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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传(全3册)二 被台谏围剿

二 被台谏围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何况王珪侥幸登上相位,急需干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愿为打手。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没有办法议论他;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们又以集体围剿的方式,使尚义而好名的神宗无法回护。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继起者,亦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冒头,显与何正臣互为呼应,其下正文,则独选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

        伏望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以上两件,神宗批交中书复议。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舒亶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监江宁酒。

        舒亶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

        其间,有个国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举淮东常平,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奏状说:

        昨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显涉讥讽,乞赐根勘。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二日上札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取进止。

        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丰四五年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中书侍郎,俨然执政矣,其后跟着朝局转变,党章惇,谄蔡确,无往不利。王文诰说:“数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以这样一个奇才,掌握典宪大权,苏轼的性命,岂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请先罢苏轼知湖州的现职,并请差员“追摄”(追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罢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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