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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传(全3册)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举这阕,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

        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断崖,传说是周瑜大破曹军的古战场——赤壁,断石堆云,惊涛裂岸,风景最是优胜。是年八月六日夜间,天朗气清,他兴致特别好,便带了苏迈,划只小船,第一次夜游赤壁,其时适有杭州的辩才、参寥两位僧人所派的使者来黄州向他问候。游罢归来,他即乘兴写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记,当作复书,寄与参寥:

        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秦观)也。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

        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正月望日,作豆糜以祀门户。先以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其夕,迎子姑神以卜。

        这不但是荆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经成了当地的节令行事。苏轼有个黄州新识的朋友潘丙来告诉他:本地有家郭姓侨户,扶乩降神最称灵验,苏轼还在来黄途中的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说:“苏公将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苏轼便约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参观。降坛的乩神,名叫何媚,字丽卿,莱阳人,生为寿阳李景之妾,被大妇于正月十五夜暗杀于厕所,天帝悯怜她,命为厕神。有问必答,如响斯应。她居然知道苏轼已经在座,乩言:请苏公稍留,她将赋诗作舞娱公。一霎时作诗数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皆有妙思,杂以笑谑。苏轼问:“某欲做一黄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盘上写出一首绝句:“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

        再问:“予欲置一庄子,不知如何?”

        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应歌作舞后,再拜以请道:“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苏轼果然为她作了《子姑神记》。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称天神李全,以箸为笔,置笔口中,书写篆字。字虽不可识,但苏轼还是赞他“笔势奇妙”,为作《天篆记》。

        郭家观乩后数日,苏轼到岐亭去看望陈慥,须在途中过夜,乃宿于团风镇,梦见一个和尚,破面流血而来,好像有话要讲,但又不说。醒来,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将这夜梦告诉了陈慥,次日与他相将入山,半路上见一庙宇,中有古塑阿罗汉一尊,仪状甚伟,但面目为人弄坏。苏轼还不曾联想到昨夜的梦兆,陈慥已先悟到:“这莫非就是你所梦见的和尚吗?”苏轼后来就将这尊罗汉运回黄州,嘱托安国寺的住持僧继莲雇工重新装修,左龙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国寺中,苏轼并出资“斋僧”,作《应梦罗汉记》。

        此外如梦中采食古井上的石芝,还记得味如鸡酥,却比鸡酥甜;梦黑肥吏请他作《祭春牛文》;梦一美人给他雪水烹的团茶喝,为作回文诗;梦到西湖等,各各付诸吟咏,低徊不已。

        梦和迷信,以现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产生的潜意识活动。梦是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而迷信行为,则有填充心灵内部空虚的妙用。每个人暗中都有自己的梦,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在游离现实内外的梦境中,获得一切意愿的满足。迷信神异,不但使彷徨无主的心神,得所寄托。人所遭遇的神异,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经验混合热烈的想象,在精神恍惚下所产生的情景。苏轼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独多神异梦幻的奇遇,正是他心灵空虚,热情无所归着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卅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某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话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

        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襄)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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