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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母丧

        老苏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变出不意”,父子三人仓皇出京,奔丧返蜀。

        王素非常看重这位后辈,以后叫他的儿子王巩(定国)从苏轼问学,此后,他们两人成了患难与共的知交。

        老苏外出求仕,她更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担当起来,经常陪伴儿子,青灯共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本已很难,尤其是房份间经济环境发生高下的变化时,更不易处。程夫人是个有见解、有胆识的妇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在纱縠行街上赁屋而居;但在宗法社会里面,这是一件不易得人谅解的行为,她也无可奈何。

        老苏外出两年回来,一事无成,戚党里邻间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长的女儿又不幸既嫁而死,导致老苏和她的母家闹得那么决绝,断绝往来的是她的骨肉血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逆来顺受。

        丈夫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媳妇看家,最多不过四十余岁,何以忽然逝世,诚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

        苏轼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县,他就常到那里去玩。他夫人的族叔王淮奇(字庆源,又字子众),住在瑞草桥,做过多年县衙门的主簿、户掾之类的小官,待人和蔼可亲。他家自酿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苏轼一到,淮奇就约了杨宗文(君素)、蔡褒(子华)诸人,携酒带菜到江岸边,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云,听江上的涛声。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多,但是一点隔阂也没有。日后回忆,苏轼只想早日“归休,相从田里”。只要说到这个,他的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书,称病请辞外,并条陈十事,大体上均为指陈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进的建议,以自解其辞不应召之罪。

        苏洵为程夫人茔葬于武阳安镇山下。山分左右两股,中间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潴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名曰“老翁井”,虽旱不竭。苏洵在泉上筑了一个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养两个孩子的辛苦:“惟轼与辙,既冠既昏(婚)。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而现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惊叹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而生者的哀伤是“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了。

        程夫人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苏家,不以清寒为嫌,认为只要大家努力,未尝不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她的丈夫游荡不学,口虽不言,心里总是抑郁难解。幸得苏洵自己觉悟,下帷苦读,她便抖擞精神,将全家内外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不让丈夫分神。

        老苏个性刚强,责人甚严,对他的夫人,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厌薄他的故乡一样,也厌薄他的夫人。程夫人只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将她一片心血,寄望于两个儿子,但是等到她的两个儿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则又撒手人寰了。

        从这信中所说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对蜀人的经济压榨和剥削,经历百年,还一点也没有改善,苏轼痛心桑梓,疾奋一言。

        苏轼很喜欢喝酒,虽然并无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样过瘾。他的族叔慎言,是个道士,住在蟆颐山下的道观里,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观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个海量,一口气喝个二十大杯也不醉,他们传杯递盏地喝个够,便大声歌唱。“当此时也,”苏轼说,“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三苏回到家门,只见屋庐倒坏,篱落破漏,正如一栋逃亡无人的家屋,如今新丧在堂,更增一重凄凉空洞的光景。老苏在京,甚不得意,这次又经溽暑之下的长途奔波,回来后,疾病侵寻,自己觉得不数日间就忽然变成了一个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来,谢绝与人过往,杜门不出。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后来继妻的胞弟,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苏轼很喜欢他,江边饮酒回来,天也黑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与王箴对坐在庄门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地闲话,过一个清静闲适的夜晚。、辙在乡,依礼守制。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镇上,有个猪母泉。传说百年前,有头母猪在此化为泉水,泉中有两尾鲤鱼,常人不能见。有一次,苏轼与其妻兄王愿玩到此处,苏轼俯视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见鲤鱼了。”王愿不信,于是两人作了一个祷告,不久鲤鱼果然浮出水面,王愿大惊再拜。

        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中书省札子下眉州,以两制议上欧阳修的荐状,召苏洵赴京“试策论于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老苏甚不满意,决定称病请辞。

        嘉祐三年(1058),宋朝名相王旦的儿子、龙图阁学士王素(公仪)从定州来知成都,苏轼以在籍进士的身份,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的问题,上书进议有关蓄兵赋民之事。略曰:蜀人劳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犹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而,民困已深时,是为政者最容易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希望他不要错过。国家向老百姓收税来养兵,两者应该兼顾,不能厚此薄彼。兵士离心,还是小乱,民怨深积,却足酿造大乱,所以希望他两存而皆济。又说,天下不可能完全没有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够公开接纳诉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现在,老百姓有冤无处申,申诉了也不听,甚且指为凶民,阴中其祸。吏治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就无死所了。

        半年后,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苏洵再辞,同时上书欧阳,解释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于门下。他又说:从嘉祐元年丙申之秋,公进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余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数月而至京师,待命数月,得就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考官评阅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年载间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老苏对于官场的泄沓,对于朝廷之以众人待之的不平,跃然纸上。

        老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读书人,最大的不满,是朝廷要“试而后用”。《答雷简夫书》曰:“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尧臣书》曰:“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穷。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

        然而,二十四岁的儿子,则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而志气如虹,当他的朋友宋君用将赴京师,苏轼作诗赠行,认为扩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个譬喻,生长在山上石溪里的鲤鱼,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气,而溪岸石密,无缝可钻时,定将窘迫得有如涸辙之鲋。所以,必须超越小溪,奋然跃往大江大海,而与浮沉浅水的群蛙道别。苏轼鼓励他道:“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望能有用于世,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样,非但不能分割,甚至无可选择,只有这一条通道。所以他进一步说:“我非田农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年轻的新科进士,对政治抱着无比的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他鼓励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读书为求世用,就不能不奋然跃入政治这个大海里去,发挥生命里的光和热,进入权力世界里去,才能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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