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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方外交

        西湖僧寺之多,殿宇相望,苏轼自言:“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实。但看他在杭州两年,相与往来的方外之交,确是不少;而且往还之多,也许甚于士大夫间的交游。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两疏,欧阳文忠公特地为他介绍西湖诗僧惠勤。到官三日,苏轼就冒着腊月严寒,往孤山访晤,抵掌深谈,交契非常。

        此番重来杭州,惠勤虽然已死多年,苏轼下车之初,仍然首访孤山,为要往拜文忠遗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诉他说:

        “这僧舍里本无泉水,在您来之前数月,忽在讲堂后面,孤山脚下,流出一注甘洁的清泉来。我们即在这地方凿岩架石为室,只待您老为它题个名字。”

        “欧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我们为纪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苏轼说。

        唐宋时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楼阁参差,有如仙境;山后则花圃罗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当现在的西泠桥堍。苏轼为作《六一泉铭》,并于泉后凿石作室,名曰“东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苏轼邀约参寥从於潜天目山来住持该院。参寥上人虽然籍属於潜,但他自认杭人,时有乡思,所以苏轼招之以诗说:

        智果精舍只是三间新造的僧寮,起建于元祐五年,屋宇虽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苏轼特意为诗僧参寥所造。

        到苏轼快要交卸时,智果院里忽然也发现有一泉,出自山岩缝石间,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后一日,苏轼带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张璹(全翁)从孤山坐船来向参寥告别,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飨客,并且告诉大家,这是院内新发现的一注泉水。苏轼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黄州,梦与参寥吟诗,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当时不能解说泉如何新法,不料这个梦兆,却都应验于今日。座中人听他讲说这节故事,都怅然有事皆前定,各怀知命无求之感。苏轼名之为“参寥泉”,作《参寥泉铭》。

        苏轼为杭州通判时,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僧,都是他的诗友,现在似已只剩清顺一人,住持葛岭寿星院。

        清顺所居曰藏春坞,门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松,松树上盘络得满满的凌霄花。这和尚年纪老了,常在树下打瞌睡。有一日,苏轼摒去骑从,独自去藏春坞看他,一路上松风骚然,落花满地,至,则清顺正在树下昼寝,手指落花,乞苏轼作一韵语,为赋《减字木兰花》:

        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上凌霄百尺英。

        这年春天,寿星院垂云亭所种的新茶可采了,清顺知他爱茶,特来相赠。春暖花开了,清顺又以诗代简,邀他去赏花,可惜苏轼因病,错过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岭又都在比较静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苏轼偕友游湖,最常去的是寿星院和智果精舍,访的是清顺和参寥,诗曰:“……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游的王瑜与张璹)。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指清顺与参寥)。”

        五年夏日游寿星院,有咏寒碧轩诗,为后人评价甚高的一首名作,说它“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句句扣着“寒碧”二字: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苏轼爱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为寺院经营事业之一。西湖群山如宝云山产者为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山产者名白云茶,轼诗所谓“白云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寿星院垂云亭茶,产量甚少,更负盛名,清顺每以新茶相赠。苏轼方外之交多,茶的供应不绝,诗谓“妙供来香积”,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别“设茶”招待。

        苏轼重来杭州之初,那年岁暮,往游落星寺。南屏寺僧谦师,远从南山赶来,为他“设茶”。谦师是湖上茶道名手,据他说:“此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轼深感其意,作诗相赠。

        寿星院也有个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洁无比,烹茶供客,芳洌异常,饮后齿颊生香,与一般的茶味不同。

        苏轼问他:“这是新茶吗?”

        “烹茶,必须新茶旧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来。”

        这使苏轼连带想起,有个懂琴艺的人曾经对他说过,琴之制作,不满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绝灭,故其缓急清浊,还会与气候的晴雨寒暑相感应,所以琴以古者为贵。此理与梵英所言,茶须新旧相交,香味始见,其理正同。

        苏轼另有一个特别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黄州时曾经用蜜酿酒,颇自得意,其实是失败的酿造。这次到杭州来,遇到了同好的和尚——仲殊。

        这个和尚,是个传奇人物。

        仲殊俗姓张,名挥,安州进士,但他风流成性,游荡不羁,他的夫人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药要害他,几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医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发不可救,他从此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

        仲殊为承天寺僧时,苏轼与之相识。苏轼说他做诗,落笔很快,而又工妙绝时,如所作过润州绝句,实甚清丽:

        北固楼前一笛风,断云飞出建昌宫。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中。

        仲殊虽已为僧,却余习不改,欢喜作艳词,有《宝月集》,今已不传。所以苏轼作《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还调笑他道:

        此时仲殊在杭州,已经辟谷,但吃蜂蜜,所以苏轼叫他“蜜殊”,说他的诗是从百花酿成的蜂蜜中化出来的。

        据陆游的伯父说,仲殊所吃食物,不论豆腐、面筋之类,一律要在蜜中渍过,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苏轼可与之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轼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说:

        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

        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

        苏轼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边皆甜。”这是他经验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还有是非爱憎,利害关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脱于凡尘浊障之外,纯情可喜。

