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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党争的发端

        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将举行郊祀,执政以河朔伤旱,国用不足,乞请南郊勿赠金帛。帝召学士会商,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常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则以为:“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是由于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之故,徒节用为无益。”

        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武帝之不明耳。”

        这次御前会议的争论,是这两个时代巨人观念对立,第一次发生的直接冲突。

        王安石抱有极大的理想,要富国强兵,以救国家贫弱,所以认为区区节用,无济于事,而司马光则是实事求是的稳健分子,认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节用以积余财,培养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与司马光,品德学问,都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同负社会重望,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又完全不同。荆公是经学家,著作有《三经新义》,他是个高调子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诵述尧舜,执持周礼,他所要实施的新法,都从古制中传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于《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于《周官》;保甲之制,起于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则如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他认为宋代开国百年,至今贫弱已甚,但幸天下无事,正宜及时讲求正道,本诸先王之意,变更法度,为富国强兵之计。

        而司马光则是史学家,所以编纂,他是个标准的经验主义者,以为生今之世,时与古异,三代的古制,极不适用于今日。所以他主张有选择地承袭近代汉唐相治的法制,仍须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应用。

        温公认为仁义是治国之本,有为之政,往往背义而言利,利国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认为治道“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而已”。

        这两个政治思想绝对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锐的对立。宋代实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质上就含有政党政治的特性,于是王荆公成了革新派的领袖,司马光做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从地缘关系来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精神,而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稳健和保守的传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执政,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甚不以为然。一日,光侍讲席,讲述曹参代萧何的史事,从而论及变法,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起而辩驳,两人竟在御前争论起来。

        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以罢黜,不可使执政侵犯它的职权。今又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

        惠卿语塞,就掉转头来对司马光做人身攻击,声色俱厉,纷訾不已。皇上说:“相与论是非,何必如此。”

        既罢讲,司马光气貌温粹,而吕惠卿则怒气冲天,过了许久,还说不出话来。

        旁观者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着。”

        当时反对新政的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都很器重苏轼的才华和人品,也都欣赏他的议论,鞭辟入里。盖因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人类后天的浇薄,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备,故上皇帝书曰: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上,加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愿闻,也与神宗的愿望南辕而北辙。

        新政的重点,在于富国,是要以政治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充裕府库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变本加厉,唯利是图,使青苗法变成强派的“必借之债”,免役法使贫民不免于追逋,保甲法使农民不得安于畎亩,市易法成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为“聚敛”,甚至不惜严刑以求利,斫丧国本,为害甚烈。苏轼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安石推行新政,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推移,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赏来推动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乐赏,就不择手段以更重的严刑酷罚,来压迫小民,贯彻法令。安石这样的做法,使他倾于法家的唯法主义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穷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苏轼对法家的攻击,更是激烈,他说: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服膺儒学的苏轼,自少反对法家,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其端,后作《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苏轼坚决反对新法,针对时事,特别攻击“聚敛”和“法家”两端,在当日保守派的议论中,确实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语言文字,又那么愤激,含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量,足以风动四方,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馆阁清流间不良舆论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怀疑是苏轼鼓动起来的。

        安石对三苏的为学,本来存有甚深的偏见,认为苏氏所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霸术,正是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敌人,所以一提到苏氏,总认为他们都是“纵横策士之流亚”,表示不屑的态度。

        当苏辙辞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时,神宗有意用苏轼来接替这个位置,以此就商于安石:“苏轼如何?观兄弟俩的学问,颇相类似,可使代辙否?”

        安石对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

        神宗问:“如此则正宜配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轼兄弟学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闻声口。

        不久,神宗对司马光说:“谏官难得,卿为朕择其人。”司马光退而举苏轼、王元规、赵彦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对道:“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马之荐。

        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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