷良可悲。”说自己的景况,则曰:“遥怜退朝人,糕酒出大官。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真是,世上岂有堂堂男子汉而向贫穷低头者。

        渊明有张破琴,弦坏了,也不修配,作诗说:“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赞道:“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

        人须如此淡泊,才能随遇而安,进入回归自然的生活。苏轼《和陶归田园之一》曰:

        人要能够不向物质低头,则贫乏不足困人,祸福皆无缘而至,人便可从世网中解脱出来了。又如:

        人须不肯苟同于人,才有独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气象,这一点他和陶潜没有两样。

        唯有在评论历史人事上,陶与苏的观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两人训练不同,出处相异:陶只是个纯粹的田园中人;而苏不然,无论怎样,他总是一个曾经参与过现实政治的人,凡事看得较远较大,论史的见解,就不一样了。如渊明咏荆轲,逞其爱好豪侠的性情,通篇都是赞叹,结语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而苏轼则认为秦始皇积恶如山,杀父囚母,不容于天,一定会自取灭亡的;燕太子不能忍耐,将国运轻托有勇无谋的狂生,认为“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苏轼在惠州两年间,作和陶诗几达百首。关心他的黄庭坚,虽然远在黔南,听到这个消息,作偈子说:

        绍圣四年(1097)冬,苏轼已谪海南,特自检点从扬州《和陶饮酒二十首》起,连同惠州和作,共得一百零九首,编集全稿,寄与在雷州的苏辙,要他作一篇集“引”(序),附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轼此书,已将他细和陶诗的本末因缘,说得明明白白,所以苏辙撰“引”,将全部原文引入。

        苏辙接到这部稿本,当即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恰巧是苏轼六十二岁的生日)于海康城南之东斋客寓,写了《子瞻和陶渊明诗引》: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前揭原书全文)……

        引用苏轼原函之下,苏辙本来写的是:“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苏辙所写的这段话,殊与苏轼的意思不合。苏辙不深了解渊明,所以会说他“才拙”。其实,渊明之拙,正是古今来学陶者所不能至的天分与机趣。至于文中再提到“仕至从官,出长八州”,正是乃兄今日极不愿说之事。所以苏轼提起笔来,将他改了。续曰:

        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此下,仍接苏辙原作: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于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绍圣丁丑(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苏轼和陶这个工作,并不到此为止。自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四年之间,不断续写,真正做到“尽和其诗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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