        吴越诸僧中,苏轼最敬重二老:一是现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的方丈大觉禅师怀琏;二是本在天竺,现已退居龙井的辩才,他是禅门临济宗的一代宗师。

        皇祐年间,怀琏为庐山大德,诏往京师住持十方净因禅院。仁宗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并赐龙瑙钵盂一个给他。怀琏当着皇帝使者的面前,将这钵盂烧了,对使者说:“我们崇奉佛法的人,穿坏色衣,用瓦铁器盛食物,此钵不是我们佛门弟子用的。”使者归奏,仁宗大为嘉叹,亲笔写颂诗十七篇赐他。怀琏后在广利寺起造宸奎阁,即为奉藏仁宗御书之所。苏轼为写《宸奎阁碑》,还再三写信叮咛,要如何制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郑重。

        苏轼一到杭州,即以张方平所遗鼎甗献寄赠怀琏,作《大觉鼎铭》,借致敬意。后来听说大觉为小人所谗,几乎不能安居于阿育王山,大为惊忧。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彦祖),为苏轼的同年,不巧甫于四年十一月调职离去,接任者王文渊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写信托赵令畤转达,函曰:

        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望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

        其时大觉禅师已经八二高龄,宸奎阁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圆寂四明了。

        辩才法师与苏轼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谊。轼之次子苏迨且是皈依在辩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时,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经他竭力经营,弘开法宇,增屋几至万间,重楼杰阁,冠于浙西。

        苏轼重来杭州,辩才早自上天竺,过风篁岭,退居龙井之寿圣寺,不再出山了。

        龙井,本名龙泓,又名龙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为小龙。据秦少游所作《龙井记》:“地当西湖之西,浙(钱塘)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岭之左右,大率多泉,龙井,其尤者也。”山上一路苍松翠竹,并以产茶闻名四海,风物幽静无比。

        这时候,辩才法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是神闲气静,精力犹甚矍铄。苏轼常常屏去随从,入山与老师坐谈终日,有忽尔跳出尘网的舒坦。

        苏轼往访龙井,辩才亲自送出山门,两人话兴正浓,不知不觉间翻过了龙井后山的风篁岭。此岭高越西湖群山,路径最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称莨筜岭。

        辩才自从退居龙井后,十余年间,从来不曾出过此一山区,这次,不知不觉间过了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顾谓苏轼道:“杜子美不是曾经说过‘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吗?”

        后来,乡人就在此岭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过溪”,亦曰“二老”,都是用的庐山慧远法师与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别后,翌年(元祐六年,1091)九月,辩才法师无疾而逝。其时苏轼已在京师,命参寥代为致祭,要作《龙井辩才师塔铭》,自知谈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苏辙执笔,此文今见《栾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对于辖属寺庙,有绝大的监管权力,也负有处理寺庙重大事务的责任,苏轼对于甄选僧官,颇具魄力。

        径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该寺祖师成约,后世甲乙轮值,从无例外。苏轼认为继任人应于山门内选用有德者,祖师成约,毫无意义。他便径以知州权力,派僧维琳嗣事。寺庙隐藏多方面的势力,这种破坏传统的举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侣心甚不服,啧有烦言,经过一段时间后,心悦维琳的人日益加多,苏轼高兴得叹口气道:“今则大定矣。”(《东坡志林》)

        若干年后,苏轼易箦时,临终及送的朋友,只有维琳长老和晚辈钱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独耸,山麓有净慈寺,为五大丛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即是净慈寺山门外钟楼的钟声。

        净慈方丈圆照禅师请丛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师来为本寺上座,设堂讲经。杭州僧俗,奉事甚谨,他也戒律森严,信众非斋戒沐浴,不敢随便登他的禅堂。苏轼认为他既属禅宗,就不该如此装模作样,注重形式,决定开他一个玩笑。一天,苏轼故意带了伎女闯进他的讲堂。善本见了,自然不免愠形于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发作。苏轼作《南歌子》一阕,命伎在禅堂上大师面前唱将起来:

        ?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佛教中的禅宗,讲究的是明心见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灵的顿悟,不像律宗那样注重戒律的形式。净慈是禅寺,善本是禅师,所以此歌首问袭卢陂长老问延沼禅师语,问他“师唱谁家曲?传承哪家的宗风?”实在有点挖苦的意思。

        善本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为之破颜一笑。于是,苏轼高兴得大嚷道:“今日参破老禅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庙的法云寺,杭州的信众认为善本一去,净慈僧俗一定会跟着星散。苏轼认为未必,他就邀约越州的楚明长老来接掌净慈寺。后来事实证明,法众非但未散,反而增多至五千余人。

        一个地方长官,每天有堆积如山的案牍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无聊的人事要他应付,苏轼之所以“欲将公事湖中了”,无非要借清净的环境,做冷静的判断。

        苏轼暇日,宁愿到西湖群山寺院里,和世俗利害无关的僧侣谈禅说诗,亦不过求取心情轻松,洗涤尘俗而已。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艺术家气质特重的智者,必须在有限范围内,与凡俗隔离,置身于利害得失之外,但却又抱持着一腔入世的热情,与无怨无悔为民服务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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