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南迁,远窜惠州,后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苏过随侍。朝云逝世后,老人生理昼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杂务,都由苏过一人担承,从不嫌烦嫌难,这已非常难得。他还要常常陪着老父出游,游必有诗,则过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娱老人。所以轼作《和陶游斜川》诗中,曾经非常得意地说道:“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
绍圣五年(1098)戊寅岁的上元,军使张中约了苏过到他家去度节,老人独自看家,静观蜥蝎盘在月照的窗上,风吹帏幔,似能听到虫子被震动落地的声音。靠在床上,不觉睡去,梦见了故世已经五年的亡妻同安君。醒后,凄然有感,作诗曰:“……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至元符三年(1100)庚辰的上元节,记起前年此日,独自看家,梦见王夫人的事,不觉一晃又已两年。想到过子从他南迁之初,还只二十三岁,遂尔抛撇妻儿,跟到南荒来,一切家务杂事,靠他一个人操作,这且不说,年轻夫妇如此茫茫无期的隔绝,苏轼虽喜子媳笃孝,却不能没有愧歉。于是作《追和戊寅岁上元》诗,缀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余寓儋耳,过子夜出,余独守舍,作违字韵诗。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不眷妇子,从余来此。其妇亦笃孝。怅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庞之句。又复悼怀同安君,末章故复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余存也。书以示过,看余面,勿复感怀。
破家,本是政治流窜必有的副产品,而忠与孝,皆是人被陷入悲剧才能彰著的性行,俗语所谓“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者,即是此意。但是,苏过也非无所得,《宋史》说:“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只是叔党(过字)“丁年而往,二毛而归”,所付的代价,委实浩大。
苏辙家生了第四个孙子斗老,这是难得的一个喜讯。苏轼高兴得连忙写首诗去贺他。诗中有“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句,成为中国人千年来口头常说的俗谚。又说“不须富文章,端解耗楮竹”,“早谋二顷田,莫待八州督”,则深深表现出他对文学生活的空虚,政治事业的厌恶。
苏过从海船上接到大哥寄来的书信和酒,报之以诗,从弟苏远遂有和作,都粲然可观。苏辙写信来与老哥自相庆幸,轼赋诗寄诸子侄,篇首自况曰:“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这是任何一个老人生命中最大的快慰。“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年龄使人从绚烂归于平淡,苏轼对子弟们的期望,只是非常朴素的耕读传家的统续。
自章惇执政以来,凡是与二苏较为亲近的人,不论其为朋友、宾从或门人,几乎无一不遭祸殃。在这样血腥满地的政治风暴中,为了避嫌远祸,士大夫朋友们绝对不敢再与二苏通问讯,甚至从前日夕相从的门生故吏,也断了音息。流人的孤立和寂寞,都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致侄孙元老书》,自述海外生活情况曰: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年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
《与程全父(天侔)书》说他生活的寂寞曰:
……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
苏轼渡海后,亲如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或其本人也在祸害播迁之中,或则惊惶于政治迫害的刀锋边缘,所以都无法与这位流亡中的老师通音问。老人非常怀念他们,《和陶拟古》诗曰:“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周彦质介绍一个叫郑清叟的士人从惠州渡海来见苏轼,复书云:“李公弼承许远访,何幸如之。海州穷独,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老人情怀孤独,“见人即喜”四字,披沥无余了。
也有风义卓荦、不避艰危的朋友,决心渡海来访。如诗僧参寥要来,被苏轼发书劝止,而他本人随亦遭难,未能成行。
眉州同乡杨济甫要叫他儿子杨明代他来看望苏轼,轼与书云:“某与尊公济甫半生阔别,彼此鬓须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再三劝阻。
妻舅王箴(元直)认为苏轼得意时,大家都去看他,现在落入难中,如何可以不去。所以奋不顾身,从眉山浮江而下,要来儋州。行至中途,听到苏轼内迁的喜讯而止。
杜舆决心卖掉家里一切,要带妻儿到海南来与苏轼作伴,也因苏轼内迁而未实现。
而第一个跨海来访者,则是四海为家的吴复古。
这位子野先生,是苏轼的道友。上年春日,他们还在惠州同游丰湖逍遥堂,玩到日将落时,兴犹未尽,再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到得那里,时已二鼓,两人便同宿西堂,对床夜话。及今追想,为时不过年余,却已遥远得似是隔世之事。盖因人经酷虐的变乱,遂觉以前种种,一时皆已死去。如今面对故人,追想去年今日的欢笑,都成了梦影:
苏轼谪黄州时,曾为东坡雪堂寓客的巢谷(原名穀,后改谷),自从黄州一别,就回故乡眉山去了。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十年后,大苏流窜海南,小苏贬谪龙川,年逾七旬的巢谷,却发奋要从眉山徒步万里,分访苏氏兄弟。别人以为他不过说说疯话而已,哪知巢谷是认真的。元符二年正月,他竟徒步来到梅州。
苏轼接到巢谷从梅州寄来的信,长叹道:“此非今世之人所能,是古人才有的行谊!”
