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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遭诬

        神宗是个开明的英主,喜欢听多方面的意见,所以王安石常将外来的地方官,引见皇帝,用以证见新政的成功,坚定皇帝的信心。范纯仁谏勿听信小臣之言,苏轼有听言太广之诤,都是针对这个情形而发。在安石方面,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这年轻的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独断”。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专任”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

        开放言论,众谋国是,在苏轼看来,是比什么问题都重要的先决条件。他要揭破安石“独断”论的企图,限于位卑职小,没有办法进言。适逢开封府考试举人,苏轼被派为考官,就借发策来鼓励正论,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为问。王安石看到了,认为是讽刺他,非常愤怒。

        初,言官群起反对新政,数月之间,台谏一空。一日,安石独对,向神宗进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议论纷纭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谏,皆非其人。”

        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

        于是安石荐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不能得官于中朝,以妹嫁与安石之弟安礼,结为姻亲,安石援以为助。

        神宗又诏近臣举荐谏官,翰林学士范镇应诏奏举苏轼,可当其任。景温深恐苏轼这个劲敌,一旦当上谏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发制人,奏劾苏轼前于英宗治平三年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这件劾案,诏下江淮发运湖北运使逮捕当时的篙工水师,严切查问,又分文六路,按问水行陆行所历州县,令向苏轼曾经差借的兵夫舵工侦讯,又查知时任天章阁待制的李师中,其时,曾与苏轼遇于中途,就要他出来作供伪证,故意将这案子,闹得雷厉风行。

        师中,字诚之,治平中自广南还京,他曾在史馆与苏轼共事。苏轼扶丧返蜀,师中出守凤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师中是个光明磊落的气节之士,岂肯为人做伪证。而各地方查问的结果,贩货的事根本子虚乌有,而所谓冒借兵卒一节,只是有几个眉州派出来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苏轼至京而已,并无冒差事实。穷治年余,毫无所得。

        当景温劾苏案付查之初,声势严厉,似有将兴大狱的模样。范镇上疏为苏轼辩诬,他说:“苏轼于治平中丧父,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二百两,轼皆辞谢不受,而现在言官劾他舟中夹带私盐贩卖,能得多少?岂有不受赠银而冒险私贩,博取蝇头小利之理。”

        其时,司马光为乞外放,入对垂拱殿,神宗问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这句问话的背后,显然有安石所说的苏轼在幕后操纵司马,反对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内。司马光就趁势对曰:

        “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显效。”

        光对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神宗说:“苏轼非佳士,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光凛然对曰:“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神宗果然“独断”不悟,“专任”安石如故。熙宁四年九月,司马光罢知永兴军。

        是年,诏开贤良方正制科,范镇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文仲策言九千余字,力论新法不当。宋敏求定为异等,安石大怒,持请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镇不服,疏争:“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疏上不报。

        于是范镇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求致仕。略曰:

        ……臣论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反为之罢舍人,逐台谏;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不用苏轼则掎摭其过,不悦孔文仲则遣之还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

        续复极言青苗之害,指责王安石以个人的喜怒定国家的刑责,结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安石大怒,执着这份疏状,气得手都发抖,就亲自草制,诋斥范镇,命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应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镇谢表说:

        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中和之福。

        这话,完全针对王安石而发,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范镇致仕,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愀然不乐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镇自此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杜门谢客,以防政治迫害,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马光在永兴军,随又乞判西京留台,屡请不报,最后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

        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以秀州军事判官召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以为如何?”定曰:“人民称便,皆大欢喜。”常说:“举朝方共争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见安石,告知此事,并说:“定但知据实说话,不知京师乃不许说。”

        安石闻言大喜,将他引见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谏院,宰相说:“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权监察御史里行,陈襄奏弹不得,宋敏求以其资格不合,封还词头,翌日自行辞职。依次轮值李大临、苏颂,相继封还,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换到第七个人,才得通过,而宋、李、苏三人,坐“累格诏命”的罪名,同时落职。马永卿《元城语录》载:“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公论之不为屈如是,齐太史崔杼弑君,杀三人而执笔如初,何异。”

        御史陈荐继起奏劾李定前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死,匿不服丧。诏下淮浙转运使问状,还奏:“李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盖其生母早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请饬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罢陈荐的御史职,改官李定为崇政殿说书,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且辞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职,乃以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李定不服出母之丧,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总攻,满朝讹议者,不过是借李定以反对王安石而已。

        恰巧这时候,长安大尹钱明逸奏报:有个从前做过知广德军的朱寿昌,扬州天长人,生七岁,其父朱巽为长安太守时,出其所生母刘氏另嫁,母子不相闻问者五十年,寿昌宦游四方,多方寻母不得。熙宁三年,与家人诀别,弃官入秦,断荤茹素,刺血写经,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获重逢,其时刘氏已经七十多岁了。

        神宗以为至孝,召寿昌赴阙,时适群攻李定不服母丧的热潮中,安石甚忌寿昌,但付审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赶快走而已。

        这更激起士大夫间的伦常正义之感,纷纷作诗褒扬朱寿昌的孝行,居然汇印成书。苏轼后亦作贺寿昌得母诗,曰: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这首诗里,通篇称扬朱寿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及“西河郡守谁复讥”两句,被人附会为讥刺安石袒护不孝之人,因此结怨李定,导生后来的诗狱,其实非是,那是党争之祸,并非私怨。

        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也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风闻言事,可以不负责任,而横遭诬陷的苏轼,则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乞请外调。

        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屡经“磨勘”迁官,现为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位仅次于侍郎,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了。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宋为防止地方割据,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复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选派京朝官担任此职,一切公事须经通判联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牵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长的权力,以免尾大不掉。

        这个制度,却产生另一流弊,即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如欧阳修《归田录》言: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

        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者比远行人还要难堪,他对钱藻说:“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送吕希道知和州说:“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我生本是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环顾四周,越来越觉得孤独难耐。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馆阁同事秘书丞刘恕(道原),是最后一个仅留的朋友,忽然听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乡省亲,行有期矣,苏轼心里更是难过。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庐山之下,为当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事,可坐而问,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恕与安石有旧,安石执政,有意邀请刘恕到三司条例司去帮忙,恕说:“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尧舜之道,不应以利为先。”说他自己不懂经济事务,一口回绝了。

        当时王安石权倾天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道原不但说了,后又条陈新政之不合众心者,贻书劝请复旧,在稠人广座中,即使当着安石门生的面,也毫不为他忌讳,痛论时政得失,甚至觌面指摘安石的错误,气得安石脸色发青。后来他们就断绝了往来。

        刘恕将行,苏轼作《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因为刘是史学家,遂牵连想起一辈历史人物,借来发泄心里的悲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以孔融、汲黯比刘恕,以曹操、张汤比安石,而十分称赏道原那种知识分子所仅有的劲气,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说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过引人发笑而已,故诗曰:“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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