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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苏轼之所以求为东州郡守,只为能与济南的弟弟苏辙较为近便,密州风土之不能与江南比论,他心里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诗说: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

        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

        既到密州之后,则满眼尽是天灾人祸,纠结一团,互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尽心尽力做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别奏闻朝廷,上书相国和元老,请求救援。整整忙了两个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忽又害起病来,卧床好几天了,情绪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说:“……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一个满怀抱负的志士,竟将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炽炭,暗随年月,默默销熔,心情之苦,可以想象,而最不堪的则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彷徨无主,次韵答乔太博诗,所谓“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运播弄的一腔恚恨。

        刘攽、李常寄诗来问他密州近况,次韵答诗曰: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除了蝗虫、盗贼之外,密州更多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一路巡行,亲目所见,心实不忍。

        他就筹出一笔经费来,凡是养不起婴儿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已生,就不会再被弃了。

        在密州,不但再也没有弦歌侑酒的热闹场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岁不得超过百石,酿造逾额,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乔太博“莫笑银杯小”,诗说:“……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赵明叔(杲卿)教授家贫好酒,而苏轼则苦于无酒请客,次韵诗说:“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书簿帐。”王驸马(诜)送他家酿碧香酒,苏轼本于“宝剑赠与烈士”之意,也拿来送与这位酒友。

        过了年后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节,苏轼不禁怀念此日的杭州。两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恋花》词: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超然台记》里也说: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行、住、游、观的差异如此,而饮食风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蒋夔寄茶》诗说:

        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

        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小鱼)腥盘筵。

        厨中蒸粟埋饭瓮(山东人埋肉饭下而食之,谓之饭瓮),

        大杓更取酸生涎(山东喜食粟饭,饮酸浆)。

        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

        幸而苏轼不论南北,都能随遇而安,适应这些生活小节,并无很大困难。只是新法实行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长官,无以应付宾客,这才使他大为叹苦。

        宋太祖当年废藩镇,命士人典全国州郡,设置公使库,除正供之外,地方余利,概归该库,州郡长官有权支配,供过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员赴朝,亦不必自行齑粮,用以厚养士大夫的廉耻。新法实行后,地方余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钱暴减,苏轼因此常常叹穷。他与通判刘廷式二人日常沿城寻觅废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这一行动,也是有典故的:

        唐朝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在书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为食,至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他还照样嚼食,且作《杞菊赋》一篇以广其意。苏轼本来还不大相信这话,以为士人不遇,守穷节约就可以,何至于因饥饿而嚼啮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况,始信天随子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作《后杞菊赋》,叙曰:

        ……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苏轼自嘲道,日坐堂上,俨然是个太守,前有宾客来造访,后有掾属的趋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后忙到酉时(下午六时),连一杯酒都没得喝,只好摘点草木来骗骗嘴巴,对着餐桌直皱眉头,举起箸来真是不堪下咽,只想呕吐。……其实这都是夫子自嘲之语,实际情况是公使库钱短绌,没有能力设酒会客,寂寞不堪而已。赋中有一段解语,充分流露庄子的齐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层出不穷的苦难,迫人自寻疏解:

        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这是实话,枸杞和野菊,都是药草,枸杞属于茄科,是生长原野路边的落叶灌木,其果实为枸杞子,皮为地骨皮,有增强精力、返老还童之功。苏轼服用一年后,获得显著的药效,颜面加丰,气色旺盛,他最担心的白发也日渐转黑起来;野菊有明目之效,对于时患目疾的苏轼,当然有益。所以,说嚼啮杞菊疗饥,固是诗人的夸张之辞,以此养生,则是事实,但以堂堂太守之尊,亲自采药原野,也算得上是穷境了。

        住过一年,对于当地风土人情,慢慢习惯起来,精神也渐次安定。苏轼便差人到安丘、高密的山上去采伐木材,来修理破败的官舍、荒芜的庭园。动工后,发现园北有一废旧城台,台上视野很好,顺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凉、可以登临眺望的休闲之地。南望是若隐若现的马耳山、常山;其东则为庐山;西望穆陵,隐然如城;北为浩淼的潍河,风景甚是壮阔。苏轼要老弟给它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它为“超然台”,理由是: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记曰:

        ……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在(熙宁十年作)中发挥得更透彻。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人为主体,人居“物外”,来欣赏物,则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为主体,人陷“物内”,而随物之得失而流转。所以“游于物外”,乃是“无往而不乐”的条件。东坡少时读有“深得我心”之叹,这种喟叹在后来现实政治的诡谲诈变之中,在争权夺利之中,在自己横遭诬陷之中,转化成透彻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庄子的超越现象世界,“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的哲学,才能打开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以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

        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赵杲卿(明叔)家贫好饮,不论酒好酒坏,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里常常挂着一句胶东俗谚:“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认为这句俗语“其言虽俚而近乎达”,就扩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兹录其一: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密州为汉代盖公的故里,但年代湮远,已无子孙故迹可寻。苏轼于黄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会所,名之曰“盖公堂”。

        秦自孝公至于始皇,立法更制,对老百姓施以严酷的统治,曹参亲见战乱之余民不聊生的痛苦,初为齐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问齐国的长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无从定策,访得胶西有个盖公,善治黄老之术,派人请他来商讨。盖公说:“治道清净,而民自定。”推类尽言,皆是与民休息之道。曹参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将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用其言而齐大治,后来又以其所以治齐者来统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

        熙宁变法,实施新政,只为急求有功,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实施聚敛之政,实与暴秦无异。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剥削殆尽。苏轼自恨不在其位,无可挽救,更感叹近三年来,执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医国之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苏轼此时向往盖公黄老之治,盖深感此时“与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为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所刺激,决然权罢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辞位。

        安石既去,神宗诏以韩绛、吕惠卿、曾布三人共同执政。吕、曾二人最先发生内讧,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枢,韩绛虽然职掌中书,而碌碌无所作为,于是大权就落入吕惠卿一人之手。

        吕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为安石竭力援引而骤至执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东山再起,一面排挤韩绛。韩绛没有能力制伏这匹政治上的劣马,密请神宗复用安石,帝从其请,惠卿图穷匕见,列数安石兄弟的缺点,上奏神宗,哪知神宗对安石的信赖,岂是惠卿所能摇撼。帝将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即是指此。

        安石奉诏,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间,韩绛、吕惠卿两皆罢出。

        像这个样子朝三暮四的人事变易,苏轼作《盖公堂记》,喻之为“三易医而病愈甚”。这段托讽时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经济手段,洪迈《容斋五笔》更认为可以做作文立说者的典范,而叹为“东坡文章不可学”。故录该段原文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

        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夕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

        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苏轼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经完全失掉原则,只被争权夺位的政客们所摆布,“三易医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杂药乱投,国家的危亡,可以立待。当今之时,盖公所说的“治道清净,而民自定”的话,值得三思,于是借题发挥他那一片忧时的怀抱,作《盖公堂记》。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非常高兴。这个中秋夜,虽然大家一起欢饮达旦,为自来密州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起在济南的老弟来了,大醉,作《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从自然的流变说及人事的无常,从一种孤高的气氛中,透露出作者旷远的胸襟,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中的绝唱。

        十一月,告下,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其时,天降大雪,与客饮于山堂,《与周开祖(邠)书》说:“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来代,先自荆林马上寄诗相告,苏轼答诗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此篇移交致词,尽是对密州老百姓的怛恻之情,唯此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成就一个人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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