执手相见,不禁对泣。巢谷年纪那么老了,瘦瘠多病,但他还执意要过海去见苏轼。苏辙劝他道:
“你的意思是好,然而从此地到儋州,有数千里路,还要渡海,不是老年人可以做的事。”
“我自知还不会马上就死,公不必留我。”谷答。
苏辙劝阻再三,不听;看他囊中,所剩已无多钱。苏辙也正在闹穷,勉强凑了一点给他,他就动身了。
巢谷坐船行至新会,所带的行装却被一个“蛮隶”窃逃了。后来听到这个家伙已在新州被捕,巢谷赶去,想要追回失物。舟车劳顿,心里又急,不幸就在新州旅次病死。当地无一亲友,由官方草草收殓。
直至元符三年(1100)八月,苏轼自廉移永,才知道巢谷途中病亡的事故。朋友之义,死生之痛,不禁大恸。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巢蒙在眉州,立即写信托杨济甫给他路费,叫他到新州来迎丧归葬,预备等他到了永州,再资助他扶榇回乡。
巢蒙未到前,旅殡需人照管,苏轼又致函提举广东常平的孙鼛(叔静)云:
……闻某谪海南,徒步万里,来相劳问,至新州病亡。官为藁殡,录其遗物于官库。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颇助其路费,仍约过永而南,当更资之,但未到耳。旅殡无人照管,或毁坏暴露,愿公悯其不幸,因巡检至其所,特为一言于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殡,常戒主者保护之,以须其子之至,则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苏轼居昌化,虽甚孤寂,幸在生性随和,经过相当时间后,和土著中几个读书的老者交上了朋友,如黎子云兄弟、符林、吴翁等均是。他们也常聚饮,诗言:“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客逢佳节,也还有人来邀他出门去散散步,如元符二年的正月十五之夜,月色澄明,有几个老书生就来邀他一起出去步月,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来。本集有“上元夜游”一则记事,比诸黄州所作《承天寺夜游》那篇小品,毫无逊色。记曰:
己卯上元,余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昌化不比黄州、惠州,黄州还有江边可玩,惠州还有丰湖可去。在昌化,他只能逗逗路边玩耍的儿童;独自站在溪边三叉路口,看看路上的行人;已经半个月没有醉饱过,想到明天,人家要祭灶了,也许会有人送点祭余的剩菜来……作《纵笔》三首: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后来,他又收了一两个学生,一是本地琼山人姜唐佐,每日都来问学,连续有半年光景,时复陪伴老人夜谈,喝建茶,啖菜饭。老人致书说:“夜话,甚慰孤寂。”然而为时未久,唐佐又要回琼州去了,前来辞行,苏轼写《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赠与,跋云:“……子归,吾无以自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
江阴士人葛延之,热心求师问道,从江阴担簦万里,绝海求见,苏轼留他在昌化住了一个月。延之请教作文的方法,苏轼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
延之拜领其教,有豁然贯通之得,亲制龟冠以献,苏轼接受了,还作一小诗相赠。元符二年(1099)间,次子苏迨寄来家书说,京师盛传苏轼已在海外得道,乘一小舟入海,一去不返。元符三年的清明前后,有个从广州来的人传说:广州太守何述也说苏轼已在昌化失踪,只余一领道服在,盖已“上宾”。这类谣言,从前在黄州时,也曾发生过,现在同样的谣言又起,苏轼记曰: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宫在斗牛间,而退之身宫亦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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