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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访弟·殇子

        苏轼谪至黄州的第三年春四月,他的老友杨绘(元素)因举荐属吏王永年,被台谏纠弹,贬官荆南节度副使,乘这机会曾到黄州来看望过他。当时杨绘还对苏轼提起十年前,他接替陈襄来知杭州时,苏轼赠词《醉落魄》中有“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的句子,不料正应验了今日两人相同的命运,成了“语谶”,相与感叹良久。

        这次游罢庐山,还至九江,苏轼才得到好消息:上年(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皇帝南郊祀天于圜丘,大赦天下,杨绘亦援恩例起知兴国军,已至任所。苏轼感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惜从九江原路折回到与武昌甚近的兴国去看望杨绘。

        然后,苏轼一人再自兴国陆行,径赴筠州去看他的老弟。过瑞昌,自言“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这时候天气尚不太热,旅途还算轻快。五月一日至建昌,途遇苏辙的女婿王适(子立),再至永修,访问了李莘(野夫)、李常(公择)兄弟的故居,因为屋主久已不在,似已十分荒败。当时李常已离开舒州,在京做礼部侍郎,李莘亦官于他处,所以诗说:“何人修水上,种此一双玉。思之不可见,破宅余修竹。”他怀想故人,只是:“我来仲夏初,解箨呈新绿。幽鸟向我鸣,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挂乔木。”一种朋友契阔的怀念,更加深了他在流浪中的寂寞。

        到了奉新,先派人送信给苏辙说:“已至奉新,旦夕相见。”将至筠州前,又写了《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那篇长诗,说他“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虽然已可走到高安的南(蜀)江了,但是“念汝还须戴星起”,充分写出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热望。距高安二十里,苏辙等已在城外建山寺迎候了。

        苏辙在筠州,交游寥落,常相往来的,仅有洞山和云庵和尚、黄蘗的道全禅师和圣寿院的蜀僧有聪禅师。在接信之前几天的晚上,云庵和尚梦与苏辙及有聪禅师,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寺的戒禅师,醒后觉得奇怪,一早便来告诉苏辙。话未说完,有聪禅师却也来了。

        苏辙迎上去,大声对他说道:“他正与洞山老师说梦,您也是要来说梦吗?”

        “夜来,正梦到我们三人同去迎接五戒和尚。”有聪禅师说。

        苏辙拊掌大笑,说:“世间果有同梦的事,真是奇怪!”

        过不几天,苏轼的送信人到了。苏辙、云庵二人大喜,及期,雇了竹轿,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等他。

        苏轼到了寺中坐定,兄弟久别重逢,一时不便说话,苏辙就各将前些日子所做的梦说给他听,不料苏轼听后,说出一段故事来。

        “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梦见自身是个和尚,往来陕右一带。还有先妣孕我时,曾经梦见一个和尚要来我家投宿。还记得这和尚身材瘦长,瞎了一只眼睛。”

        云庵大惊道:“戒和尚是陕西人,瞎了一眼的。晚年弃五祖寺来游高安,终于大愚。从现在倒数上去,恰恰五十年。”

        苏轼这一年是四十九岁,大家相信五戒禅师是他的前身。苏轼自己也很信这话,至元祐中,在京城给云庵和尚写信,还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

        不但如此,自是而后,苏轼常穿衲衣,甚至将朝服套在衲衣外面,穿了就去上朝。那时候,哲宗皇帝还是十几岁的小孩,眼睛尖,好奇心重,他看得很奇怪,便问右珰陈衍道:“苏轼衬在朝章里面的是什么衣服?”

