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苏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苏洵的幼女八娘，嫁与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辅），本来以妻兄作亲家，以内侄做女婿，原是亲上加亲的好姻缘。不料八娘嫁过去后，却因不得舅姑的喜爱，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义，竟至送了性命。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复作《族谱亭记》，痛言其乡风俗的败坏，起于某人，而某人者，乃其乡颇有名望的人物，大乱其俗。虽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骂的是眉山豪绅程濬。

        苏洵举其六大罪状：一曰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曰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曰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曰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曰黩财无厌，唯富为贤而廉耻之路塞。并且指斥他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人心，败坏社会风气，以官爵金钱勾结府县，以虚言诈语欺罔君子。总结起来，骂他为“州里之大盗”。

        苏洵用这样火爆的文字来泄愤，同时宣布与他的岳家从此断绝来往，告诫家人子弟必须永远遵守这个禁令。这件事，遭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程夫人，她丧失了爱女，又断绝了母家，骨肉之间发生这么绝情的变故，足以令人肝肠摧折，精神崩溃。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妇人，出嫁从夫，只好把一切横逆归诸命定，她是一个刚毅好强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咽苦水，一句话也不说。

        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娶眉山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为妻，王夫人名弗，时年十六。

        这一年，蜀中散发了一个漫天的谣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领报告，侬智高在大理，即将率众寇蜀。疆吏接到这个情报，不辨真伪，惊惶万分，立即调兵屯边，加征额外弓手，发动民众筑城，昼夜不歇。蜀人曾因李顺等人的起事，兵连祸结，痛苦的记忆犹新，四乡的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看见官府那么紧张，就纷纷逃到城里来，将粮食布帛贱价卖了，换成金钱窖埋地下，还不到婚龄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减轻危难中的负担。人心惶惑，秩序大乱。

        朝廷得到这个警讯，立即发陕西步骑兵戍守西蜀，于是兵仗络绎于道，更增添了战争前夕的恐怖气氛。

        朝廷为加强防御，决定要改派一个朝中重臣移镇西蜀，于是同年七月间，礼部侍郎张方平（安道），就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于十一月到达成都，经过实地的研究和考察，认为大理远离西蜀二千里外，两地之间的地方都由非常复杂的种族分据，安南酋与他们并无役属关系，怎能行军过境，来寇西蜀？便断定这是一个谣言。

        方平对邛部川提出严重警告：“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下令新调来的军队，立刻归还原来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过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照例放灯，城开不夜，继复追查到谣言的始作者，枭首示众。于是一天云雾，顿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为了酬答张方平的崇功厚德，照当时的习惯，恭绘画像陈奉于成都之净众寺，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

        北宋时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风，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发掘在野遗贤的责任。张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苏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犹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

        苏洵来成都，幅巾野服，以尺书求见。方平立刻接待他，倾盖论交，共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的评骘议论，甚是融洽。又读了苏洵带来的《权书》和《衡论》各篇文章，认为他有司马迁一样的笔力，赞赏之余，不禁叹道：“这人是困于棘茨的鸿鹄！”就特别在宾馆里辟一房间，留他住下，一面状奏朝廷，保荐他代黄柬为成都学官。

        朝命累月不下，苏洵等得很不耐烦，记起九年前在九江订交的雷简夫（太简），时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儿去访他。太简除了为他写了分致朝中大老韩琦、欧阳修的介绍信外，又为作书促请方平替苏洵再请三请，得请后已。书略曰：

        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耶！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

        至和二年（1055），苏轼年已及冠。最近这几年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奔驰驿路，不能自已；又勤于作业，所蓄文章如经论、史论、经义、经解、策论等，已经积稿盈箧。他的文章，能以敏锐的洞察能力，驭以旺盛的气势，纵笔所至，议论风发，写其所不能不写，而立论的精神，则皆归于实用，不唱高调。其风格似孟子，论事则如陆贽。

        张方平少年读书，是个天才人物，凡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再读。曾向别人借一部十七史，那么多的卷帙，据说经月就已看毕，归还书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诰，官拜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属有数的人物。苏洵命苏轼带了课业往谒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苏轼在成都，乘便游了大慈寺中和胜相院，并拜观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画像，对于唐室之奔走失国，深为感叹。在此寺中，他认识了成都僧统惟度和本是苏家远房族人的寺僧惟简。他们的年龄比苏轼大多了，但是谈得津津有味，听他们讲唐宋五代间的掌故，都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识，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二十少年，听得非常兴奋。

        这一年，苏洵也办了次子苏辙的婚事，娶于史氏，新郎新娘年纪都还很小，苏辙《寄内诗》所谓“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样早婚，与他决定次年要两兄弟一同赴京应试有关。

        张方平起先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久无消息，便劝苏洵道：“西蜀僻远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师去一求发展？”苏洵为之心动。

        但是苏洵想到自己年将五十，还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实已太迟，倒是为两个儿子谋取出身要紧。不过张方平所见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节操，而且认识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烦他呢，心中踌躇不决，“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后决”，作《上张侍郎第一书》说：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苏洵是个非常强项的人，为了儿子的前途，竟也顾不得腼颜求助，甚至罚神赌咒说了“不如所言，愿赐诛绝”那样的话。

        其实，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苏轼，当苏洵与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应乡试，如何？”方平说：“使从乡举，是乘骐骥而驰闾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设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两个儿子，使从六科之选，恐怕还不够骋其足力耳！”

        于是，苏洵决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过成都，携苏辙谒张。直到这个时候，苏洵的荐状还是没有消息，显然已被当局借口检核资格，搁了下来。方平愤然道：

        “吾何足为重，进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责也！”

        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张方平和欧阳修从前政治立场不同。庆历初年，韩琦、富弼、范仲淹当国，颇欲有所作为，欧阳修时为谏官，站在他们这一边，尽力协助，遂与宰相吕夷简那一派的人发生摩擦，引起政见之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皆在“朋党”这个帽子下被罢了官。张方平后来做御史中丞时，曾就这一旧案，力加抨击，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问。但是张方平为不埋没苏洵，毅然写信给欧阳修，固然难得，而欧阳修也并不因是张方平介绍，便漠视这个人才，这种风度，求诸后世，几已不易再见了。

        于是，三苏决定于是年三月赴京应试。

        这期间，苏家的经济情况已不甚好，老苏计划出行时，家计煞费周章，所谓“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踌躇好久之后，苏洵想到贩夫走卒还能左提妻、右挈子地奋身远行，他又何独不可？毅然决定了行计，留在眉山的这个十余口人的家庭重担，就完全落在忧伤的程夫人一个人肩上了。

        古道热肠的张方平，还资助了老苏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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