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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传(全3册)一 远谪南荒

一 远谪南荒

        宋制,谪官奉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

        即日进上谢表,辞告文宣王庙(孔庙),火急治装,率领全家眷口,星夜启程就道了。

        然而,侍御史虞策复言苏轼罪重责轻,再诏:“降官为左承议郎。”按官制:朝奉郎为正七品,承议郎为从七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样。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进。时在梅雨季节,天色阴沉,心情更是沉重。到了距定州西南百里的赵州临城道中时,天气突转晴朗,使苏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甚是高兴。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时,取道于此,却逢连日风埃阴晦,未尝了了得见太行;而今远戍岭外,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有崇拜山岳的传统,因为高山与“天”最为接近。当此晦黯的行程,得见高山岳岳,想到韩愈当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路过衡山,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来定州时,风云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应验。现在远赴谪所,则天气已经晴朗,岂非不久可赦还的吉兆?与韩愈的经验一样,苏轼仰望丽日晴空的太行山脉,精神为之一振,便对儿子们欣然说道:“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的吉兆。”

        继至相州南四十里的汤阴县,旅途饥疲,遂在道旁摊肆里打尖。大家停下车来,喝了豌豆大麦粥。

        苏轼要儿子们注意,苏家环境,今不如昔了,现在黄尘蔽天、赤地千里的路上,能够得到“青斑照匕箸,脆响鸣牙龈”的新鲜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须勇于忘怀昨日的“玉食”,则今晨的一盂麦粥,未始不是无上的享受。

        途中作诗寄定武同僚,则曰: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御史刘拯,落井下石,再言:“苏轼敢以私愤行于诏诰中,厚诬丑诋,不臣甚矣。”指的仍是那篇吕惠卿责降诏。于是,朝廷再加重惩处:

        “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

        十余日间,三改谪命,朝局之乱,可以想见。哲宗虽有召章惇为相之意,而李清臣还想抢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现变革,恢复熙丰的旧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异常忙碌。

        闰四月的天气已很炎热,乘着牲口走这么漫长的道路,如何得了。苏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必将死于道途。十四日到达滑州,乃状奏朝廷,请求皇帝顾念八年经筵之旧,准赐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陈留,苏氏眉州乡邻杨济甫派他的儿子杨明(子微)遄程赶来相送。这位晚辈,自言懂得“术数”,他看苏轼绝对不会死于岭外。苏轼听了很高兴,说:“若是应验了你今天这句话,一定为你写一部,以当酬谢。”

        雍丘县令米芾派专使来迎,苏轼答书说:

        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谨。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间,虽然官至殿阁学士,封疆大吏,但却并无积蓄,依然两袖清风,面对流亡,就不免捉襟见肘起来。

        苏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军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苏轼自陈留绕道临汝,往别其弟。

        苏辙的经济情况,原来很穷,所谓“债务山积”者是也。但自元祐以来,久官京师,宋朝的俸禄制度,京官比外任官优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苏轼,常年南北奔走,一点俸给,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苏辙分俸七千,交给苏迈,决定由他带领一大半眷口,住到宜兴去。可以靠那里的一点田产生活,也免苏轼后顾之忧。

        兄弟相聚不过三四天,前途阴雾重重,混沌一片,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匆匆别去,回到陈留,幸已得旨准许舟行,他们一家就在那儿登船续发。

        哲宗既已决心绍复熙丰新政,首即起用章惇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范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右相范纯仁承宣仁太皇太后病榻上谆谆嘱托,竭力奋斗,但也无法挽救这个变局,只得坚决求去,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两范先后罢去,元祐大臣,几已尽矣。

        闰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职,马上援引他的同党蔡卞、林希、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据要津,把持言路,个个弹冠相庆。

        帝又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京,字元长,仙游人。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于元丰末年曾知开封府事,司马光复差役法,阖朝反对,但他固执己见,令限五日之内办好,大家又认为期限太促,绝无可能。唯独开封府如期报办,司马丞相大为欣赏。这次还朝,适逢章相又欲变复役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便与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雇役遂定,似此毫无原则、一味逢迎的小人,奸伪可知;而北宋后期,却将国家命运托付到这帮人的手上,实在可悲。

        苏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经喧传朝中群魔乱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发一样,烧遍了汴京。章惇、蔡卞领头,热烈策划如何向元祐诸臣一个一个地报复,不论已经死亡的,或已贬谪在外的,都要一网打尽。这一伙人凶焰高涨,肆无忌惮,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苏轼的谪命,已经三改。现在章七得势了,对于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惇有为恶务彻的毒辣、睚眦必报的狠劲,祸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严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孙敏行(子发)书说:

        某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

        五月抵边,行至汴上,晚辈晁以道(说之)置酒饯行,酒酣,情绪激越难制,非一发泄不可,素不善歌的苏轼遂引吭自歌古《阳关》一阙。这,岂同平常的筵边唱曲,直是长歌当哭而已!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引苏轼手记一则: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这最后两句勉强自慰的话,实在比痛苦还要感伤。

        苏轼这一路行来,沿途多遇故旧。如至韦城,遇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为感激安诗因撰苏辙告词而落职,特在客邸书《松醪赋》一幅,托欧阳转致;渡黄河,见杨济甫之子杨明;过雍丘,晤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与晁说之饮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载;抵山阳,徐积(仲车)来慰问;至九江,与杭州同僚苏坚(伯固)相晤,其时伯固将赴湖南澧阳,所以作《归朝欢》一曲赠他;至虔州,与俞括入崇庆院观宝轮藏等等,真可以说是交游天下,故旧满路了。无奈再此前行,一过大庾岭,将被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独的恐惧,化作他无限凄凉的高歌。