        “是道衣。”陈衍回答。

        哲宗听了一笑。

        苏轼来了,被款待住在苏辙家厅堂前厢的东轩里。

        说到苏辙的住处,比黄州的临皋亭还不如。他刚到高安时,就住在盐酒税局里,屋在江边,常遭水淹,而且敝旧不堪。后来乞得郡守的许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暂住,仍然是一所东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头来支撑欹斜,土补圮缺,才勉强可住。只有厅堂外那间东轩是自己新造的,还在轩前手种了两株松树,百来株绿竹,算是最富情调的一间居室,现在用来招待老兄。

        苏辙在高安的生活,远不如苏轼在黄州那样闲适。这盐酒税的差事,原来有三个人在做,苏辙来后,另外两个人适皆罢去,从此不再补人,一切琐事都压在苏辙一个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间隔着一条江水,都须坐船摆渡,自作诗说:“朝来榷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已够奔波劳苦了,何况他还必须整天坐在市场中,鬻盐、沽酒、秤量猪肉和鱼鲜,与那些市侩贩夫争论斤两,计较锱铢,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税场,关门渡江回家。回到家里后,他已筋疲力尽,昏然就睡。等他一觉醒来,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赶到江南去做同样的琐事。所以虽然造了这间东轩,并没有时间来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这次苏轼远来,才真派上了用场。

        这是苏氏兄弟黄州别后第一次重逢,而且是与他全家人的合聚,他们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讲眉山家乡土话,做家乡点心“水饼”来吃,毫无拘束地说笑话。

        苏轼最关心的是他的三个侄子,他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十多年前,时在济南,老三虎儿(苏远)出生还不久。现在老大阿梁(苏迟)年已弱冠,和老二阿罗(苏适)都已长大得能够高谈阔论了,连这最小的幺儿也已十一岁,开笔学习作诗了。他很高兴几个侄子都已长那么大,给他们写“别诗”,自问中夹着甚深的感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

        苏辙的公事,无人替代,甚至端午节那天,他仍然要去鬻盐沽酒,所以,苏轼只得带了三个侄子去玩了一趟大愚山的真如寺(这大愚山就是五戒和尚圆寂的地方)。

        在高安,只能住六七天,多年的盼望,却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照眼一亮便过去了。临别时候,他劝慰弟弟道:“三年磨我费百书,一见何止得双璧。愿君亦莫嗟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人生途中,难免风风雨雨,只是吹打愈狂,过去愈快,劝他不要为眼前的潦倒而沮丧。

        苏轼自己现在固然飘泊无归,但是,一个自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抱负,天生我才必有用,决不放弃拯物济时的责任,决不甘心使生命的意义从此失落。不过读书人虽要求用,但是立身处世,自有原则,决不放弃。他说了斩钉截铁的话,要他的弟弟不要担心他的前途:“知君念我欲别难,我今此别非他日。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这是苏轼可以自豪的志节,也是苏轼形体之外压不倒的英气。

        苏轼从筠州折回九江,要在九江等待留在黄州的家眷,来此会合。

        参寥自下庐山,也仍在九江等候,苏轼回来后,与他共住慧日院。九江旧名浔阳,当地有一唐代著名的道观——紫极宫,宋时改为天庆观。李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太白作此诗时,也在贬谪境况中,且与今日的苏轼,同为四十九岁。苏轼往游,兀自默诵着太白的原诗:“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世道有翻覆。……”一种时光流逝的压迫,一种落拓无归的际遇,使苏轼惊讶于人生真是变化莫测,没有可以肯定的存在,惘然和唱:“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吐露他寥落无依的伤感。

        天庆观的道士胡洞微,热烈接待苏轼。他说,他种有玉芝,一名琼田草,已经培养了七八年,再过几年,便成熟可食,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慨然预约,到时定当分赠。苏轼非常感激这胡道士的慷慨——时光流逝的怅惜连带产生服食长生的幻想,诗人李白最丰富的那份想象,同样激荡着这半百老人的胸襟。

        苏轼与胡道士于此订交,并将从磁湖得来的石菖蒲数本,一起托付这位道士代他培养。苏家全部眷口坐了大船从黄州到了九江,时将六月,参寥也要回浙江於潜去了,赋诗留别,苏轼和作,有“到后与君开北户,举头三十六青山”句,三十六峰系言嵩山,指河南府永安县的少室山,苏轼移置汝州,即在是地,意为约他将来更至汝州相见。

