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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纪录片二 苏门六君子

二 苏门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当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义气相投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

        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

        晁补之,字无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阁校理。

        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致。”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

        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

        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

        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

        “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

        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

        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

        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赒济他的困境。

        晁无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夫人与赵挺之的夫人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夫人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得年才四十九岁。

        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

        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悭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

        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赒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委婉,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

        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

        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

        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

        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

        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

        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

        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头,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猫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至邻家。

        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

        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

        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

        李廌文词肆放,苏赋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诗。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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