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二十六岁任官凤翔府签判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所被逮为止,扬历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积,依然书生故我,和王巩诗自谓: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经谪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正常的俸禄都没有了。苏轼初来黄州时,曾就手上仅有的一点现款,照最节俭的生活估计,约可支撑一年。预算得一点不错,只恨日子过得太快,忽已到了元丰四年,手头就渐渐感到拮据起来。大江风月,岂可疗饥?何况贬谪这种惩罚,是没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苏轼面对生活压迫,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
心里这个计划,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识的穷朋友——杞人马梦得,到黄州来看他时帮忙实现了。
梦得原来在太学里做“太学正”的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秋雨叹》诗,深受冲击,决心辞官,跟着苏轼到凤翔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以后浪迹江淮,却仍一无遇合,白首穷饿,而骨气依然铮铮如昔。
这次遄程到黄州来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却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当地政府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可以辟作农场。
苏轼说马髯之穷,有曰: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东坡志林》)
对马髯这个朋友,苏轼总觉抱愧,因他跟从苏轼二十年,日夜盼望轼能显贵,就可分点钱给他去“买山终老”,而今,苏轼反要借重他请领的土地来耕作谋生。
这块土地,坐落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先前做过营地,面积约有五十余亩。范成大《吴船录》记其亲访该地,所见形势: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陆游《入蜀记》所见东坡,更为详细,如云: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从这两家实地观察所记,地在黄冈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一方五十亩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砾之场,何况山地本来贫瘠,少有农作价值,除了自认为无所逃于天罚的苏轼,谁还愿意花那么大的开垦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傻事。这年夏天又逢干旱成灾,苏轼面对这一片颓垣草棘、满目瓦砾的荒地,不禁释耒而叹。
苏轼周览全境,先按地势高下,在心里画好了一个蓝图。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面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住在对江的同乡,已经应允送他桑树和果苗。本来还想种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横生漫长,会妨碍别的作物,只好作罢。
他要预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余力时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将地上的枯草烧掉,才能垦地。
不料枯草烧尽处,发现有口暗井。水在农作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真是喜从天降,苏轼兴奋得嚷道:“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苏轼在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虽然辛苦,但他心里则甚为满足,“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要独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帮他。久旱之后,一夜忽尔大雨,次日早晨便发现岭背有道微泉,穿城直达柯氏坡,循着旧渎流经苏轼那块园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为十亩方圆的池塘,池里盛产鱼虾。他寻视水路,发现沿着沟边长满水芹菜的宿根,大为高兴,因为他已想起一道家乡风味的菜式来了——芹芽脍斑鸠,不禁食指大动,朗吟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这种辛苦的垦殖工作,能够帮苏轼忙的,除了马梦得外,也只不过潘丙、郭遘和古耕道这三个黄州新知。等到垦成田地,可以开始种植,则时入深秋,种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先种麦子。却喜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已经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当地的老农忠告他道:“麦子的苗叶,不能发得太茂盛,你要收获好,必须时常放放牛羊。”他回答说:“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麦子种成功了,于是他便从记忆里搜索从家乡得来的农家知识,想象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种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乐,“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后,于稻麦之外,并种黄桑三百棵,枣栗树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闻说苏轼在黄州经营农场,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树苗,他便遐想《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美景,要将它种在屋畔篱落。又作诗向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作老农,问题实在太多。幸而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种麦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识,还是很丰富的。牛是农家主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财产,但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倒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
……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田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距州门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寻得一块旧作养鹿场的高地,视野非常宽旷,极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经过这场辛苦,陆游所见“亭下面南一堂颇雄”的五个房间的建筑,终于元丰五年二月,大雪纷飞中落成了。
苏轼于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自以为“起居偃仰,颇得其所”。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住在此处。李元直(通叔)为作“雪堂”二篆字匾额,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雪堂南挹四望亭,西控北山那股微泉,游目纵览,江山如画,尽收眼底。苏轼认为风光之美,实不下于陶渊明所盛赞的“斜川”,作《江城子》词: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同年十月,与苏轼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临川蔡承禧受任淮南转运副使,恰好黄州在他辖属境内,按临属邑,特地到临皋亭来看望苏轼,见他居处狭隘,所以发起在临皋亭附近水驿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于翌(六)年五月筑成,命名“南堂”。这三间屋子,面对大江,最宜消夏,苏轼有此,不啻贫儿暴富,虽然只是瓦屋三楹,却派了许多用场,如曰:“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南堂,作了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他在无限感激中,作函给蔡承禧道:“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
正当初辟东坡的这年冬天,苏轼堂兄不疑(子明)的儿子安节,赴京应举报罢,转道到黄州来探望他的叔父。人在失意的景况里,最怕遇见亲人,而且所面对的又是远从家乡来的亲属,免不掉激起一片沉落在心底的乡心,感念平生,怅触万端起来,作《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写他的萧条情境,读来令人忽有遍体寒栗之感:
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
遮眼文书原不读,伴人灯火亦多情。
嗟余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其一)
苏轼当时,每日都在田间劳作,日晒雨淋,既瘦且黑,怕久别的侄子认不得他了,但想一个人的面貌会改,声音总不变的,所以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平日,他已不大愿意说话了,问起乡中故旧,半已死亡,生命的短促,令人危疑失措:“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怀乡感旧的悲哀与眼前的萧瑟,织成一团浓重的寒雾,包围着失意中的叔侄二人。对着那盏半明不灭的油灯,门外则是临皋亭有名的风涛呼啸声,一阵一阵打断他们的夜谈,屋内老少二人,不觉完全沉浸到无话可说的凄然气氛里去了。
不过,苏轼毕竟还有克服颓唐的豪气,最后一诗的尾联,却很洒脱地歌道:“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安节在叔婶家里住过了年,即将回乡。苏轼在眉州虽然已无近亲,但有祖先和王弗夫人的坟墓,堂房兄弟子侄和若干亲戚都在,面对这行将别去的风雪归人,乡思潮涌,不能自已。记起父亲(苏洵)从前下第还蜀时,伯父(苏涣)作诗送行,其中有两句是:“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便将这十四字,一字一韵,作了十四首小诗赠与安节,最后一首是想象这侄儿去后,孤寂老人的景况将是:
像牵磨驴子团团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况还那么贫穷,那么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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