        苏辙《次韵作却寄迈迨过遯诗》,有云:“迈年最长二十六,已能干父穷愁里。”苏迈时将前往饶州德兴县去当县尉,苏轼决定先送儿子赴官,六月初九至湖口,父子二人还乘便游了当地的名胜石钟山。

        这石钟山就是郦道元《水经注》所记的“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奇景之地。

        当地的寺僧使一小童陪他们父子同往,手持小斧在水边乱石间挑选一两处敲敲,果然发出硿硿的回音,但是苏轼笑而不言,他一定要实地去勘察个明白。当夜,独与苏迈乘一小舟到绝壁下,果然听到山下石穴与江水相激荡,自然发出钟鼓一样的声音。舟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时,又发现有一大石踞于中流,此石中空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声音更加响亮。据说,历来游客看过便罢,像苏轼这样自棹小舟,夜探水石的人并不多。他自己也很高兴得此发现,写出《石钟山记》那篇有名的散文。

        苏迈须从湖口分程,自往德兴,初次出仕去当地方官了。老父特为检出一方砚台来,亲撰铭文相赠。那铭文说:

        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

        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苏轼和全家其他的人,则仍乘船溯江而南。经池州,六月二十三日到芜湖,七月初抵达当涂。

        乐全老人张方平的儿子张恕,时居当涂,邀请苏轼宴叙,并出家伎侑酒,不料家伎中却有黄州旧守徐大受的爱姬胜之在内,君猷死后,她已归了张家,不料在此相遇。

        苏轼本就非常喜欢娇小玲珑的胜之,也很欣赏她的冰雪聪明,在黄州时与她最熟,也写过好多阕词来赞美她,送过她好茶和好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受此物;又说过她是一个出身很好的女孩子等,似乎有一点秘密的爱意。

        这次意外重逢,王明清《挥麈后录》记有一则故事:

        东坡北归过南都,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古人本将姬妾视同私人财产,可以随意将她遣去或赠人,何况时在君猷身后,苏轼没有理由“掩面号恸”,除非他心里还有一份难忘的旧情,面对胜之嬉笑自若,毫无情意的态度,使他借君猷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作(姑熟再见胜之,次前韵)一阕以寄慨: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浥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回来便面。

        过姑熟堂下,苏轼偶读当地所印的“李白十咏诗”,不禁抚掌大笑道:“伪作败露了,岂有李白作这等诗!”后来听说王安国曾在秘阁中见过李赤集中有此诗。赤自比李白,所以名赤,据说为厕鬼所惑而死。苏轼说:“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

        苏轼观察敏锐,感觉力很强,并非完全是天赋,大部分得之于凡事认真的态度,对于浮夸、作伪的事,落在他的眼中,一点也不肯含糊,亦不肯人云亦云。游石钟山,他对那出于自然的天籁,非拏舟夜探,寻出根底不休;《姑熟十咏》伪诗,他不肯读过抛开,悻悻于赝物李赤;游庐山,在陈令举的《庐山记》中读到徐凝的瀑布诗,非但訾为“至为尘陋”,更讨厌他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的这种谎话,不惜作诗痛骂:“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十足表露苏轼求真求实的真性情。

        苏轼在当涂,往访诗友郭祥正(功甫),这郭功甫于熙宁年间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乐意做官,而以诗闻名,梅圣俞推誉他为“太白后身”。

        苏轼在郭祥正醉吟庵里喝酒,酒后兴发,索笔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画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气磅礴。祥正无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两支家藏的古铜剑。苏轼复诗为谢,才将何以当时有非“挥洒云烟”不可的冲动,解释出来道: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轼写字作画,大抵都在醉后,这是他自不讳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与艺术冲动相结合,借着痛快的笔墨,发泄他的感情。所以,此诗是苏轼画论的基础,此画则是苏轼盘郁胸中的块垒。

        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更重。郁闷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唯有借着酒醉,才能脱出尘俗世网,把自己暂时解放一下,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种刺激,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骂座,可以醉后痛哭;而艺术家者,则以笔墨这种工具,以借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都一样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

