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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宁四五年间,荆公制订新法,陆续颁行天下。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须兼行水利和盐法。

        盐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穷人,盐在消费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来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宋代,盐和茶且因是政府专卖的物资,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盐的主要产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设榷场,统一购销。由于公定的收购价格偏低,不但使盐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盐法尤为峻刻,小民偶犯盐例,立即流配(充军),于是强者常常结合为一支数百人的盐枭集团,多带刀杖,公然武装贩运。地方政府兵力不足,无力制止,又因他们除了贩运私盐外,不做其他坏事,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他们了。但是私盐在总产量内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时,便明显影响国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宁五年(1072),据两浙发运使的报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盐的公卖收益不足。于是,中央派遣卢秉提举两浙盐事。

        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的八个特使,卢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据卢秉调查地方盐业所制订的改革方案,就叫“卢秉盐法”,名义上虽说是要振兴盐业,改善盐民生活,实际上则是欲以酷烈的刑罚,杜绝私盐的贩卖而已。

        卢秉奉派前来督导两浙盐务,一方面调派北方的军队一千人到杭、越、湖来,加强缉私的力量;一方面厉行盐法,计算历年来盐户的亏课,不如期清偿者,一律用刑狱追索。沿海制盐的灶户,被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后,盐课虽然增加了,但是刑狱累累,甚至有母亲手刃亲生儿子的惨事发生。据苏轼所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但是,王安石强辩道:“捕盐法急,可以止刑。”

        杭州仁和县的汤村,有赭山、岩门盐场,卢秉主于该村开凿一条运盐河,征召农民千余人为开河的夫役,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工地,督导工程进行。

        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弃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却来开凿河道,只为运盐之用,生活的忧虑不说,而其时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简直就像猪鸭一样,在泥浆中打滚。河道中段,有一处地下涌沙,长达数里,开凿更是困苦。苏轼要察看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必须在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线道上与牛羊争路,心里愤郁不平,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为老百姓叫屈道:“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说他自己:“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心里着实抱怨,即使回家种田去,顶苦也不过像这样在泥浆中打滚而已:“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晚上,寄宿在当地的水陆寺里,则曰:“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他就这样辛苦地做他不愿做的差事,只为一饱而已。

        其后,他又公差到有盐场十所的盐官县去,天寒地冻里,奔走乡野,夙兴夜寐,疲惫不堪,作诗寄州衙同僚说:“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奔波得一身狼狈,皮袍断裂了缝线,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为何来。

        从盐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请苏轼赴湖州视察新筑的堤岸工程。

        荆公实施新政,首先调查全国农田水利的情况,制定农田水利条约,以这个条约,作为后来开发农村的指导原则。

        为“天下谷仓”之江南地方,当然是开发工作的中心地区,朝廷多次所派专使和监督财政的两浙路转运使,也都特别选任通晓地方情况的农业专家来担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称震泽,跨越现代的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湖水东溢,为浏河、黄埔、吴淞诸水,分注长江。太湖之水,像个大网,网脉向四方流布,泽润沃野,江浙的富饶,赖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的灾害,使这一片肥沃的田原,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讲求对策。名臣范仲淹首创治水的议论,依照传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疏导海口的几个方针,未能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不过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续有各种不同的水利学说发表,其中以苏州人郏亶(正夫,嘉祐进士)的“治田说”,最有力量。

        郏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观等社会上的特权分子,用尽方法将沼泽地围起堤墙来,占为私有,称为水田(又称湖田、园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筑堤围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担任排泄湖水的吴淞江,完全失却了功能。

        所以郏亶认为传统的治水说,不足以消灭泛滥,要尽水之利,必须以治田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为水利,达到增强生产的效果。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说,极受王安石的赞同,就派他担任办理江南水利的职务,俾便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对于大地主们各为自家田地所挖设的引水道,必须先加整顿,而整顿沟洫,又必先改编私地。郏亶一经着手,立即遭到地主们强力的反对,造成民间极大的骚乱与动荡,连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也反对郏亶的做法。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业,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败了。

        郏亶遭遇反对做不下去时,中央派赴江南善后其事者,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沈括。王安石对正为江南水利问题发愁的神宗举荐沈括时说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该地的土地利弊,其为人谨密,决不会轻举妄动。”

        神宗沉吟道:“事须慎重计划,不能再有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

        沈括实地考察后,制定计划,奏报朝廷许可,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计划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相貌奇丑,曾问学于陈襄,登进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宁初知谏院,因与王安石异议,出知广德军,现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计划,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块重筑,堤高一寻(八尺)有奇,长达百余里。这个堤岸,目的即在防御松江的溢水为患。

        其实改造堤岸,仍然只是权宜之计,如遇长期霪雨,真的发起大水来,水位涨过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样。

        两浙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湖州实地考察,苏轼之注意江南水利问题,此行是其发端。

        苏轼与孙莘老是在京师时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诗,历数湖州的名产,如湖岛上的橘子、顾渚山的紫笋茶、梅溪的带蒂木瓜和吴兴厨子脍鱼的手艺等,要他请客,而曰:“未去先说馋涎垂。”

        孙觉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苏轼,轼行酒令,莫谈时事,违令者罚酒一大盏。《赠孙莘老七绝》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后来“诗狱”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苏轼认为改筑石堤的工程,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办水利事务的人,却被转运使派了这个差事,所以赠诗第二首,流露了心里的不平,诗曰: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现代的心理学家说,人在失意的时候,常常会寻求美食,用放纵食欲来补偿心理上的缺憾。赠诗中又一首就说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网鱼,那地方的刀鱼,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鱼的滋味: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

        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苏轼在湖州结识了几个不得志的穷朋友,气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悦。一是进士同年邵迎(茂诚),本不相识,如今方才初见。十五年来,邵氏官仅止于州县,后又穷死无嗣,苏轼为作《邵茂诚诗集叙》者。一是秀才贾收(耘老),乌程人,自此订交,诗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始知世有黄庭坚其人。

        孙莘老是庭坚的岳父,取出他的诗文稿来请苏轼鉴评,苏轼读后“耸然惊异”,赞叹不绝。莘老说:“庭坚诗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为之称扬。”

        其时,黄庭坚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当教授,未能识面,一个滞留北方,一个徘徊江南,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改元元丰后,苏黄间才有诗书往还,开始文字之交。

        苏轼自来杭州,几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辖属各县之间,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体味穷乡僻壤里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内容。他们被政府横征暴敛,被胥吏压迫,被豪强侵凌,种种苦难,口不能言,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饥饿与贫困。一幅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苏轼的眼前。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觉有为民代言的责任,何况亲眼看到人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没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声?然而,苏轼现在是外官,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于是,如其弟苏辙为作墓志铭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画鱼歌》,乃因三吴水乡,吴人惯于杖头钉上长钉,用这钉杖划水取鱼,俗称“画鱼”。苏轼初看觉得非常新鲜,但忽又联想到法网诛求中整个社会的惊惶和混乱,与钉杖搅乱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样可怜。诗曰: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

        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

        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这一年(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

        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前一段写水患,后一段写虐政,是一首颜色鲜明的政治社会诗,诗曰: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龚黄”者,指汉朝的龚遂与黄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称,如今“循吏”满朝,而人民更苦,其意盖有讽焉。“河伯妇”用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意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效河伯妇之投河。

        另一篇《鸦种麦行》,则是指述地方豪强之掠夺农民辛勤的成果,体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诗: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

        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

        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

        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

        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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