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与可）殁于陈州。

        苏轼在密州时，熙宁八年秋冬间，文同自京徙知洋州，即今汉中市洋县。文同将洋州园林池湖之胜，一一歌咏，得诗三十首，寄与苏轼，苏轼乃次韵唱和，恍若同游。文同是画竹名家，所以这三十个胜迹中，有竹者为多，如竹坞、霜筠亭、筼筜谷、此君庵等皆是。

        文同在洋州，因论茶事，与提举、转运使意见不合，被迫罢任，次于陈州待命，非常贫困。上年正月，苏轼还写信去劝慰他，有道：

        与可抱才不试，遁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米珠薪桂）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

        苏轼论文同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引为知己，尝曰：“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文同在洋州，于筼筜谷上，筑一亭子，朝夕在亭中观赏漫谷的翠竹，所以虽是文人水墨作画，以抒写性灵为主，但却仍是非常认真地下过写实工夫，潜观默悟，“胸有成竹”，写出其潇洒的风貌。

        苏轼亦好画竹，从凤翔开元寺王维的壁画得到启示，从文同的教导得到技法，《筼筜谷偃竹记》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文同画竹，以淡墨为叶青，以深墨为叶面，此一技法，不但苏轼、米芾（初名黻，元祐六年改名芾，下文径称米芾），都遵为宗范，即使元代那么多的画竹名家，也都执此不变，称文湖州派，而文同则说：“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固已心许苏轼得其真传，而苏轼也坦然道：“吾墨竹尽得与可法。”不过后代的画评家却说：“笔酣墨饱，飞舞跌宕，虽派出湖州（文同）而神韵魄力过之。”（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又有论两人画竹之不同者，如“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兴酣之作，如风雨骤至，笔歌墨舞，窃恐文与可不能及也”。（方薰《山静居画论》）此盖由于两人天生的性情不同，所表现于画面的精神，遂各有不同的境界。不过，文同筼筜谷上筑亭看竹，是实物写生，苏轼则独创新法，于月下取韵画竹，文同为之大惊。明清之际的画家恽南田在画跋中赞叹道：“盖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复过矣！”

        文同画竹，初不自重，然而声名日盛，四方之人，捧了白绢登门求画者，户限为穿，与可应接不暇，厌烦极时，将素绢扔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士大夫间将这句话传说开来，引为口实。

        与可致书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书一诗，有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苏轼抓他毛病道：“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老实认错，复道：“吾言妄焉，世岂有万尺竹者。”哪知苏轼此时，却又说“有的”，答诗曰：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

        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得诗，大叹苏轼之辩，但他说：“如真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将买田归老，再也不在这里等派官了。”随将得意作双钩着色的《筼筜谷偃竹》一幅，寄赠苏轼。而苏轼也作了首《筼筜谷》回赠他：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文同得书时，正在晚餐。这一日，恰与他的夫人同游谷中，烧笋佐餐，发函读得上诗，竟被苏轼料到，失声大笑，喷饭满桌。

        苏轼得“偃竹图”后，并不满足，还写信去向与可讹索，致书曰：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题）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宋以前绘画，没有题诗画上的风尚，有则始自文同。文同不但自己题诗，还常常留下空白，嘱求画者道：“勿使他人书字，须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

        如为京师道师王执中画墨竹一幅，即是如此。艺术真赏不易，知音难得。

        不料可以如此放诞笑乐的朋友，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忽尔讣告一到，突然人天永隔了，叫人怎能相信这是事实？苏轼说他整整三日三夜，不能睡觉，只是默坐，后来实在倦极了，偶然睡去，也没有一次不是梦醒，醒来，枕席上皆是泪痕。他想：人生百年，总有死亡的一日，但有文传世为不朽，有子嗣后为不死，世上富贵寿考的人，未必能二者兼有，所以文同是不死不朽的，而文同曾说：“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那么，不死不朽，也都渺不足道了。

        他们两人的情谊，不但是文学绘画等艺术上的知音，更重要的则是人格和为人风度的共鸣，如《祭文与可文》说：

        ……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呜呼哀哉，孰能纯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辞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苏轼每一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为不平，他是那么一个宽厚平和的人，却到处受人打击，遭人排挤，诗赋造诣那么高超，而世人短见，只看重他画的墨竹，生前被人嫌弃，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来。说到他自己，更是凄怆：“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友。……”文同身后萧条，全家侨寓陈州，无力归丧还蜀，苏轼致函在舒州的李常，因他也是文同的生前好友。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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