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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纪录片十一 神宗的救赎

十一 神宗的救赎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会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他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宋史》本传)

        苏轼在知徐州任时,有一件“失察妖贼”的旧案,不曾了结,到他已贬黄州,才得圣旨“放罪”(免罪),苏轼照例上《谢失察妖贼放罪表》。本来这种例行公事,日理万机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约因是苏轼所写,故亦取来一读,当读到“……况兹沟渎之中,重遇雷霆之谴。无官可削,抚已知危。……”这几句时,不禁笑道:“畏吃棒耶?”

        虽是戏言,但也见得苏轼虽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爱。

        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组织,一直沿用五代旧制,以平章事为真宰相,大多是两个席位,别设参知政事,称执政官,则为宰相的副手。

        现在,神宗决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统率群僚。但元丰当时,元老耆旧多因反对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领王安石也已退休,剩着一批挂新政招牌,而以招揽政权为实的政客,实在不配当“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这三个相位说是官高暂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副——左右仆射行宰相之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这桩大事,于元丰三年九月间定议。神宗自安石去位后,深感继起无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烦恼,踌躇再三,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

        一日,神宗召集宰辅,举行御前会议。皇帝取出一幅先已准备好的“图子”,交给时在相位的蔡确和王珪。

        这“图子”中,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上“司马光”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名“苏轼”。另有几个因议新政不合而离开中枢的旧臣,各有安置。

        神宗皇帝随即论曰:“这几个人,前此立朝,议论虽有不同,然而都是各本所学,忠于朝廷的人,不可永远废弃。现在新官制将付实施,应该新旧人两用。”

        并且手指御史中丞衔位上,以坚决的口气说:“这个位置,非司马光不可。”

        王珪、蔡确相顾失色,一时无辞可解,只得高声应道:“领德音!”

        蔡确退下殿来,兀自喃喃自语道:“这事如何使得。总要想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才好。”

        蔡确的诡计是,“皇上久欲收复灵武,倘然有办法使西边的军事扩大,深入敌人巢穴,假使这事情成功,则皇上转移注意西事,必不再召君实,君实也不会应诏”。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阴谋,却是误国的诡计。神宗久苦西夏诛求无厌,不断的骚扰和掠夺,使宋朝民穷财尽,国力日弱,久欲一振天威,以解救沉重的财政负担,确保国家的疆圉。司马光老成持重,决不会赞成发动边衅,进行冒险的战争。所以说,只要迎合上意,挑起这场大火,神宗便不会召司马光,司马光也不会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蔡确授意知庆州俞充上了一个“平西夏策”,加上西夏内乱有机可乘的借口,第二年四月,神宗就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各路军马进讨西夏了。司马光未召,苏轼等人也都被搁下来了。

        苏辙《龙川别志》记述此事甚详,所下的结论则是:“自是西师入讨,夷夏被害,死者无算,新州之命(蔡确流放新州),则此报也。”

        至元丰四年(1081)十月间,改定官制即将颁布施行,神宗召集执政重臣至天章阁,商议“官制除目”的大事。先由执政进呈三省印,神宗说:“从前是由金铸的,现在御宝金铸,这可用镀金的。”继由执政进呈预先拟好的“除目”(任官名单),请求核定。

        这次会议中书检正官王震(王巩的六侄)和吴雍均被召与会,担任纪录。神宗看了执政所拟的“除目”,谕曰:

        “三省密院官,暂时搁一下。”

        于是从吏部以下讨论起,议到太常少卿,帝曰:

        “这一职位,必须慎择妥人。”以前执政屡有推荐,都不合上意,所以帝谕如此。续议礼部郎中,神宗说:

        “此南宫舍人,非其他曹官可比,可除刘挚。”

        论到著作郎,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

        众人无言,过了一会儿,神宗打破沉默道:

        “想到了,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

        议毕,皇帝面色严重地宣谕道:

        “朕与高遵裕约定,当于某日下灵武,等他捷报到来,必须大事庆赏,其时官制可行,除目可下。”

        同时告诫在场诸人,绝对保密:“外人如有知此消息,定是卿等几人所泄漏,都须负责。”又命执政严戒王震、吴雍守秘。

        高遵裕是环庆经略,他在庆州打败了西夏,又与刘昌祚合兵在距灵州百里之地,对来袭的虏军,打过一次胜仗,一路所向无敌,直薄灵州,报称指日可下,所以神宗有此期待。

        不料高遵裕灵武之师,久围不下,反被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直灌营地,十几万大军生还者不到万人,几乎是全军覆灭,高遵裕与神宗相约的捷报和神宗预备的庆赏,皆成虚愿。

        元丰五年(1082),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得说:“如苏轼不恰当,姑且用曾巩一试。”

        曾巩编成《太祖总论》,进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丰丁忧返籍,不久也去世了。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和中书侍郎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公事送到门下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珪奏以为不可。明日改承议郎,知江州太平观。官僚要反对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愤慨地说,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这样推诿拖托,时间过得很快,苏轼被谪黄州,已经四年了。至元丰七年(1084)春,神宗不再与执政的宰辅商量,径以“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

        用“皇帝手札”是万不得已。这种特殊文件,一曰手诏,常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曰御札,则为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种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这两种特别的文件,一经颁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议。神宗若不深恶执政的恶意阻挠,也决不轻易打破常制,动用“皇帝手札”。

        “量移”为该恩原赦,量移近里州军之意,算不得是起复,这也是神宗顾虑苏轼为当前的执政大臣们所力拒,复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说。

        起复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样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无改变,不过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词有曰:

        这几句话使苏轼低徊雒诵,顿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谢量移汝州表》,也竭尽哀慕之意。如曰:

        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这份谢表,呈达皇帝御前,神宗读后,顾谓侍臣道:“苏轼堪称奇才!”

        但还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如说兄弟并列于贤科,以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等语,自以为因诗词被谴,实非其罪,毫无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径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言者语塞。

        上述皇帝告词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一句话,使轼非常感动,后来知道此文出于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而震是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子发做了翰林院里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句,即是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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