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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士院风波

        苏轼擢升中书舍人,还不满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间,又蒙太皇太后诏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金马玉堂的翰林学士,位三品,是侍从近臣中的高阶职官,地位超越给事中、六尚书。

        翰林故事:学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双双引至朝堂而止;给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状,只以尺纸直书其事,品位清华,从可想见。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间,但凡听到有人新任翰林学士,便称“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荣,竟至如此。

        然在苏轼,起自忧患未久,一再升迁,已遭他人侧目而视,现在更有新命,预见必将招来许多嫉妒,转生无穷烦恼。因此一再恳辞,却不蒙太皇太后允准。

        宋制,两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须举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袭唐朝的旧制,唐则常参官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自代,目的是扩大延揽人才的门径,被举的人,只是登记储备,并非真欲进用。

        苏轼举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黄庭坚。

        庭坚初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与王安石门下的陆佃共事,观点不同,时生龃龉,工作甚不愉快,而苏轼举以自代的状文,则推重备至,如曰:

        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苏轼始供翰林学士职,官中派遣西头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到苏宅来传读圣旨,宣召入学士院。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举行宣召礼。唯有翰林学士,则必宣召。那个气派,真所谓已极儒臣的尊荣,故《谢宣召入院状》说:

        里巷传呼,亲临诏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伏以朝论所高,禁林为重。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

        学士院设在宫禁内,非内臣宣召,不能进去。学士院的院门之外,另又设置一道复门,也是因为该院直通宫廷,门禁非得那么森严不可。

        宋太宗于汴京西郊凿金明池,简称西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地在顺天门外,池九里三十步。每年三月一日起开放,准许士庶入园游览,至上巳日帝驾临幸毕,即关闭。每岁朝廷赐二府从官宴及进士闻喜宴,皆在西池举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时此事。

        苏轼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游西池,宋肇(懋宗)亲见都人聚观翰林公出游之盛,作诗征和,黄庭坚次韵诗曰:

        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

        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遨头,蜀人俗语,谓游乐也。此诗所说金马玉堂人物的威仪之重,以及被社会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苏轼还朝,不到一年,扶摇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后对他帘眷之隆,只是使他自感两肩沉重,深为踧踖不安。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学士常为宰辅的后备人选,搞政治的人,对这方面最为敏感。诏命既颁,朝士们就纷纷议论起来,认为照这样快的进度发展下去,苏轼迟早会拜相。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苏轼拜相,照他这种善善恶恶、毫不假借的脾气,别人还怎么能“搞政治”?他们有意要给他兜头浇桶冷水,以杜后患。

        有两个现成的掌故可用,一是从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咨询韩琦的意见,韩说:“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现在不是大家都在骂王安石吗?又如孙升曾对司马光说:“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

        现在,孙升为侍御史奏曰:

        辅弼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今苏轼之学,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苏轼自知生性甚不适于做官,更未期望过辅弼经纶的相业,因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意识深处,寄望较为实际的苏辙,能够发挥眉山苏氏的政治抱负。所以眼见苏辙同月除起居郎,入侍迩英;十一月又擢升中书舍人,这才是他最大的愉悦。

        果然,升迁,在苏轼不啻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头。就职后主办第一次“试馆职”,首由洛学弟子借机发难,随后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也参加了,联合攻击起来。苏轼的预虑没有错,树大招风,是现实政治上必然会发生的风波。

        “试馆职”是学士院的职掌。进士候选馆职,必须试而后用。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自凤翔任满还朝,也是通过馆职试,才得“直史馆”这个职务的。按照规定,应试的进士经大臣保荐,获得省札通知,方具应试资格。然后,皇帝命太史局择定日期,到考试前一天,内侍省还要差官一员充监门,锁学士院,有如现在的入闱,在院内撰策题三道,送请皇上点定一题。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员引导应试进士入院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可领在藏库钱三十缗,充作餐费。试毕,恭录策题,连同试卷,送呈皇帝御批等策。

        这次考试的策问题,共拟三道。第一、第二两题,是翰林承旨邓温伯撰的,第三道“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题,为苏轼所拟。这三道题目由苏轼亲自缮正进呈,蒙御笔点定用第三道,恰为苏轼所撰。

        不料这道题目,却发生了极大的风波。

        这场风波,首先发难的是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师人,与苏轼进士同年,是程颐的得意弟子,以司马光之荐,于元丰八年为左正言,乞罢青苗法,论蔡确、章惇、韩缜等直言耿耿,故苏轼作《次韵朱光庭初夏》诗:

        朝罢人人识郑崇,直声如在履声中。

        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不料现在恶意抨击他的,却是这位老朋友。光庭现任左司谏,他割裂全题中的两段:一是“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二是“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

        既从原题中割出这样本不连贯的两段,断章取义,加以“笺注”,便可据以弹劾苏轼为臣不忠,讥议先朝,控他有诽谤仁宗、神宗两代先帝的大罪。光庭的结论说:

        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为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为也。今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媮刻为议论,乞正考试官之罪。

        章上,太后不相信苏轼会有讥议先帝的意思,明白谏官们寻瑕摘疵,只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诏:“苏轼特放罪。”放罪即免罪之意。苏轼认为他本无罪,不甘被人平白诬谤,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辩道:

        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

        他最后说:“这道策题是经御笔点定的,若有讽讥之意,岂能逃过圣鉴?”这封辩状递上去后,诏又追命放罪。

        其时蜀人吕陶为右司谏,颇为苏轼不平,上疏纠弹朱光庭。他说:“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于是,他揭发此案的真实背景道:

        议者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讪谤,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

        吕陶,字元钧,蜀之成都人。蒋堂守蜀,亲自到州学考课,吕陶时年十三,所作为蒋太守所激赏,誉为贾谊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后来成进士,又中熙宁制科,元祐初召为谏官。

        本来这件案子,尚属简单,不过是洛学弟子为他们的老师报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时,忽然有个谣言说,朝廷以为朱光庭论罪不当,将逐去之,于是司马门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对苏轼,不能不生恐惧心理,趁此机会,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傅尧俞疏论,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岩叟又继起上奏,帮朱光庭说话,疏论苏轼“以文帝有蔽,则仁宗不为无蔽;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虽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苏轼应得之罪。这简直是以讼师们惯用的伎俩,拿来罗织苏轼。苏轼认为洛学弟子以国家赋予的谏权,作为报复私怨的工具,实在可耻;而司马门下的傅尧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韩魏公的幕宾,渊源私交,两皆深厚,现在却为什么也来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觉得政治上的人情诡变,令他非常沮丧。

        二年正月十七日,苏轼再上辩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两人入对,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尧俞、岩叟在太后帘前,却又再度强调苏轼策题的不当。太皇太后愤怒了,面诘道:“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与朱光庭一党吗?”

        这话说得太重了一点,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尧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论,党附朱光庭纠弹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祈谴斥。”——他们只好自掼纱帽了。

        苏轼当朱、傅、王三人联合围攻他的时候,逐渐明白这已不是讲理的事情,也不是那两三个人见解差异的问题。策题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尝有丝毫可以疑似议论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们排斥异己的阵仗,他就不愿再和他们做毫无意义的争论,一切不过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没有是非,从此不再辩白,因为辩白还有恋栈的意思,他只接连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苏轼既已决心请辞,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作书致杨绘(元素),略说他的心事道: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事情闹得下不了场,宰相吕公著出来疏解。因此再有诏命:

        苏轼所拟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然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一时失于检会,札付学士院知。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旧供职。

        宋朝的政治传统,对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见。至于苏轼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苏轼虽然从此保持缄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们还是继续攻讦吕陶不已,以为朱光庭是为乃师程颐报复嫌怨代表洛派,而苏轼、吕陶都是蜀人,洛蜀二党之说,遂不胫而走。大风起于萍末,朋党分立之势,就是这样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来的。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辩。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后认为王觌的话很对,同时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劝太后最好两置不问,而结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抚,后于五月间,命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吕陶为左司谏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傅尧俞皆徙官,双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抚,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虽然苏轼对于这样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办法甚不满意,但他总也不能使太皇太后为难,只是复职视事,但于复职后才再上自辩的第二道札子,愤然说道:

        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同时将经过函告张方平,书曰: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遣,而诸公燮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兼(坚)卧,嫌若复申前请耳。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忤,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

        苏轼虽因策问惹起一场风波,横遭冤诬,然而这次考试于应考进士被拔擢馆职的九人中,却有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张舜民诸人在内,却是一大快慰。

        毕仲游从游已有多年,原任卫尉丞,这次考了第一,补了集贤校理;黄庭坚本为校书郎,亦迁集贤校理、著作佐郎;张耒为太学录,以范纯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晁补之为太学正,以李清臣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中,只有秦观没有参加这次考试,这是因为凡除馆职,必须登进士第,历任完成一定资格,经大臣保荐,才得召试学士院,考试入等,才能除授馆职。秦观当时资历不足,所以未预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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