        门人张耒,向在京师为著作郎兼史院检讨,在馆八年,苜蓿自甘,后擢起居舍人,现在正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事。苏轼到扬州,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特地挑选了两名兵士——王告和顾成,随从南行,沿途照料,一直护送到惠州。苏轼很得力于这两人,与文潜书有: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顾成亦极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风于金陵。初九,儿子们为遵亡母的遗言,再度恭奉阿弥陀佛像于金陵清凉寺,作水陆道场,祈求先灵冥福。佛事毕,苏迈一房眷口,先赴宜兴,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袭,新造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妙相庄严,苏轼也往瞻拜,就在观音前许下一个心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

        续向当涂进发,际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时节,船上闷热不堪。苏轼忽然记起杭州中和堂的东南颊,“下瞰海门,洞视万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萧然的清凉。而他现在所要去的前途则是炎荒的广南,这就使他作诗怀念“独有人间万里风”的杭州中和堂来了。

        距当涂六十五里的慈湖夹,船被大风所阻,停了下来。这条水路,全是韩愈当年贬谪潮州时所走过的路径,韩诗中记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点没有改变。苏轼闷在船舱中,也写下《慈湖夹阻风五首》,首先即说“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一申他那“异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这五首诗,看似平常记行写景之作,其实尽是苏轼此日虽身在苦难中,仍不失英迈自许的气概之作,如:“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政治的暴风雨可以摧残我于一时,而我本明月,无妨志节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世路艰难,何独岭外,只要小心应付,未尝不可逃过;“弱缆能争万里风”——六十老翁,万里行役,何惧之有。

        人生的际遇,常有山穷水尽、绝处逢生的奇迹。五诗中的第二首,即是写此秘密的心愿: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一个人被命运投弃于水天无际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彷徨中,突然看到有卖饼的小船过来,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没有蓦然回到人间的喜悦。这短短二十八字,写出苏轼被蒙在命运的黑雾里,危疑震撼中,寻求一线生机的渴望。

        苏轼躺在船头,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风转向了!”于是他们就可以开船,继续上路了。

        人生经历患难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如此次途中,与好友参寥书,苏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廪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所干”,宋人的口语,意为“需要什么帮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执政的朝中,却是恨火方盛,力谋报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实录》重写,以张商英为谏官,正在准备大肆罗织。五月,元丰间与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结,人称四凶之一的黄履,又被召回朝来,开复了御史中丞的原职。章惇用这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仇怨,所以元祐旧臣,便无一得免了。

        侍御史虞策再度发难,章惇、蔡卞等幕后支持,重议对苏轼的处分,以为罪大责轻,应该再降。最后的决定是:“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间,还有一个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叹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荐林希(子中),但他现任礼部侍郎,名位高于中书舍人。章惇立刻保证给予同省执政的地位,他就俯首听调了。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笔。

        林希与苏轼为进士同年,素相厚善。元祐初,苏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记注官。后来又为杭州交代的前后任,平日诗筒书问,往来不绝。当苏轼进翰林院日,林希撰启致贺,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褒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为利禄所诱,执笔草苏轼谪降惠州的告词,则丑诋不遗余力,如言:

        ……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

        今言者谓其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一行,抵达当涂县时,责授建昌军司马的告词才刚下来。在苏轼看来,一切都是任人摆布的情势,无所谓轻重好坏;英州(广东英德)、惠州(广东惠州),皆在广南,都是大庾岭外,心里毫无计较。只是万里投荒,他没有理由要拖累儿辈,事实上也无法挈带全家同去,所以坚决主张,他要独自一人前往贬所。

        他的儿媳们绝对不肯让这六十老翁,在无人照顾之下,独行万里,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环绕着他涕泣求行。最后决定,他只带幼子苏过一人同去,叫次子苏迨带领二、三两房眷口到宜兴去,跟大哥苏迈同居。是年,苏过二十三岁,已有侍父远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苏轼在当涂旅次,亲书六篇自作的赋,赠别次子。本集《书六赋后》云: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苏轼一向保持朴素的家风,在京师时,家伎不过数人。这与当时士大夫们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豪侈风气比起来,真是十分寒碜。且自外放颍、扬以来,本来准备退休,已先陆续遣去数人。到这时候,还留在家里的,不过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贵荣华的附件,没有与家主共患难、同死生的义务,何况此去是南蛮瘴毒之地。所以,苏轼要“开阁放伎”,各替她们安排一个去处。

        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这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

        这种风义,这份热情,使苏轼大为感动。后在惠州,读《白乐天集》,想到乐天那么热爱樱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后,樊素还是离开了老病的乐天,远走高飞。遂作《朝云诗》一章,记其感念之情。诗前有引,曰: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幹儿,未期而夭云。

        关于白乐天的放伎卖马,是这样的:

        乐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时归洛阳,即纳樊素为家伎,侍乐天者凡十年。至开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乐天,得了风痹症,体弱目眩,左足不支。陈寅恪论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乐,患了风痹,当然遣伎。”类推,足力不支,当然卖马。

        不料樊素临别依依,辞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不忍遽去,卖骆马则曰:“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藉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就因这骆马回嘶,樊素陈辞,使乐天终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两俱留之。

        是明年三月作《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曰:“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樊素毕竟还是去了。

        而朝云则随侍苏轼万里投荒,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苏轼对这个红粉知己,不得不心许她与结发夫妻无异。希望将来能够同向三山仙去。诗曰:

        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从当涂分手,苏迨等人遂去宜兴,苏轼与儿子过、朝云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径向江州(江西)进发。

        传说苏轼侍妾,除朝云外,还有一个碧桃,也于此时亲自从南康送至江西都昌县安顿。苏轼还为她留题一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原诗石刻在县治内,《都昌县志》亦载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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