        苏轼这幅郭家漆屏上的醉画,在他的朋友中印象很深。苏轼殁后,黄鲁直于崇宁元年(1102)在荆南作诗曰:“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李端叔(之仪)更深入了解此画作者当时的心境,次韵诗曰:“大枝凭陵力争出,小干萦纡穿瘦石。一杯未釂笔已濡,此理分明来面壁。我尝傍观不见画,只见佛祖遭诃骂。人知见画不见人,纷纷岂是知公者。”画中重要的是作画者的精神,不是笔墨。所以端叔看这画,竟然不见画面,但看入画里的“芒角”和“槎牙”,而为之震栗:“汗流几案惨无光,忽然到眼如锋铓。急将两耳掩双手,河海震动雷电吼。”

        一个惯弄笔墨的人,无不讲究使用的工具,癖好文房用品,苏轼更不例外。黄州文化落后,苦无笔墨,他作诗说:“我贫如饥鼠,长夜空咬啮。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所以一旦身还江淮,到了当涂,他即热烈寻求仅次于广州端石的歙砚。不料他又遭遇了一次小型“笔祸”。

        苏轼曾作《凤咮石砚铭》,中有“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句。其实龙尾是歙砚中的上品,曾为南唐李后主所爱用,石质紧密温顺,扣之声如玉振。所以歙人认为他的品评不公,便赌气说:“您既自有凤咮,何必再求龙尾。”

        当地的奉议郎方彦德,家藏一方龙尾大砚,他说:“阁下倘能作一诗,稍解前语,即当将此大砚奉赠。”

        苏轼果然作了《龙尾砚歌》,得到了这方歙砚。又将郭祥正送他的铜剑换了张近(几仲)的龙尾子石砚。

        唐坰送他张遇墨半丸,张遇是李廷珪、李承宴后一人,苏轼珍视之为“乌玉玦”。老朋友孙觉(莘老)上年与李常同时被召至京,任太常少卿。初入经筵,例有文房之赐,莘老不善书法,佳墨名笔对他都无用处,便转送了苏轼。苏轼得到,不啻贫儿暴富,作诗四首为谢。苏轼此时,漂泊江淮,穷无所归,却亟亟于求砚弄墨,说是个人的爱癖,也只有深怀艺术感情的人,才能有此近于沉迷的嗜好。

        然而,苏轼全家这段长江上的旅程,恰在六七月间铄石流金的大热天,日晒船蓬,水蒸炎暑,生活在这小小船舱里,长达两个月,怎能不人人生起病来。最先病倒的是王夫人,答袁真州书:“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贱累更卧病,殆不堪怀。……”他自己的疮毒也复发了,与文玉帖说:“某到金陵,疮毒不解,今日服下痢药,羸乏殊甚。……”

        在这种情形下,身体的抵抗力很重要。老年人抵抗力弱,所以病了。初生的婴儿,抵抗力更弱,侍妾朝云所生的遯儿,还不满十个月,禁不住湿热夹攻,于七月二十八日一病殇于金陵舟次。

        老年丧子,本是人生一大苦事,苏轼痛悼不已,只归咎于自己的恶孽,连累了这个孩子,不得长大。亲自将他抱去金陵埋葬,葬后,双手空空回来时,一路上禁不住老泪纵横起来。

        朝云,这个失去爱子的年轻母亲,更是整日整夜,只伏在床上痛哭,遯儿是她唯一的命根子,口口声声要和这个孩子同去。突然失去婴儿吮吸的乳房,涨满了乳水,溢流出来,湿透了床褥,他穿的小衣裳,还挂在衣架上,令人触目心伤。苏轼没有办法安慰她,作《哭子诗》曰:

        苏轼很奇怪,人生梦幻一场的了悟,早有认识,何以事到头上,仍然一点都想不开,啮心的痛苦丝毫解脱不得。正如平日储藏药物已如山积,一到疾病上身,仍然觉得无药可医,听任这把“恩爱”的利刃,来切割老人的肝肠。

        苏轼只想大哭一场,把所有的悲哀一齐发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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